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親相隱』與『大義滅親』相輔相成

眾所周知，『親親相隱』出自儒家。但『大義滅親』卻往往被認為是法家的主張。按法家不論親疏的義理，肯定也贊成『大義滅親』。但『大義滅親』也是儒家的主張，並且此一詞語出自儒家經典。

這個葉公就是成語『葉公好龍』中的葉公，是楚國葉城的邑主。當時孔子流落到他的地盤，被他奉為上賓。葉公就他轄地的一件公案求教於孔子。

他告訴孔子說，『我們當地有個正直且身體力行的人。他父親偷了人家羊而被指控，他作為兒子出面證實了這件事』。顯然，當地人公認這個兒子正直，值得稱讚。但葉公有些拿不准，就問孔子如何看待這件事。孔子不以為然，說道，『我們魯國的正直與此不同，父親為兒子隱瞞過錯，兒子為父親隱瞞過錯，正直就體現於其中』。

孔子對『直』的解釋無疑是詭辯。正直的意思是誠實而勇於坦承事實。『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顯然不是正直的行為。孔子也曾肯定正直的品德，主張選拔人才要『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顏淵第十二）；對正直的人評價也很高，『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衛靈公第十五）。但正直並非孔子推崇的最高道德原則。在孔子心目中，忠和孝，親密關係之間相互維護高於正直這一價值。孔子不但主張『為親者諱』，還主張『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孔子這段話的真實意思是，正直的行為不適用於父子關係，只適用於不違背和不損害『親親尊尊』的情景中。但孔子又不好公然否定正直的行為，就詭辯道『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推而廣之，儒家主張較親近的關係之中的個體相對於較疏遠關係隱瞞過錯，相互包庇。在葉公此例中，父子關係相對的是關係較疏遠的鄰人或同鄉，父子關係比鄰裡關係親密，所以應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父子關係也親于和高於夫妻和兄弟關係，相對于夫妻和兄弟關係也應當相互隱瞞。但夫妻之間和兄弟之間就不能向父親隱瞞過錯。

父子關係相較於君臣關係則複雜些。不僅涉及親疏關係，還涉及尊卑關係。父子關係當然比君臣關係親密，但君臣之間是尊卑關係。父親就不能向君主隱瞞兒子的過錯，隱瞞了就是『欺君之罪』。此一情景中尊卑關係高於親疏關係。但兒子向君主隱瞞父親之過，則受到肯定，可『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此一情景中，親疏關係則優先於尊卑關係。這是因為在政權控制力較弱的傳統社會，雖然『忠』高於『孝』，但必須以『孝』為基礎，『孝』是『忠』唯一而廣泛的基礎，『忠』是『孝』的移情。如果為了『忠』而捨棄了『孝』，『忠』也無法存立。

孔子及儒家思想缺乏系統的闡述，其隻言片語一定要放在具體的情景中才能準確理解，不能毫無限制的一般化，不然就不能邏輯自洽。『親親相隱』不是絕對的。如果將『親親相隱』絕對化，就會與『大義滅親』相對衝突。但其實『親親相隱』與『大義滅親』在儒家『親親尊尊』價值下是相輔相成的。

『大義滅親』語出儒家經典《春秋左傳·隱公四年》。魯隱公四年，衛國公子州籲殺了他的同父異母的哥哥衛桓公，自己當上了國君。而衛國的老臣石碏的兒子石厚是公子州籲的幫兇。後來，石碏就找了個機會把州籲和他兒子石厚一起給殺了。書中因此稱讚石碏道：『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籲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就是說儒家主張為了君王的利益可以『大義滅親』；當然為了鄰人的利益不可『大義滅親』，為了次一等關係人的利益也不可『滅親』。所謂『大義』就是君王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但儒家也不贊同為了『大義』，為了君王的利益而犧牲所有親人。為了君王的利益，父親可以犧牲子女，丈夫可以犧牲子女。但反過來不行，子女不能為了君王的利益而犧牲父母，妻子不能為了君王的利益而犧牲丈夫。所以，父親犯了『大逆』之罪，『株連九族』就成為『為父絕君』的對應結果。父親一旦有罪于君王或官府，兒子告發不對，不告發事情敗露也要受到株連。『株連九族』是傳統社會以『孝』為基本價值的合理選擇。君王處決了父親，為子女者如果不報仇就是『不孝』。如果要盡孝就應當向君王報仇。君王從消除隱患出發，就得斬草除根。邏輯如此。

而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消解了『孝』的價值後，『大義滅親』就不僅可以『大義滅子』，還可以『大義滅父』了。這違背了儒家的主張，但符合法家的義理。可以『大義滅父』之後，就有了『劃清界限』的選擇，株連的程度低些。而過去的君王，就沒有讓子女與父母『劃清界限』的選擇。

 『親親相隱』與西方司法中的『近親屬作證豁免』也有本質的區別。不可混為一談。在儒家那裡，『親親相隱』是義務，不得違反。親親關係中，地位低者不能證實地位高者的過錯，更不能告發地位高者，不然會受到道德譴責甚至法律懲罰。傳統社會，子告父罪要受到法律懲處。而『近親屬作證豁免』是權利，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

儒家的『親親相隱』和『大義滅親』主張是親疏和尊卑關係下的產物。『親親相隱』與建立在平等權利基礎上的現代法律體系相衝突；而『大義滅親』又泯滅人類天然具有的親情，兩者都應當拋棄。

2024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