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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多數黨國民黨聯合民眾黨，去年（2024年）修正《憲法訴訟法》並經三讀通過、公告施行，新法規定參與釋憲判決評議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10人，宣告違憲時，同意違憲宣告的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9人。然而，憲法法庭5名大法官昨（20日）逕自判決《憲法訴訟法》修正案違憲，並自公告日起失其效力。更荒謬的是，這「五人幫」以「若將此時序拒絕評議的3位大法官人數，計入憲有總額人數，則本庭將無法實質審理本件及其他任何憲法解釋聲請案......將持續拒絕評議的3位大法官，由現有總額中扣除之」，這3位拒絕參與這場判決的，包括楊惠欽、蔡宗珍、朱富美3名大法官，黨同伐異，如同執行總統賴清德日前在所謂「團結國家十講」中提到的「打掉雜質」。
楊惠欽、蔡宗珍、朱富美3名大法官發出的不同意「114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法律意見書中提到，「司法院大法官負有憲法忠誠義務，應恪遵憲法及有效法律，始得行使職權。憲法法庭未依法定人數合法組成者，自始即非法律意義下之審判組織，不具審判權。倘若未依法成立之審判組織，仍得以裁判行使憲法審查權，勢將動搖權力分立之基本結構，並侵蝕法治國對司法權行使前提之根本要求」。事實上，無論是新法的評議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10人，亦或舊法規定的6人（還需要取得「過」半數同意），只有5人就逕自做成的所謂「憲法判決」應自始至終無效，全國各機關與人民不需遵守。
「五人幫」行徑猶如納粹奪權在國會投票總額「扣除共產黨」翻版
當憲法法庭被執政者的打手與鷹犬所挾持，就是對民主制度的政變，也是帶頭毀滅憲法。 1932年7月和11月，德國威瑪共和國兩度舉行議會舉行大選，納粹黨雖然分別以230席、196席成為第一大黨，但距離過半數所需305席仍有很大差距，加上國會選舉未能組成多數派政府，最後由19位工業、金融和農業代表簽署的請願書（Industrielleneingabe），要求時任德國總統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任命希特勒（Adolf Hitler）為德國總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就任，並組織聯合政府。希特勒政府隨即敦促興登堡解散國會，並宣布於3月5日舉行選舉。就在選舉前，2月27日發生國會縱火案，緊急內閣會議上，希特勒宣稱這場火災使事態演變為「與德國共產黨進行無情的對抗」，且這場對抗不能「受制於司法考量」。儘管時任副總理（也是希特勒上一任的德國總理）帕彭（Franz von Papen）反對賦予內閣必要時接管州政府的條款，但《保護人民和國家的帝國總統令》（Verordnung des Reichspräsidenten zum Schutz von Volk und Staat）法令仍獲通過。最終由興登堡總統簽署法令使其生效。《保護人民和國家的帝國總統令》第一條直接表態，「德意志帝國憲法第 114、115、117、118、123、124 及 153 條暫停施行，直至另行通知。因此，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外，限制個人自由、言論自由（包括新聞自由）、結社和集會自由，侵犯信件、郵件、電報和電話的秘密，下令搜查和扣押，以及限制財產權等行為均屬合法」。以此在選舉前逮捕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和成員，從而壓制了共產黨的選票，鞏固了納粹的地位。在納粹衝鋒隊「輔助」警察監督投票下，1933年3月5日，納粹黨獲得288票，儘管仍未單獨過半，但已經成功「打掉」共產黨這個在納粹眼中最大威脅的「雜質」。
隨後，納粹發動《解除人民與帝國苦難法》（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交由國會投票，該法案賦予政府預算、批准條約以及頒布幾乎任何法律的權力，無需國會參與。在3月23日投票當天，81位共產黨籍國會議員並未出席會議（因納粹政權已經剝奪其議員資格），這些席位被直接從法定總數中扣除，使得原本需要達到的三分之二多數門檻大幅降低，國會總席次從647席降至566席。社會民主黨是唯一公開反對的政黨。該黨120名議員中，94人出席並全數投下反對票，另有26人因各種原因缺席。然而面對納粹黨及其他政黨的聯合支持，社會民主黨的反對顯得孤立無援。至於代表各邦的參議院（Reichsrat），由於納粹已在地方層級完成權力整合，各邦政府派出的代表一致支持此項修憲案，未出現任何反對聲音。這個法案的通過，象徵《威瑪憲法》名存實亡，德國正式進入納粹時期。當時，德國最高法院（Reichsgericht）對1933年授權法的處理完全背離了傳統司法的制衡角色。該法院不僅未對授權法提出任何法律質疑，反而實際上為納粹政權的合法性背書。
時至今日，中華民國的五名大法官在憲法判決文中以「將持續拒絕評議的3位大法官，由現有總額中扣除之」，並挾著所謂憲政危機逕自判決，不正如同當年納粹也以共產勢力威脅，濫用《威瑪憲法》第48條的緊急狀態擴權？
試問尤伯祥，惡法亦法嗎？
這「五人幫」裡的尤伯祥，過去號稱是人權律師，過去在蔡英文政府時代擔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兼任委員時，他曾寫下《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之刑事案件類型與分析》一文，如今看來有多諷刺。文中稱，「在漫長的白色恐怖統治歲月裡，更多的是倚賴意識形態灌輸，以及藉由穿上法治偽裝的加害體制來控制社會，以體制化、官僚化的方式迫害人權」，文末更直言，「民主轉型迄今，法律社群從來不曾直面法律人在威權統治時期的真實角色......比起其他群體，法律社群對威權時期集體失憶的情況更加嚴重。認同惡法亦法，肯認威權統治時期種種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惡，都是為了國家安全不得不為的幽靈，至今仍盤旋在許多法律人的腦中。不進行『除魅』，法律社群就很難真正忠於法治，願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遭到暴政威脅時挺身抵抗。為了『除魅』，將這個幽靈趕出法律社群，法律人必須『喚醒』自己在威權統治時期的真實記憶」。
如今，尤伯祥等人以「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已面臨存亡危機，大法官責無旁貸」為由，聲稱「徵諸歷史，有志專制的野心家經常在民主多數的支持稱掌權，然後以經由民主程序產生的法律拆解憲法中的權力制衡系統，進而逐步取消民主」，卻根本性忽略我國當前的大法官產生方式，已經打破權力制衡的基本原則。當所有的大法官都來自於執政黨（即控制總統府與行政院）的提名與通過時，這不正是你們口中「民主拆解憲法中的權力制衡系統」嗎？當多數民意的在野黨在五權分立僅佔有立法權一項之情況下，對於少數政府提出的大法官人選不滿意而封殺時，何來取消民主可言？
要「除魅」的，恐怕不是尤伯祥口中的法律人，而是尤伯祥自己。
想想「四人幫」的下場
過去，中共在文革期間有所謂「四人幫」，即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不僅一手策動文革，更對中共內部發動清洗，拉下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甚至不惜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將矛頭指向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加速奪權，王洪文甚至繞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另設「中央辦公廳值班室」，並用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通知全國各地，試圖拉下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隨後，華國鋒與時任國防部長葉劍英聯手擋下懷仁堂政變，將「四人幫」以「王張江姚反黨集團」、「江青反革命集團」為名，分別判處死刑與無期徒刑等，下場淒涼。
如今，中華民國司法院的「五人幫」若要效忠於少數政府的總統，並開始一連串違法違憲的所謂「憲判」前得好好思考，你們是否要步上與「四人幫」一樣的下場？權力不會是永遠的，但魔戒卻足以讓你遺臭萬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