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據稱有二條記述歷史的原則或傳統。一是《春秋公羊傳》中提出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一是出自于《春秋左傳》中的『董狐筆』與『齊太史簡』事蹟 ，被歸結為 『秉筆直書』。文天祥在《正氣歌》稱讚他們的節氣：『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無庸置疑，古代史書基本上遵循『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原則。『秉筆直書』，除了這兩個孤例外，非常罕見。從少有發生而言，『秉筆直書』根本上算不得古代記述歷史的傳統。即使這兩個事例，細究起來，也不是『秉筆直書』；而仍然是為尊者諱，但不為『逆者』諱。
先來看所謂的『董狐筆』。
晉靈公無道，晉國大夫趙穿殺死了靈公。大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趙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
董狐認為趙穿殺死靈公時，趙盾雖出逃了，但並未離開晉國境地，作為正卿，有保護君王的責任和機會，理應阻止趙穿弑君。而且返回京城後又不組織人馬討伐逆賊，就等同於弑君。
趙盾覺得很冤枉。但聽了董狐的解釋後，也不再辯解了。而埋怨自己留戀晉國。引用詩經中的詩句『我之懷矣，自詒伊慼』來自我開釋。『唉！《詩經》裡說：「因為我的留戀，給自己帶來了憂愁」，大概說的就是我這樣的人吧！』
孔子讚歎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孔子首先讚歎董狐，認為他記載史事彰顯禮法，不隱瞞違反禮法的事情。其次稱讚趙盾是個好大夫，很有風度，為了維護禮法而寧願背受惡名。同時為他感到惋惜。跑得慢了，如果在晉國發生禍亂時跑得快，跑出了國境，就可以免去罪責。
就事實而論，董狐說『趙盾弑其君』，就不是『秉筆直書』。趙盾既不是弑君的主謀也沒有參與其中，只是沒有堅守自己責任。最多就是個不作為的責任，失職而已。而董狐卻將其上升到弑君這樣的大逆之罪，完全不符合事實。孔子也很搞笑，認為逃出國境了，就能免責；沒逃出國境，就不能免責。
而更要害的是，孔子這裡稱讚董狐『不隱』是有前提的。孔子並不是要求所有事都應當不隱，而是不隱像『犯上作亂』、『弑君弑父』等違反周禮的事件，違反等級秩序的事件。不隱的目的是『書法』。因之，董狐的『書法不隱』並不能歸結為在所有歷史記述上『秉筆直書』這樣一條原則。
『齊太史簡』的事例也是同樣的道理。
齊莊公好色，利用權勢私通大夫崔杼的美貌妻子棠姜，並多次羞辱崔抒。崔抒不甘戴綠帽，設計在自家捉姦齊莊公與棠薑，並殺死了齊莊公。
（齊國的）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太史因記載『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殺害，他的兩個弟弟相繼承襲史官職位，仍重複哥哥的記述，前仆後繼，皆被崔杼殺害。太史還有一個弟弟，接著承襲史職，又如是書寫。一門四兄弟都是史官或備選人。崔杼殺不動了，就放棄了改變歷史記載的作法。南史氏聽說太史兄弟皆死，提著竹簡趕來準備接替書寫，得知記錄成功才離去。看來當時擔任史官是要有資格的，可能是某些書香門第的家庭成員才有資格擔任。不能由君主隨意指定。
當太史兄弟前仆後繼地在竹簡上寫下『崔杼弑其君』時，他們實際上是選擇性失明。在他們的觀念中，崔杼作為臣子殺害了國君，這是顛覆社會根基的罪惡。為了彰顯此惡，史官堅持使用貶義最強的『弑』字，拒絕了崔杼要求改寫的要脅。
儘管《左傳》在敘事部分提到了靈公的暴虐和莊公的淫亂，但在作為正式歷史定論的『書法』中，靈公和莊公被弑的原因被降格甚至隱去。孔子在《春秋》經文中對這兩件事的記述極為簡略。一是『（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二是『（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只是後來的《左傳》對經文作了進一步解釋，記述了兩個君王的荒淫無道。通過這種筆法，靈公和莊公被固化為一個『被弑的君主』這一受害者身份，而其生前的無道行為在這一刻因『弑』這一大惡的出現而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赦免。
在史官看來，國君淫亂和辱臣只是失德，過錯不大，就採取邊緣化和隱晦化敘事，以維護君主制的整體尊嚴；而臣下弑君報仇，則是綱常顛覆，罪大惡極，就大書特書，顯性化記錄，以確立臣道的絕對邊界，不得犯上作亂。反過來，如果崔杼與齊莊公換下位，崔杼給齊莊公戴了綠帽子，那齊莊公因此殺了崔杼，那齊國的史官就會記載成『齊君誅崔杼』，給予正面評價。
通過這種『雙標敘事』，史官成功地將一場因君王失德引發的血案，轉化為了一場關於『忠逆』的宏大倫理審判。這裡的『直』，實際上是史官利用敘事權力對『逆者』進行的精准打擊。史官的堅持，並非單純為了記錄『有人殺了君主』，而是為了維護『君不可殺』的絕對誡命。
因之，這兩個事例並非秉筆直書，並非客觀的記錄史事；而仍然符合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義』筆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對尊者親者和賢者的過失輕描淡寫，略而不詳，甚至加以隱瞞；而對卑者、疏者和逆者的過失則大加鞭撻。不能一視同仁。其目的在於維護儒家的『尊尊親親』的倫理和社會秩序。
但這兩個事例也說明這些史官有不屈從於權力，堅持自己的書寫原則的精神，甚至將之置於自己的生命之上。而後來，就再沒有這樣的事例發生了。原因在於，先秦時諸侯國的史官有相對的獨立性。一方面他們的價值觀念上維護周禮，有為周天子監督和規範諸侯大夫行為的責任感，對周天子的忠誠高於服從諸侯的權力。另一方面，在經濟上他們由諸侯國供養，也使得他們有記載和批評周天子失德的獨立性。秦朝一統天下後，史官就逐步失去了這種相對獨立性，後來朝代的史官面對皇帝就比面對諸侯弱勢多了。雖然有『君不觀起居注』的說法，但並沒有成為制度性約束。無法阻止皇帝干預史官的記述。如果皇帝硬要干預，史官也只得屈從。如唐太宗強行看史書，並派宰相房玄齡親自監督修史，使得《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中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記載變得含糊其辭。
總之，古代的許多說法都似是而非，望文生義，或無限擴大。這大多出於國人美好的願望或追求虛榮，而有意無意曲解；並不是基於事實。
2026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