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的幽灵：在中国标识伊斯兰
作者：哈光甜
译者：James X
出处：Specters of Qingzhen: Marking Islam in China. December 2020; Sociology of Islam 8(3-4):423-447.
摘要
本文基于作者于2010至2018年间多次赴河南与宁夏开展的田野调查，每次调研历时两周至两年不等。文章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10年代末这二十年间，中国境内清真食品的标识方式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国家及普通穆斯林群体对这些不断变化的标识符号的认知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厘清“清真”与halal两类标识之间的差异，并着重凸显前者的形象化特征，本文揭示出地方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halal标识的广泛普及，但不久之后却转而将这些标识本身视作全球伊斯兰主义的威胁，而非经济繁荣的象征。因此，当前中国对伊斯兰教的整顿行动，不仅关乎主权、民族与宗教异议等议题，同样也关乎伊斯兰教应以何种视觉形式呈现这一核心问题。
关键词
伊斯兰教、halal、清真、食品、中国、回族
2018年3月，具有标志意义的“中阿之轴”被拆除且重建，外观被刻意改造得更具“中国风格”。此后不久，宁夏地区虽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同样清晰可见的另一项变化也被迫发生：餐馆、商品包装及食品摊位标牌上原本标明所售食品符合穆斯林食用标准的标识被更改——阿拉伯语词汇halal被移除，代之以汉语词 “清真”。该词在中国回族穆斯林群体中使用更为普遍；其历史脉络、意识形态内涵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影响上，均与阿拉伯语词汇halal有所不同。
本文基于作者2010至2018年间在河南与宁夏开展的多次实地调研，每次调研历时从两周至两年不等，阐释“清真” 与halal之间的区别，并着重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整顿伊斯兰教行动中的一个关键争议点：即那些在国家眼中显得可疑的伊斯兰视觉表征；国家力图遏制意识形态领域的异见，往往对此怀有高度警觉。尽管本文亦提及更广泛的打压宗教现象——包括对基督教乃至近期对犹太教的压制[1]——如强制关闭经堂教育机构、暂停非正式宗教教育、取消高校伊斯兰研究相关学术专业等[2]，但本文的重点则主要集中于此次整顿运动中最为直观且显眼的层面。虽然笔者承认考察Halal食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中常伴生的宗教争议、环境关切、技术困境及经济风险（Armanios，2018；Bergeaud‑Blackler、 Lever and Fischer，2015；Erie，2018；Fischer，2011；Fischer， 2016；Shirazi，2016）确实有重要价值，但本文旨在将关注焦点转向一个迄今仍被学界严重忽视的领域。
我关注近年来在中国的伊斯兰教的标识历史，以及这些标识在视觉呈现与意义解读方面多年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移除阿拉伯文halal标识，构成了中国当局对伊斯兰教日益加剧敌意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另一标志是拆除清真寺顶部的穹顶）。[3]
尽管我们始终应谨慎对待将普遍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归因于视觉符号（有意或无意）所起作用的说法，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人们如何观看，以及呈现给人们观看的内容同样会对少数群体宗教的形象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作用于少数群体自身，也作用于那些自诩代表“主体民族的国家”（majoritarian state）的声音的人。
图1
我并非最近才产生对视觉符号的兴趣。在欧洲广受关注的“头巾争议”中， 争论焦点不仅在于穆斯林应以何种形象示人、以及这些外在表征所承载的意义，同样也关乎世俗主义原则与国家在宗教问题上应秉持的中立立场之间的张力（Ahmed 2011；Alvi 2013；Bowen 2007；2009；Çınar 2008； El Guindi 1999；Elver 2012；Ha 2017；Macleod 1991；Scott 2007）。 此外，观看行为发生的具体语境——是在一所由国家资助的公立高中，还是一所私立精英学院，抑或是一所公立大学——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甚至可能更甚于）谁在何时看见了什么，以及某些视觉符号如何与其他符号组合呈现（例如，一位头戴希贾布的穆斯林少女踩着滑板，周围环绕着一群兴高采烈的非穆斯林朋友；与一位疲惫不堪的中年穆斯林女性戴着同样的希贾布、 推着装有两名尖叫孩童的双人婴儿车——这两种情形所引发的观感可能截然不同）。然而，在围绕女性着装展开的诸多争议中，halal食品却极少成为争论焦点；尽管已有报道指出，部分学校曾以世俗主义为由拒绝为其穆斯林学生提供halal餐食。 这一理由即基于世俗主义原则[4]。此类案例中通常提出的问题往往涉及是否允许halal食品进入特定机构，以及应以何种名义准入。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halal食品究竟应如何被明确标识为一类具有独特属性的商品。
争议的焦点在中国则略有不同。据我所知，尚无穆斯林halal食品生产厂商因国家强制而被迫终止经营的案例。经重新加贴标签的食品在全国各地的超市及线上商店中公开销售，且毫无限制。卫生条件极差的小摊贩，只要刮掉原有的阿拉伯文标识、换上由国家官方认可并推荐的新标识，仍被允许继续售卖其食品。而据我的观察，尚无证据表明此类标识变更对其经营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一些由回族企业家创办的企业曾被地方官员约谈，要求（有时甚至是恳求）其更改企业注册名称；但除这一名义上的变更外，经营活动照常进行。尽管部分回族人士哀叹，此次标识变更可能导致其丧失国际halal市场中的商业机会，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即便在该政策强制实施之前，来自宁夏（更不用说河南）的halal食品也几乎从未真正进入过国内市场以外的区域。换言之，尽管我们不应低估此次整顿行动所带来的剧烈影响及其庞大规模，但即便在看似尤为严厉的地区，我们所观察到的，仍是国家对清真食品视觉标识的格外强调，而非对其实际生产或流通环节的严格管控。国家似乎对民众的饮食偏好本身并不甚忧虑，真正令其不安的，反而是迎合这些偏好的食品应以何种方式呈现。[5]因此，标识本身及其被谁、在何种情境下以何种方式被感知，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用以重新审视中国近期针对伊斯兰教的压制（参见Erie，2018）。
本文认为，汉语穆斯林回族群体日常使用的传统阿拉伯语标识（其中常包含汉字“清真”）在许多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使用者）眼中，更多地被视为图像，而非文字。许多回族人对阿拉伯文持积极态度，将其尊称为“经字”，即“经典所用之文字”，却并不理解其具体含义。尤其在老一辈人当中，无论阿拉伯文内容为何，均普遍怀有明确的敬重之情；而普通民众普遍缺乏 阿拉伯语读写能力（即便能背诵多章《古兰经》经文），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文字的神秘化与神圣化。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在2000年代之前，halal标识（仅以流利书写的阿拉伯语单词halal作为标识上唯一或主要的视觉元素）曾在回族群体中广泛使用。相较之下，“清真”标识大多采用具有中国回族穆斯林鲜明特色的书法风格，所唤起的更多是一种本土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认同，而非跨国的伊斯兰共同体意识。在本文所讨论的某些案例中，传统的阿拉伯语清真标识，甚至可泛指一种广义上的穆斯林身份，而不拘泥于该标识具体是否用于标示饮食禁忌。
清真标识的引入及其在2000年代的广泛普及，引发了一次重大转变：哈俩里（halal的中文音译）首次进入众多普通回族民众的日常用语，与既有的“清真”一词并行使用，但尚未取而代之。哈俩里一词更广泛的使用，也映射出另一个与之相关的变化：过去，传统阿拉伯语标识被普遍理解为象征穆斯林身份的笼统图像；而新兴的“halal”标识则被字面解读为特指饮食方面的教规禁令与许可规定。这些标识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字，如今被视为一种普通语言，其书写系统本身不再必然具备、亦非天然具有神圣性。阿拉伯文字这种相对世俗化的趋势，恰好发生在国家开始将此类新兴halal标识视作泛伊斯兰主义幽灵威胁之时。换言之，过去回族民众视阿拉伯文字为神圣图像，而标识上中阿双语书法所展现的，是一种在地化的穆斯林身份认同；一旦该神圣文字蜕变为一种世俗语言，国家却转而从中察觉到全球伊斯兰主义的阴影。halal标识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忧虑——它们采用标准现代阿拉伯文字体，不再呈现传统回族风格的阿拉伯书法。
本文还指出，2000年代阿拉伯文halal标识的大规模普及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运动。事实上，2000年代对halal标识的刻意推崇，以及近年来对其更为严厉的限制，本质上均属政府行为。在宁夏，将halal与“清真”概念等同，以及阿拉伯文标识的大量涌现，与其说是地方宗教复兴的表征[6]，不如说反映出地方政府热切投身于融入全球halal市场的积极行动。2000年代，正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成为在宁夏设立halal认证机构这一大胆公共倡议的主要推手。其目标是使该机构能在国际市场上与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局（JAKIM）相抗衡[7]。对此事业最为投入的，是一批雄心勃勃的回族官员，他们视此为自身及整个回族群体实现繁荣发展的契机。至于他们最终是否成功，则非其所能掌控之事。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部分人不得不接受失败的命运[8]。然而，这一运动引发了大量媒体关注，也吸引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所获得的曝光度起初堪称显著利好，却迅速异化为致命的负面效应。在宁夏与河南开展的田野调查表明，这场运动始于其发源地，并逐步扩散至距离中国西部很远的其他省份。
下文将首先厘清“清真”与halal之间的区别，并阐明为何必须在二者之间保持明确区分。随后，我将追溯“清真”标识向阿拉伯语halal标识的转化过程。这一追溯旨在揭示：所谓二者可视为等同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推动全球导向型食品产业发展所引起的效应——该产业既惠及本地生产者，又可增加地方税收。我将考察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自相矛盾、甚至背离其初衷的关键时刻；同时亦将考察另一些时刻，即halal标识并未完全取代那些始终顽强存续的“清真”标识。
然而，在继续论述之前，我还需要澄清一点：我并非主张清真标识与halal标识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并不必然始终指向一种完全本土化的穆斯林身份观念，后者也并非总是与跨国性伊斯兰教相关联。我同样不认为所有回族民众在halal标识普及之前，对其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阿拉伯文标识全然不解其意。朝觐活动以及与伊斯兰世界持续不断的交流——从海湾地区到河中地区（Mawarannahr），从北非到印度次大陆——必定使部分汉语穆斯林回族民众产生一种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休戚与共的普遍认同感；因此，他们在家中所见的阿拉伯文标识自然会唤起一种超越地方性身份认同的“乌玛”（即普世穆斯林共同体）意识。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新出现的标识就必然意味着所有回族民众与“乌玛”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对于那些完全不具备阿拉伯语读写能力的部分回族民众而言，即便新出现的halal标识，也可能被纳入其既有的、以图像化方式理解阿拉伯文字的认知框架之中，从而被“本土化”，其本应蕴含的全球性意涵未必因此遭到削弱。
因此，尽管我始终对这两个术语加以区分，却无意强化并本质化一种本就界限模糊的划分。相反，我想着重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10年代末这二十年间，二者之间发生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至少部分解释了当前中国针对伊斯兰教开展整顿行动的前史。此次转变自始至终都充满混乱、含混、暧昧；而根据近期的观察，它甚至有可能被逆转。
halal之前的“清真”
“清真”不等于halal这一论点并非新的洞见。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曾将“清真”译为“纯洁且真实”（pure and true），强调其蕴含仪式洁净与道德品行之意，并指出：“这一清真更广义的内涵远超阿拉伯语术语halal——后者常被用作‘清真’的译词；因为‘清真’所涵盖的范畴，远不止依伊斯兰饮食律法所作的仪式性食物准备。‘清真’这一概念统摄人的一生”（1991: 3）。诚然，作为伊斯兰法学概念的halal，其外延亦不仅限于饮食禁忌，但格拉德尼对二者混同所持的审慎态度仍属正确。事实上，“清真”确乎涵括一种生活方式，并构成一套伦理指南；同样真实的是，其使用横跨崇高与日常两个维度。 数百年来，伊斯兰教一直被称为‘清真教’。它被用于命名汉文穆斯林哲学论著（例如马注的《清真指南》）（Ben‑Dor Benite 2005；Frankel 2011；Lipman 2016；Petersen 2017；Tontini 2016）；时至今日，它仍被用以翻译‘清真寺’一词（参见Brown 2014）。
图2：由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提供。
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在21世纪早期之前，阿拉伯文halal标识曾在回族群体中广泛使用。“清真”标识则不然，可谓无处不在。它们往往远不止是两个汉字的单调复刻。传教士毕敬士（Claude Pickens Jr.）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武汉一家肉铺拍摄的照片 （图2）即展示了一块“清真”标识牌：两个汉字被精美的花卉纹样所环绕。不幸的是，标识下方的阿拉伯文字已难以辨识，但壶形图案却格外醒目，明显呼应了宗教净礼仪式。壶身上所书写的并非拼写更简捷的halal，而是alḥamdulillāh（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我们尚无法确知当时普通回族民众中有多少人能识读该阿拉伯文题铭；据现有资料判断，标识上所有阿拉伯语词汇均未对译“清真”二字。这 位肉铺店主本可轻易选用halal一词，却最终并未如此选择。 直至20世纪90年代，执壶图案仍广泛出现在众多清真招牌上。我曾从河南当地一位商贩手中购得一块旧招牌（图3），其上所绘执壶经重新设计，形似一只略显笨拙的茶壶，壶身上镌刻着先知穆罕默德之名。
图3
“清真”二字以繁体中文书写，用作“食品”的定语；其上方的阿拉伯文则为ṭa‘ām al‑muslimīn，意即‘穆斯林的食物’。执壶两侧的对联写道：‘尊重[回族]民族风俗；严禁[伊斯兰]禁忌食物’。对联与招牌底部注释——‘[销售]清真食品信誉牌’——均透出一股官方气息，尽管未注明具体主管机构。我另收藏了一块采用相似样式的‘信誉牌’（图4），其底部明确标注：‘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监制’。 而壶身则刻有风格化的缩写“mYz”。其中分开书写的“mz”代表“民族”[9]，而“Y”则代表“伊斯兰”，即伊斯兰教在现代汉语中的音译。此类执壶常见的称谓为“汤瓶”。尽管部分回族人坚称此类执壶最初曾用于盛装热汤，但是在健在老人的记忆中，却从未见其如此使用。如今，“汤瓶”已大量采用塑料材质批量生产，几乎专用于宗教净礼（小净）仪式。
图4
图4中的标牌也反映出一种渐进式转变。“C型16‑51688”表明该清真标识属于国家权力所认可的餐饮器具子类之一。食品生产曾被划分为多少类别，如今已无关紧要，因为相关政令早已废止。然而，该标牌进入流通市场这一事实，却指向21世纪00年代一种普遍现象：尽管此类标牌通常由特定摊贩或餐馆申领并使用，但一旦该经营场所停业，标牌有时便会被转售给出价最高者，而买方的民族或宗教身份则不予追究。买家可能是原址上新开餐馆的经营者；也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地方。并非所有具备公信力的清真标牌都带有此类序列号；因此，它们更易被急于套现、濒临破产的店主出售以换取少量补偿。虽无证据表明此类标牌已形成黑市交易，但其潜在的流通仍令虔诚的回族民众以及关切此事的政府官员（后者中亦不乏回族人士）深感忧虑。在我于河南省郑州市开展田野调查期间，市中心至少有两座清真寺曾考虑组建民间巡查队，对当地餐馆所持清真标牌的真实性展开调查。尽管最终迫于当地警方压力而未能成行， 但此类疑虑却始终挥之不去。
图5
关于旧式清真标识，还可作进一步探讨。20世纪80至90年代，大多数传统回族餐馆均采用某种形式的招牌来彰显其清真身份。一种常用阿拉伯语短语为ṭa‘ām al‑muslimīn（穆斯林的食物）（图3与图4）；此外还有两种广泛使用的变体：al‑maṭ‘am al‑muslimī（穆斯林餐馆） 与maṭ‘am al‑muslimīn（穆斯林的餐馆）。这些短语常以字迹几不可辨的方式镌刻，且公然违背了阿拉伯书法中通常所遵循的一切几何规范。至20世纪90年代，此类短语已基本演变为一种典型的清真标识：真正起表征作用的，已非文字本身的字面含义，而是字母的造型及其组合所构成的整体图像。当ṭa‘ām al‑muslimīn脱离餐饮语境而单独呈现时，其作为图像的属性便尤为凸显。2018年夏，我在郑州回族社区中心的一条街道上行走，沿途所见餐馆门面新近粉刷的招牌中，有一块格外醒目——它并非餐馆招牌，而是一处本地居民小区的名称（图5）。该招牌上， 中文名称“星光小区”上方赫然印着ṭa‘ām al‑muslimīn。然而，站在招牌下方闲逛的回族民众中，竟无一人能向我解释其确切含义；但他们却一致坚称，这表示该小区内绝大多数居民均为回族。相较而言，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安装此招牌者，实则将该短语视作一种象征穆斯林或回族身份的图像符号，而非意在暗示小区居民是“待售的食物”。
换言之，尽管“清真”一词常与阿拉伯语短语ṭa‘ām al‑muslimīn并排书写，但它并非该短语或任何其他阿拉伯语短语的译文。普通回族人并不被期望识读阿拉伯文字；他们只需辨认由盘曲阿拉伯字母构成的图像即可。ṭa‘ām al‑muslimīn已演变为一种高度符号化的图像，其作为阿拉伯语短语的本义几乎被遗忘——直至阿拉伯语词汇halal开始大量出现在“清真”标识上，这一含义才得以重新被唤醒，无论其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图6
阿拉伯文字作为穆斯林身份象征的典型例证之一，便是维吾尔文也常被用于同样目的。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及河南等地， 我曾多次见到清真食品罐头上印有维吾尔语词汇musulmānche （意为“穆斯林化的”）。图6所示的具体案例中，该罐装午餐肉获得了河南省漯河市伊斯兰教协会的认证。2018年，河南省总人口近一亿，其中维吾尔族仅约三千人，而回族则逾百万人，是该省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10] 无论在漯河市伊斯兰教协会还是河南省伊斯兰教协会，我们均未发现任何一名维吾尔族成员。因此，罐头上所用维吾尔语musulmānche标识，不可能出自某位在河南具有影响力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宗教人士或政府官员之手——其影响力尚不足以说服当地回族与汉族同事在官方标识中采用维吾尔文；同样也不太可能是因为该午餐肉主要面向维吾尔族消费者销售。因为罐头上其余所有文字均为中文。一位南疆的维吾尔族人很可能根本无法识别该产品，且更有可能对一罐产自河南、却声称符合清真标准的肉类罐头心存疑虑。2018年，据报有逾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拘禁于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洗脑式集中营中，此时在产品包装上如此明确地使用维吾尔文，实在难以令人相信其会引发任何积极反响。相反，这种文字的选用恰恰表明：阿拉伯文字及其一切形似文字，业已演变为一种泛指“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而非承载特定语义的外来语词。正如清真标识上从未将ṭa‘ām al‑muslimīn译为“穆斯林食品”，维吾尔语musulmānche亦从未被直译为“穆斯林式”或“穆斯林风格”。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当新疆许多维吾尔族人正被迫学习汉语、放弃母语之际，维吾尔文却公然出现在新疆以外地区销售的回族产品清真标识之上。倘若我们将此类表面矛盾理解为阿拉伯字母系统文字在清真标识中所具有的图像化本质的体现，则这一现象便不再构成悖论。
halal之后的“清真”
尽管回族政府官员中尚未出现明确的伊斯兰复兴浪潮，但至2000年代末，宗教在许多回族官员中已不再是一个禁忌话题。在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些回族干部私下援引先知的圣训（ḥadīth）来鼓励学习（例如：“学者的墨水比殉道者的鲜血更重”）；退休后，他们又进 入全国性回族研究协会担任要职，这些协会成员既包括宗教界知名人士，也包含高校学者。另有官员向我深情追忆伊斯兰节日，并坦言自己渴望在斋月期间守斋。还有一些官员虽未明确表现出宗教倾向，却普遍认为：倘若彻底割裂回族身份与伊斯兰教的关联，仅将其限定于“民族”范畴，则回族身份将丧失其本质内核。一次工作午餐令在场所有人尴尬不已——几位回族官员在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办公室恰恰负责当地回族事务）受到其下属的汉族同事盛情款待，席上摆满了非清真的禽肉与羊肉；另一个场合，同一批回族官员听闻一位与其职级相当的汉族官员将汉族比作“大哥”，回族比作“小弟”，并称前者 有责任照顾后者时，明显流露出不适。事后，其中一位回族官员向我抱怨道：“我们不是被告知彼此平等吗？！”
尽管上述两起事例均未直接提及伊斯兰教，但它们——连同我在河南与宁夏两地结识的众多回族官员所经历的诸多类似遭遇——共同强化了一种弥漫于他们当中的差异感与边缘化感受。这种感受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本已日益增长的对伊斯兰教的兴趣，进而影响到他们在清真监管工作中的实践。
将“清真”与halal概念等同，以及halal在公共视觉领域中日益凸显的地位，主要形成于21世纪00年代。200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中国首个政府主导的清真食品认证机构，为这一进程注入了 强劲动力。该新设机构名义上隶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式名称为“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认证中心”（以下简称“宁夏中心”）；然而在其章程与条款中，“清真”被明确表述为halal的直接译名：“清真——即halal——指符合伊斯兰教法的一切行为与实践。”[11]两年后的2010年，首届中阿经贸论坛特设专题会议，专门探讨对接宁夏地方标准与国际市场标准之间在halal认证要求上的差异。会议邀请了来自埃及、科威特、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阿根廷的十四位高级别“外宾”——其中多数人本身即从事清真认证工作，身份涵盖政府官员、学者及企业家。会议宣传册刊载的一篇文章呼应了宁夏众多回族官员的普遍观点：文章痛惜于宁夏对穆斯林世界出口额微乎其微，并建议未来贸易中应更多考量阿拉伯世界民众的“生活习惯”。随同其他会议资料一并发放的双语宣传册中，英文部分从未出现“qingzhen”字样，中文部分亦全然不见halal一词；二者各行其道，毫无抵牾；此时，在官方文件中，“清真”与halal的等同关系已如此不言自明，以至于简短的术语对照表已不再必要。新设立的“宁夏清真食品国际商贸认证中心”，实为2008年成立的宁夏中心之升级版； 其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专门承担宁夏辖区内所有拟出口至伊斯兰国家的清真食品之国际贸易认证工作”。 [12]在官方正式确立“清真”与halal等同关系之前，早已存在诸多更具地域性、非政府主导的尝试，旨在向更广泛公众引入阿拉伯语halal标识。2000年代初，北京与云南的一些新开餐馆已开始在招牌上使用halal字样；此类刻意选择往往昭示着一种对特定伊斯兰现代性的认同，而非对西方主流现代性范式的盲从（参见Gillette 2000）。这一微妙转变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 halal在越来越多的招牌中逐步取代或与“清真”并列出现；另一方面，阿拉伯文字也逐渐被公众识别为可读的文字，而非仅被视为装饰性图像。“清真”属于过去；ṭa‘ām al‑muslimīn（穆斯林食品）则因以图像化方式呈现阿拉伯文而显得冗长过时；至于musulmānche之类变体，更无足轻重。相较之下，halal具备国际承认，且闪耀着海湾地区与马来西亚的财富光芒。“清真”代表往昔，halal象征未来，而ṭa‘ām al‑muslimīn则理应被彻底淘汰。然而，上述的一切在开始时均属民间自发之举——直至政府最终将其正式确认。
图7
图8
图9
官方近来正式发布的halal标识格外醒目（图7）。该标识采用汉、阿、英三语，将宁夏置于一幅橙色调中国地图的精确几何中心位置。一个超大号的halal字样——其尺寸甚至超过了中国地图本身！——部分覆盖于地图之上，并以三种语言环绕标注“halal食品认证”字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阿拉伯语翻译存在语法错误：本应写作al‑aghdhiyya al‑halal（直译为“清真的食品”），却误写为aghdhiyya al‑halal，遗漏了阿拉伯语中“食品”一词前必需的定冠词。鉴于这一新标识的重要性，此类错误尤为令人费解。我在宁夏采访的所有回族官员均不认识阿拉伯语；当我询问标识上是否存在可能的语法错误时，这一问题往往得不到回应。不过有趣的是，在宁夏政府向潜在国际合作伙伴展示的新版清真证书样本中（图8），却并未出现同样的错误。这种不一致性略显怪异，或许恰恰暴露了地方政府在勉力实现自身设定的雄心勃勃目标时所表现出的粗疏与仓促。毋庸置疑，新版标识与新版清真证书的设计曾受益于通晓阿拉伯语的专家建议（我通过田野调查结识了其中一些专家）；但上述明显的不一致却凸显出此类专业建议实际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似乎对阿拉伯语的顾及很大程度上仅流于形式。同样清晰可见的是，此新版标识中“食品”一词采用的是aghdhiyya，而非来自老式的ṭa‘ām al‑muslimīn（穆斯林食品）中普遍使用的ṭa‘ām，这反映出一种语言转向。马来西亚JAKIM标识、印度尼西亚清真标识以及新加坡清真标识均未在字面上直接提及“食品”一词（图9），因此，宁夏标识对“食品”一词的字面呈现更显独特。
图10
图11
图12
同一时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积极推行在非宗教类公共标牌上使用阿拉伯语。我采访过的一些官员将这一政策归因于政府的一项举措，即为应对预计会增加的阿拉伯语使用者（尤其是使用阿拉伯语的商贸人士），提升路牌的可读性；而另一些人——特别是回族学者——则认为此举流于形式且浪费资源。尽管我在宁夏各地确实零星见到过一些阿拉伯语使用者，但此类情况极为罕见；受邀参加经济论坛的阿拉伯商人及外国政府官员，大多由宁夏政府指派的本地司机驾驶豪华轿车或空调大巴接送。阿拉伯语标牌实为一场仅面向想象中受众的“形象工程”，这一点更因标牌上错误百出的阿拉伯语而得到印证：古城镇路被直译为ṭarīq al‑madīna al‑qadīma（图10），而解放东路采用了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对于“解放”一词， 并未采用阿拉伯语中更为常见的意译词taḥrīr，而是将其音译为jīhfāngh；但对“东（方）”则采用了意译词sharqī（图11）。[13]有时候，阿拉伯语译文因明显的排印错误而完全不通顺（图12）。在这一总体趋势影响下，加之政府举措的推动，一些私营企业也开始纷纷设置其名称的阿拉伯语译文；其中，由于业务性质的特殊性，酒店与招待所往往率先引领这一潮流（图13）。[14]无论将“街”译为shāric、“酒店”译为funduq，抑或将“路”译为ṭarīq，均清晰表明：此时的阿拉伯文字已不再因其神圣性而被拘泥于字面含义。而是一种可在世俗标牌中公开使用并可被翻译的通用语言。[15]
图13：Funduq (“旅馆”) 与旅馆名“玉凤”的阿拉伯文字被移除的痕迹。2018年拍摄的相片。
这种在公共标牌中广泛使用阿拉伯语的做法，引发了一场显著转变：阿拉伯语如今几乎已重新以“词语”而非单纯的“图像”形式再现；那些曾被习以为常的图像，也开始（重新）恢复其作为阿拉伯语中具有具体语义内涵之语言单位的生命力。新型清真标识的普及——再次强调，这一运动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且宁夏地区对此抱有强烈的地域性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以这种方式使阿拉伯语变得直接可见。尽管ṭa‘ām al‑muslimīn一词从未以阿拉伯语发音方式口头表达，而几乎在所有日常用语中均由“清真”一词取而代之；但从2000年代后期起，“哈俩里”这一阿拉伯语halal的中文音译形式，开始出现在回族商标上[16]；该词亦逐渐渗入部分普通回族民众的日常用语之中。一位来自云南、年逾七旬的回族女性曾向我抱怨2000年代后期“新术语的突然涌现”。她花了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哈俩里”一词；有时她会将某物称为“清真哈俩里”，或额外加以解释，说明“哈俩里”即“清真”，这既是为了让他人理解，也是为了让自己安心。 自2010年代初起，越来越多的回族人开始更强烈、更直白地将“清真” 这一概念与halal一词划上等号。短短数年间，阿拉伯文字仿佛遍地开花：街头涌现出大量新标牌，而旧标牌也纷纷褪去其图像化的面纱重新浮现。这种新景观几乎无疑加剧了伊斯兰恐惧症倾向。倘若连年长的回族人都对这些变化感到不安，那么对于任何成长过程中亦将阿拉伯文视作不可理解之图像、且又怀有狂热民族主义倾向的汉族人而言，事后意识到这一现实时，内心必感困扰甚至惊惧。作为图像或民族书法艺术的阿拉伯字母，所传达的是一种含义；而作为一种可将全球穆斯林联结起来的通用语言的阿拉伯语，则完全是另一种含义。当图像转化为词语，人们所见便不再是一个地域性的少数族群，而是一名忠诚度存疑、怀有国际抱负的可疑分子。
结论
本文主张：21世纪00年代末期，中国部分回族穆斯林经历了一次关键性转变——他们阅读halal标识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原先仅视其为卷曲图案，如今却从中辨识出阿拉伯文字。这些图案原本向他们传递一种笼统的穆斯林身份认同，而这种认知又因阿拉伯文字在传统上被赋予的神圣性而得到强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政府为积极开拓全球halal市场而发起的一场运动，致使阿拉伯文字既被世俗化，又被政治化：其之所以被政治化，是因为新式halal标识开始被解读为明确展示阿拉伯文字；而这些文字采用高度标准化的字体印制，抹去了所有地方性痕迹，因而更易被理解为指向全球性伊斯兰教。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这一转变业已彻底完成，甚至也不认为大多数回族人已深受此次转变之显著影响。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最新一轮取缔halal标识的政府行动中，就连原先那些卷曲图案也已被尽数清除，腾出空间换上毫无美感的单语中文标识（图1）。很可能的情况是：尽管部分回族人确已改变其对“清真”与halal标识的阅读方式，但本文所描述的这一转变，或许更适用于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本身。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曾将清真标识视为打入全球市场的盈利契机；而同一个政府，却在普遍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北京中央政府轻信盲从的双重压力下最终败下阵来，转而以中央政府的眼光审视这些标识，并震惊地发现，自己竟已陷入一场由自身亲手编织的政治绝境。我们在持续关注中国政府为压制伊斯兰教所采取的种种举措的同时，或许也应注意到：在某些此前备受瞩目的地区，此类举措最终可能不过是虚张声势、劳而无功。
注释
[1] 这在国际媒体上已被广泛报道。例如，参见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an/13/china-christians-religious-persecution-translation 关于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压制，以及 http://www.asianews.it/news-en/Henan,-Kaifeng-Jews-persecuted-along-with-other-religions-46272.html 关于中国犹太人社区困难状况的报道。
[2] 关于新疆人道危机的报告繁不胜数。最近的报告表明，汉语使用者回族穆斯林的状况也在恶化。参见 https://www.npr.org/2019/09/26/763356996/afraid-we-will-become-the-next-xinjiang-chinas-hui-muslims-face-crackdown，以及最近的报道 https://themuslimvibe.com/muslim-current-affairs-news/china-arrests-hui-muslim-poet-for-speaking-out-against-the-uyghur-concentration-camps?fbclid=IwAR1sE8_M_p_Pj7MCmPCZeKR8BiKvsbEj6T3jEfEOUKXK3AoCbK-Ve1UNLt4
[5] 这并非否认对于某些穆斯林少数群体而言，国家确实对其基于宗教信仰的饮食和着装习惯发动了全面攻击。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名义上自治，实则名不副实）的突厥语系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首当其冲。
[6] 关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整体复兴的现象，参见 Goossaert and Palmer（2011）；具体涉及中国伊斯兰教复兴的论述，可参阅Harris、Ha, and Jaschok（2021）。
[7] JAKIM是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局（Jabatan Kemajuan Islam Malaysia）的缩写，作为马来西亚政府的分支机构，其明确目标是促进halal产业，并在“伊斯兰复兴运动、国家与消费文化交汇处规范halal标准”（Fischer 2011: 2）。因此，JAKIM代表着马来西亚政府对halal食品生产进行直接、无中介的监管干预，其权威性在穆斯林世界广受认可。
[8] 王正伟的失势尤为致命。他曾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2015至2016年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2013至2016年间，他历时约三年从宁夏自治区主席晋升为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宁夏各界普遍认为，此次晋升是党对其在宁夏推行政策的支持信号。本文所考察的清真食品认证所有重大转变，均发生在王正伟担任宁夏自治区主席期间。虽然将政治变动归因于某位高级回族官员的命运需持谨慎态度，但王正伟暂时失势无疑鼓舞了宁夏境内许多仇视伊斯兰教的人士。
[9] “民族”一词在英语中时而译作“nationality”（民族），时而译作“ethnic group”（族群）。该词在现代语境中的含义最初源自日语“minzoku”，但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后续应用深受苏联民族政策的深刻影响。关于“民族”的全面论述可参见 Mullaney（2010）。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关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讨论亦始于术语调整，核心争议在于“民族”应理解为“民族”还是“族群”——前者被认为暗示政治独立权利，后者则具有"文化"属性因而去政治化。近期关于此论争的批判性综述，可参见Elliott（2015）。
[10] http://henan.people.com.cn/n2/2016/1011/c351638-29120782.html
[11] 出自《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认证通则》，该文件由宁夏自治区政府于2008年发布。随着“泛清真化”争议加剧，该通则已于2017年12月正式废止。
[12] Profile of Ningxia International Trade Certification Center for Halal Food, September 2019, p. 1.
[13] 是否可能正是因为taḥrīr这个词在“阿拉伯之春”时期含义重大——解放广场是埃及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政治运动中心，宁夏自治区政府在其标志上才刻意避免使用这个词？这一推测从未通过采访得到证实，若这一顾虑真的影响了这场更可能是临时拼凑的宣传活动，我倒会感到意外。
[14] 除图13中的照片由作者拍摄外，图10、图11和图12中的照片均可从存档网页 https://jinghuasoft.com/smthview.jsp?board=Picture&id=1105379获取。原始帖子早已消失，因此几乎不可能获得转载这些照片的许可。
[15]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经历了这种转变，阿拉伯语的意象化特征仍残留着痕迹——这从新符号中大量出现的拼写错误便可见一斑。然而，这些新符号不再象征神圣性，甚至不再代表泛穆斯林属性，而是完全世俗化了，其内涵更多指向国际贸易的前景以及由此衍生的某种世界主义，而非宗教内涵。 谨此感谢某位匿名审稿人对此的指正。
[16] 哈俩里清真食品公司（http://www.halialifood.com/）是个例子。有趣的是，尽管“哈俩里”日益流行，“清真”却并未消退。二者在公司名称中并存，且经营者并未感到冗余，这表明“哈俩里”对回族日常语言而言仍是个新词汇，因而有别于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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