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中立的糧食政策
當我們討論「吃得好」時，往往把焦點放在個人的選擇：多吃蔬菜、少吃加工食品、到市場購買有機蔬果。然而，若從國家政策的角度觀察，便會發現不少看似中立、甚至出於善意的政策，其實正在形塑整個糧食系統，並最終影響每一個人的飲食選擇。
以英國為例，政府多年推動的學校免費午餐政策（Universal Infant Free School Meals），目的是讓所有小學低年級學生，不論家庭收入背景，都能每天吃到一頓營養午餐。這項政策看似只是福利措施，實際上卻代表了國家對「營養飲食」的制度性承認與介入，提醒社會：飲食從來不只是個人選擇，更是一項公共政策與政府責任。
在香港，學校午膳同樣是長期爭論的議題。外界關注的，往往不是是否提供午膳，而是政策設計是否真正保障學生健康——在營養標準、成本壓力與實際執行之間，矛盾屢見不鮮。有家長指出，部分學校因成本考量，長期選用價格較低卻營養有限的食材，令孩子的飲食質素備受質疑。這些看似屬於「日常生活安排」的問題，其實深植於政策取向與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之中。
正因如此，這些看似中立、甚至本意良善的政策安排，往往在無形中塑造了社會的飲食習慣、健康差距與食物供應結構；其影響既深且廣，卻常被忽略。
農業補貼如何塑造市場
如果說學校午膳讓我們看見政策如何影響個人生活，那麼農業補貼則揭示了政策如何從根本上重塑整個糧食供應市場。
補貼從來不只是「補錢」那麼簡單，而是明確的政策訊號：政府選擇支持哪些作物、哪些生產方式，往往直接影響市場結構與消費模式。當補貼傾向高產值、出口導向或資本密集型農業時，其他以多樣性與營養為核心的農業模式，便容易被邊緣化。
在歐洲，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自1950年代起，一直是歐盟規模最龐大的政策開支之一，原意在於穩定農業收入並保障糧食供應。然而，實際資金分配卻高度不均：研究顯示，對畜牧與大型農場的補貼遠高於植物種植與中小型農戶，令後者在市場中愈發難以競爭，同時亦讓部分不環保的生產方式在制度層面被默默支持。換言之，名義上是「保護農民」的政策，實際上卻更多鞏固了既有的權力結構，而非提升整個糧食系統的多元性與韌性。
美國的情況亦相似。政府長期對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提供高額補貼，大幅降低相關原料成本，使含玉米糖漿、植物油的加工食品能以極低價格流通。從消費者角度看，「便宜」彷彿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但這其實是政策導致的價格扭曲，而非真正的市場自由。加工食品的低價，正源於補貼原料結合工業化生產的結構安排；營養不良、高糖、高脂食品在貧困社區特別普遍，正是這套制度的結果。
結構性不平等
於是，一個明顯的悖論浮現：健康飲食看似是個人責任，實際上卻深受結構性力量制約。對低收入家庭而言，「吃得健康」往往意味著同時承受價格、供給與教育三方面的壓力。
在價格層面，當補貼使加工食品更為便宜，而新鮮蔬果與全穀類食材價格相對高昂，家庭在有限預算下自然傾向選擇前者。例如在美國，不少低收入社區因價格與交通限制，形成所謂的 food deserts（食物荒漠），居民難以接觸到價格合理且品質良好的健康食材，健康問題因而長期難以改善。
在供給層面，農業補貼與市場結構推動了高度標準化的大規模生產，使超市貨架長期充斥高熱量、低營養的食品；相對而言，小農與小型市場的生產與流通成本更高，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結果，能夠穩定選擇營養豐富食物，彷彿逐漸成為某些社會階層的特權。
在教育層面，飲食健康知識的不均等亦加劇了不平等：缺乏營養教育、烹飪技能與時間資源，使部分家庭更容易被廉價加工食品吸引，進一步陷入不健康飲食的惡性循環。
這些因素交織而成的，正是一種「結構性選擇」：看似自由的飲食選項，其實早已被政策取向、價格機制與供應條件所框限。當制度讓不健康食品更便宜、更普及，而健康食物缺乏競爭優勢時，「選擇」往往只是一個空洞的說法。
政策背後的公義
當我們真正看清糧食政策的運作方式，便會明白：糧食政策同時也是公共衛生政策、國民健康政策，更是一項社會公義政策。它不僅形塑農業結構、價格機制與供應模式，更深刻影響每一個人的飲食選擇與身體狀況。
一個以公義為核心的糧食政策，不應只滿足於「提供足夠食物」，而是要確保每個人都有公平機會獲得營養充足、文化上合適的食物。當政策過度追求產量與成本效率，便容易切斷飲食與健康、文化與尊嚴之間的連結，最終只在數字與流程上成功，卻未必改善人民的生活。
因此，「食得飽」與「食得好」不應被視為對立的選項。一個真正讓人「食得好」的糧食政策，才是讓公義真正落實於日常生活的制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