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長期以來官方運用強力推行的海禁政策，企圖限制海上貿易的發展，然而生活在東南沿海一帶的民眾，原本就是靠海謀生，且海外商人亦對中國產品有巨大需求，因此即使官方強推海禁，走私貿易卻是未曾斷絕。至明朝嘉靖年間，國勢日衰，海防日益鬆懈，沿海居民開始與日本人、佛朗機人合作進行走私。這些海商平時靠著走私維生，而遇到機會又會化身為海盜，對沿海地區展開劫掠，因為組成分子有日本人與偽裝成日本人的中國人，因此他們便被統稱為「倭寇」。這些倭寇當中，以王直(汪直)最為重要。王直在上書請求開放海禁被拒後，轉而與日本平戶藩大名合作，展開倭寇活動。
出身廣東省廣州府新安縣的鄭舜功便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鄭舜功早年經營海外貿易，因而深諳航海之道。早在1529年，鄭舜功便曾追隨日本僧侶昌虎首座前往京都，並在此為室町幕府管領畠山義宣(畠山義堯)辨別漢和藥物，從而首度登上歷史舞台。
嘉靖年間，倭寇猖獗，當明朝開始認真對付他們時，這些倭寇便退往平戶躲避。明朝於是意識到要根除倭寇，有必要對倭寇有更全面的了解，於是便公開徵求意見。此時身為百姓的鄭舜功便進京建言，建議派遣使者前往日本刺探情報，鄭舜功的建言很快便得到兵部尚書楊博的賞識，將他轉介給總督南直隸浙福軍務的楊宜，於是楊宜便照楊博的指示，派遣鄭舜功出使日本，以打探日方情報。
1556年五月，鄭舜功便帶著從事沈孟綱、胡福寧等人從廣東出海，東渡日本。鄭舜功一行人經琉球海域北上，原擬直接航向京都，但因途中遭遇暴風雨，因此漂流至豐後國登陸。隨後，受到當時統治北九州的大名大友宗麟與統治周防、長門二國的大名大內義長的款待。翌年，鄭舜功吩咐沈孟剛、胡福寧等人跟隨日本船隻前往京都，謁見日本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輝，並在經過對京都政界進行詳細調查後，轉而以天皇及其近臣，以及實際掌握京都的三好長慶展開政治工作。至於留在豐後的鄭舜功，則專注遊說大友宗麟查禁轄地的倭寇活動，並在滯在期間為大友氏工作。此外，他也趁此機會蒐集當地倭寇活動的情報。最終鄭舜功一行人圓滿完成任務，於是他們便於1557年與日方使者僧侶清授等人一同返回中國。
就在鄭舜功在日本活動期間，鄭舜功的上司楊宜就因為抗倭不利，遭到明朝革職，取而代之的是胡宗憲。胡宗憲接任後，隨即派遣陳可願、蔣洲出使日本，陳可願、蔣洲後發先至，搶先一步與並對日本與倭寇的情報已有一定了解。但當時胡宗憲為了保住官位，竟反而將蔣洲羅織下獄，於是同樣出使日本的鄭舜功也因此難以倖免，遭到胡宗憲迫害，下獄長達7年，直到胡宗憲垮台，才得以獲釋出獄。
在獄中期間，鄭舜功始終期望促進明日建交，為了將自己探得的日本情報留下，因此他將這一切寫成《日本一鑒》十六卷，其中包括《窮河話海》、《絕島新編》、《桴海圖經》三個部分。鄭舜功對日本的觀察入微，在《日本一鑒》中頗有體現，也因此留下許多寶貴的記錄。因此，鄭舜功的《日本一鑒》毫無疑問是研究明代倭寇、日本戰國史及中日關係的重要史料，加上這些資料都是由他親身經歷、刻意搜集而來的，因此他所寫下的《日本一鑒》便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