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裡的人一直以為，會議只存在於市政廳裡，那些長桌、椅子、文件與水杯所圍成的空間，才配得上「開會」這個詞，然而他們錯了，因為真正的會議是在一個早晨開始的，沒有通知、沒有主持人，也沒有任何人舉手要求發言，它只是開始了，像一條忽然決定改變方向的街道，逼得所有人不得不停下來看看。
那天早上，第一個停下來的是一個孩子。
孩子名叫阿邦，他正準備穿過廣場去學校，書包在背後輕輕晃動，鞋底與石板摩擦出熟悉的聲音，他已經走過這條路無數次，閉著眼睛都能抵達對面，正因如此，他才會在那一刻感到不安，因為他的腳忽然拒絕了下一步，並非疼痛，也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清晰到近乎固執的想法 ── 現在不該再往前走了。阿邦站住了。
他低頭看自己的腳，腳沒有問題，抬頭看前方的路，路也沒有問題，天空乾淨、空氣正常，世界沒有給出任何合理的理由來支持這次停下，可是阿邦就是停了下來，且站在半路上，像被一條看不見的線拴住。
第一個經過的行人差點撞上他，皺著眉繞開，第二個人停了一秒，似乎想說什麼，最後還是走了，第三個人索性站在他旁邊，因為他忽然發現，自己也不急著走了。
於是，兩個人就停了下來，站在那裡。
這並不是抗議，也不是行為藝術表演，更不是某種集體意識的前兆，因為他們甚至沒有交換眼神，只是站在那裡，時間像被放慢了腳步，卻沒有停止。
很快，第四個人、第五個人加入了，有人是出於好奇，有人是因為走不過去，也有人只是突然意識到，站著並不比走著更困難。
等到警察局接獲報案時，廣場中央已經站了上百個人。
上百人群因某種不明原因聚集！這可是群眾事件，甚至出動了三輛警車，大批警察來了，問現場群眾，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卻沒有人回答，因為沒人回答得出來所以然，根本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又要如何解釋發生了什麼？
警察又問：「你們為什麼要站在這裡？又沒有明星要來，或是抗議活動？」
一個婦人想了很久，說：「有沒有一種可能？也許因為這裡是廣場，而廣場本來就是用來停留的地方。」
警察覺得這個回答不夠正式，但又找不到反駁的理由。
市長也匆匆趕來了，他站上臨時搭起的小台子上，看著下面的人群，第一次感到語言的無力，他準備好的稿子談的是秩序、效率與市民責任，可是眼前的人們並沒有破壞任何秩序，他們站得不擁擠，不吵鬧，甚至為彼此留下空間，他們只是站著，像一群正在等待某個尚未被提出的問題。
於是，市長說了一句他自己也沒有預料到的話，他說：「如果你們願意，可以告訴我，你們有什麼訴求嗎？」
沒有人立刻回答。
過了很久，久到市長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應該鞠躬下台？
一個聲音才從人群中響起，那是一位年輕的女孩，她說：「我在想，我每天都在走，卻不太清楚自己應該走向哪裡？」
這句話並沒有激起掌聲，因為沒有人覺得這是標準答案，它只是被聽見了，然後另一個人接著說：「我留下來，只是覺得，我如果現在離開，會不會錯過什麼？」
另一個人又說：「我其實什麼都沒想，但站在這裡，讓我覺得不用被什麼推著走。」
第一個停下來的孩子阿邦聽著這些話，並不完全明白，但他知道，這和學校裡的回答不一樣，沒有對錯，也沒有結論，只是一種偶然發生的狀態。
消息很快傳遍整座城市。
有人從辦公室走出來，來到街頭；有人從市場回來，把籃子放在腳邊；甚至有幾位老人，被家人扶著來到廣場，他們站得不久，卻堅持要站一會兒，說這樣比較容易想起一些被遺忘的事情，雖然他們並沒有說清楚是哪些事。
城市開始悄悄改變節奏。
公車依舊行駛，但會在廣場外繞行；商店照常營業，只是顧客來得零零散散；學校沒有宣布停課，卻有越來越多空著的座位，老師們站在講台上，講著原本準備好的內容，卻不時會停下來，因為他們發現，連自己也開始分心 ── 分心去想，如果現在走出去，會不會有更多創意或新奇的見解出現。
第三天，有人開始在廣場邊緣放下椅子。
這並不是妥協，而是一種延續，站久了，坐一下似乎更符合身體的需求，沒有人反對，因為這場「集體行為」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規則。有人帶來水，有人分享麵包，沒有分配，也沒有感謝，因為需求本身就是存在的理由。
政府曾經試圖介入，文件被擬好，標題寫著「關於公共空間長時間佔用之臨時管理條例」，但文件送到廣場時，沒有人去接收，並非拒絕，而是根本不知道該交給誰，這裡沒有代表，也沒有核心，只有一種分散卻持續的存在狀態，官員們第一次意識到，公權力找不到行使對象時，會顯得非常笨拙而可笑。
阿邦的母親來找他，問他為什麼不去上學。
阿邦想了很久，說：「我正在學習，只是老師不是只有一個人。」
母親想責備他，卻又說不出口，因為她忽然發現，自己每天教育孩子的那些話，似乎從未真正回答過孩子的問題，她站了一會兒，最後也沒有離開。
夜裡，廣場上亮起燈。人們自由來去，累了就休息，有人回家睡覺，第二天再來，有人乾脆在原地鋪上毯子，星空在上方展開，城市的聲音變得稀疏，像是終於意識到自己可以沉默不語。有人開始低聲交談，不是討論未來，也不是回顧過去，只是描述此刻的感覺，腳的重量、風的方向、身旁陌生人的呼吸節奏。
一週後，城裡的人發現，沒有人再問這場事件什麼時候結束。
因為它已經不再是一個事件，而成了一種方式，一種允許自己停下來、不立刻得出結論的方式。有人回到工作中，卻走得比以前慢；有人重新安排生活，留下一段不被填滿的時間；阿邦終於回到學校，坐在座位上，卻知道，站著的感覺已經留在身體裡。
廣場恢復了通行。
石板依舊、噴泉依舊，人群再次流動，只是偶爾會有人在中途停下來，不為任何理由，站一會兒，再繼續走。市政廳沒有為此立法，也沒有紀念日，因為這座城市學到的事情太過簡單，簡單到無法被正式記錄。
而那場「停一停」的突發事件，仍然在某些人的心裡進行著，沒有主席、沒有結語，只是不時提醒他們，世界並不總是要求立刻前進，有時候，站著，本身就是一種存在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