休士頓的週日夜晚，空氣潮濕得像是要把人擰出水來。
窗外正下著一場典型的德州暴雨，雨點重重地砸在玻璃上，和室內中央空調低沉的運轉聲混成一片。我站在公寓的廚房中島前，將剛燒開的熱水注入手沖壺，看著溫度計的指針緩緩回落到92度。
這是我的儀式。每當我在治療室裡承接了太多的張力，我就需要透過這個過程讓自己「歸零」。我拿起壺，手腕輕轉，熱水在深烘焙的咖啡粉上畫出第一圈漣漪。粉層瞬間膨脹，釋放出焦糖與堅果的香氣。這叫「悶蒸」（Blooming）。在這個階段，你不能急著注水，必須等待二氧化碳釋放，等待咖啡粉準備好接受萃取。
看著那層鼓起的泡沫，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阿建，還有那個被兩股力量拉扯的家。
現在的阿建，就像這層正在悶蒸的咖啡粉。他正處於極度高壓的狀態，但他被要求「不能動」、「不能急」，只能眼睜睜看著妻子和小姨子把凱凱帶走。
週六早上，芷萱和姿穎執行了那場「以愛為名的綁架」。她們把凱凱帶回了那個位於Sugar Land（糖城）的岳母家——那個地名聽起來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甜膩的隱喻。在那座充滿大理石地板、傭人和無限制iPad的豪宅裡，凱凱這一週在學校建立起來的規則，大概已經像沙堡一樣被沖垮了。
我繼續注水，水流穩定地畫著同心圓。
這兩天，姿穎的那句話一直像幽靈一樣纏繞著我：
「你現在是在當他的爸爸？還是在當他的治療師？」
這句話之所以讓我感到刺痛，不僅是因為它擊中了阿建的軟肋，更因為它喚醒了我心中一段塵封已久的記憶。
我想起了以琳。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們已經論及婚嫁，連戒指都看好了。我們住在Montrose區的一間老公寓裡，也像現在這樣，每個週末早晨我會沖咖啡給她喝。
那時候的我，年輕氣盛，剛拿到執照，滿腦子都是系統觀點和溝通模式。每當我們吵架，我就會自動切換成「治療師模式」。我分析她的原生家庭焦慮，我同理她的防衛機制，我用最完美的同理心句型去拆解她的憤怒。
我以為那就是愛。我以為我在幫她「成長」。
直到那個下著大雨的夜晚，就像今天一樣。以琳收拾好行李，站在門口。她沒有哭，只是用一種看透了的眼神看著我。
她說：「阿嘉，跟你在一起太窒息了。你永遠都是對的，你的情緒永遠那麼穩定。但我感覺不到你的溫度。我不需要一個會分析我為什麼生氣的治療師，我只需要一個會陪我一起失控、會抱著我說『他媽的這世界真爛』的男朋友。」
她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和滿屋子的心理學書籍。
我停下注水的手，看著濾杯裡的液面緩緩下降。
現在的阿建，正站在我當年的懸崖邊。
姿穎之所以可怕，不是因為她的理論有多正確，而是因為她精準地把阿建塑造成了一個「沒有溫度的正確機器」。她暗示芷萱：妳的老公不愛妳，他只愛他的理論；但我愛妳，媽媽愛妳，我們才是有溫度的人。
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
如果阿建繼續堅持用邏輯、用事實、用「遞衛生紙」這種冷靜的方式來對抗，他可能會贏得真理，但他會輸掉芷萱。因為在極度焦慮的時候，人會本能地游向溫暖的水域，哪怕那是溺愛的沼澤。
我拿起咖啡杯，輕啜了一口。咖啡特有的果酸在舌尖散開，隨後是回甘。
阿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戰術。戰術可以幫凱凱洗碗，但救不了他的婚姻。
作為他的治療師（或者說，一個走過同樣彎路的朋友），我必須幫他找回「人味」。
他太像一個戰士了。他穿著厚重的盔甲，手裡拿著「界限」的盾牌，對抗著整個家族的攻勢。但他忘記了，盔甲雖然能擋住箭，但也隔絕了擁抱。
我放下杯子，走到客廳的落地窗前。休士頓的夜景在雨中顯得模糊不清，只有遠處高速公路上模糊的車燈在流動。
我在腦海中預演著下一次的會談。
當凱凱從「糖城」回來時，一定會出現劇烈的「戒斷症狀」。他會哭鬧得更厲害，因為他嘗到了甜頭。芷萱會更崩潰，姿穎會更得意。
那時候，阿建如果再拿出那一套「消弱反應」的理論，這個家就真的完了。
我拿起手機，在備忘錄裡寫下了一個關鍵詞：
「示弱（Vulnerability）」。
要對抗姿穎的「偽專業霸權」，阿建不能比她更強硬。相反地，阿建需要脫下他的治療師外衣，讓芷萱看到他的恐懼、他的無助，以及他那顆也會受傷的父親之心。
唯有真實的脆弱，才能擊碎虛偽的完美。
「阿建，」我對著窗外的雨幕輕聲說道，「這一關很難過。你得學會輸，才能贏。」
雨還在下。這座以太空探索聞名的城市，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重力。而阿建，必須在失重與墜毀之間，找到降落的方式。
2012 K. in Hous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