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一個舊得令人心酸的硬碟。
銀白色的塑膠外殼已經發黏，手指按上去會留下淺淺的印子，像是某種正在分解的有機物。接口還是早已被淘汰的Micro-B型，我翻遍了抽屜才找到一條兩頭都不匹配的轉接線。接上電腦的那一刻，系統花了整整四分三十七秒才肯承認它的存在。我的MacBook Pro發出困惑的風扇轉速聲，螢幕上的讀取圓圈轉了又轉，彷彿在猶豫，在掙扎——要不要承認這樣一個過期三十年的記憶來源。
四分三十七秒。
我看著秒數跳動，忽然想起父親生前最後一個冬天，他坐在窗邊那張綠色絨面沙發上，反覆擦拭這個硬碟。我問他在做什麼，他沒有抬頭，只是說：「備份。」
「備份什麼？」
「備份原本。」
那時我聽不懂。
那時我只覺得父親老了，老人總會有一些旁人無法理解的執拗與固執。就像他堅持把書桌上的每一支筆都依照顏色深淺排列，就像他每天傍晚六點零三分必然站在陽台，等一班永遠不會誤點的火車經過。
現在我懂了。
硬碟內的資料分類方式，完全不符合一個中學公民科教師的職業習慣。不是依照年份——1996、1998、2001。不是依照主題——家庭、旅遊、財務。而是以一種極其古怪、近乎偏執的命名規則排列：
版本一
版本二
版本二修訂
版本三（暫定）
版本四_初稿
版本四_修訂A
版本四_修訂B_最終
版本四_修訂C_真正最終
版本四_修訂D_絕對真正最終_勿改
我點開「版本一」。
裡面是一組共計四千七百二十三的文字檔，以及一百一十六張地圖檔。文字的密度極高，字體是標楷體，大小固定為十二點，行距精確設定在一點五倍。父親用這樣規整到近乎病態的格式，描述一座城市。
不是台北。
不是香港。
不是任何我在地球儀上可以指出來的城市。
但每一句話，都讓我背脊發麻。
「忠孝東路與復興南路交會口，東南側騎樓第三根柱子，有明顯的機車排氣管燻黑痕跡。每日上午八時零三分至八時十七分，陽光會以三十七度角照射該處，使得燻黑面積邊緣產生約二點四公分的銀色反光帶。」
我放下滑鼠。
起身。
走到窗邊。
窗外是忠孝東路與復興南路交叉口，正是那根騎樓柱子。此刻是下午四時二十分，陽光角度不對，但我清清楚楚記得——中學那三年，我每天在那個路口等校車，八月盛夏的早晨，陽光就是那個角度，三十七度，那塊燻黑處確實會反光，二點四公分，我用書包上的銅扣比過。
不是「大約」。
不是「差不多」。
是精確到小數點後一位的二點四。
我沒有回到電腦前。
我站在原地，看著窗外那根柱子，看了很久很久。直到陽光的角度從三十六度滑向三十五度，直到騎樓的陰影從腳尖蔓延到膝蓋。我想打電話給誰，卻不知道可以打給誰。母親三年前就走了。父親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心臟衰竭，在睡夢中走的。我是獨生子。這間屋子裡，除了我，只剩空氣。
我回到電腦前。
繼續讀。
「敦化南路二段十一巷，全長二百七十七公尺。巷內共有六十二盞路燈，間距四點四七公尺，這是極不尋常的設計，因為標準都市規劃要求路燈間距不得小於十公尺。四點四七這個數字重複出現。凌晨三時三十一分至三時三十三分，所有路燈會同時閃爍零點三秒。沒有任何機構承認這項設定。沒有任何維修記錄解釋這個現象。」
凌晨三時三十一分。
我不用查日記，就知道那是什麼時刻。大三那年暑假，我因為準備研究所考試，連續一個月失眠。每天凌晨三點半左右，我會走到巷口超商買咖啡。我總以為路燈閃爍是自己的錯覺——用眼過度、疲勞、壓力。我甚至問過超商大夜班店員：「你剛才看到路燈閃了嗎？」他總是搖頭，用看瘋子的眼神看我。
原來不是錯覺。
原來三十年前，父親已經把這件事寫下來了。
二
父親生前是台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的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這個頭銜說出來，任何人都只會「哦」一聲，然後繼續聊別的話題。公民與社會。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那是「不重要」的科目，配課用的，時常由教官或輔導老師兼任。父親卻是正式編制，一教三十一年，從沒當過組長，也從沒爭取過主任。
學生對他的評價很一致：「怪。」
不是「可怕」——他不打人、不罵人、不拖課。不是「無聊」——他的課不算有趣，但也沒無聊到讓人想睡。就是「怪」。
他會在黑板的角落畫一些沒有標題、沒有說明的結構圖。學生以為是板書的一部分，但仔細看，那些圖和課本內容毫無關聯。不是電路圖，不是流程圖，不是組織架構圖。更像是某種迷宮的局部，或是某種高維度物體在二維平面上的投影。
我小時候問過：「爸，你在畫什麼？」
他當時正在削鉛筆。那是一支很普通的2B鉛筆，他用美工刀一刀一刀地削，木屑落在報紙上，長短一致，弧度一致，像是一組複製的標本。
他沒有抬頭。
「在試著看清楚我們住的地方。」
那時我十一歲。
十一歲的孩子聽不懂這種話。我只覺得父親的回答很「假仙」，很像是那種會出現在心靈雞湯書籍裡的句子。我「哦」了一聲，跑去客廳看《百戰天龍》。
現在我四十一歲。
現在我懂了。
他不是在比喻。
他是在陳述。
三
我花了三個晚上，讀完「版本一」到「版本三（暫定）」。
總字數十七萬四千六百字。地圖檔案二百三十一張。數據表格四十七個。
如果這是小說，這是足以出版的精采鉅作。
但這不是小說。
這是紀錄。
版本一的城市，與我們居住的台北，相似度高達百分之九十六點七。差異僅在於某些細節尚未「完成」：某條捷運線還在規劃階段，某塊重劃區仍是稻田，某棟地標建築尚未動土。父親記錄的，是二〇〇三年之前的台北——我高中時期的台北。
版本二出現了第一道裂痕。
一條不存在於任何都市計劃檔案中的高架道路，從萬華一路切向內湖，像一把鈍刀，硬生生劃開舊城區的肌理。父親寫道：
「該路段於二〇〇八年七月三日至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期間施工。官方稱之為『東西向快速道路第二期工程』。但根據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的檔案，此工程早在二〇〇一年即因預算問題無限擱置。然而，道路確實存在。通車典禮的新聞畫面存在。市民的通勤記憶存在。我嘗試追問承辦人員，其中三人堅稱此案『一直都有在推』，另外兩人則完全否認自己曾經承辦過任何相關業務。」
「沒有人察覺矛盾。或者，沒有人願意承認矛盾。」
「版本二的城市，接受了一道不應存在的疤痕。」
我關掉檔案。
起身。
走到窗邊。
窗外，那道高架道路正在施工。黃色的工程圍籬沿著敦化北路一路延伸，夜間燈火通明，水泥泵浦車低吼著，將灰色的流體注入鋼筋的骨架。我每天上下班都經過這裡。塞車、灰塵、改道，這一切如此自然，如此合理，以至於我從未想過——這條路是什麼時候開始蓋的？
我拿出手機。
搜尋。
「東西向快速道路第二期工程 歷史」
四十七萬三千筆結果。
第一筆是台北市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的官方網站，通車日期寫著「預計二〇二五年十二月」。第二筆是維基百科，條目建立於二〇一九年。第三筆是PTT八卦版，二〇一六年的文章，標題是「有沒有東西向快速道路蓋超久的八卦」。
二〇一六。
父親的檔案寫著二〇〇八。
我關掉瀏覽器。
這是合理的。父親可能記錯了。人老了，年份會混亂，記憶會重疊。這是正常的。這非常正常。
但我不相信。
四
版本二修訂的檔案夾裡，多了一個名為「附註」的文字檔。
只有三行。
字體是新細明體，大小十二點，與其他檔案一致。但鍵入的時間戳記非常奇怪——不是父親常用的二十四小時制，而是十六進位。
我花了一個小時，才把那一串「0x7E3A 0x9F41 0x2C58」解碼成西元年月日。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那是父親過世後的第七天。
我握著滑鼠的手開始出汗。汗水浸濕了滑鼠側面的橡膠墊，留下一層淺淺的水漬。我沒有擦。我只是看著那三行字，看著那串十六進位時間戳記，看著父親——或者不是父親——在七天前寫下的那句話：
「當副本開始意識到自己不是原本，同步速度就會指數級減緩。」
「若差異被察覺，代表同步作業已無法掩蓋錯誤。」
「此時，觀察者必須做出選擇：被修正，或成為新版本。」
我沒有睡。
那一夜，我把父親的硬碟拔下來，放在枕頭旁邊。硬碟外殼是冷的，塑料的觸感像是某種風乾多年的動物標本。我沒有開機。我只是躺著，聽著窗外高架道路的施工聲，聽著凌晨三時三十一分路燈準確無誤的零點三秒閃爍。
我開始理解。
父親不是作家。他不是在創作，不是在預測，不是在編織一個虛構的世界。他是在記錄——記錄一座正在被悄悄置換的城市，記錄他自己從「原本」逐漸「版本化」的過程。
而他留下的最後一則紀錄，是在他死後寫的。
五
「版本三（暫定）」的敘事風格出現了劇烈的轉變。
地圖檔銳減。數據表格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連串關於人物的描述。沒有名字，沒有外貌特徵，只有一組編號：
P-0731
P-0731-2
P-0731-2-R1
一開始我以為這是父親在記錄自己的病歷。二〇二一年，他確診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醫生說是大腦萎縮的前期症狀。他開始忘東忘西，開始重複問同樣的問題，開始把母親的遺照從客廳移到書房，再從書房移回客廳。
但這些文字不是病歷。
「P-0731每日沿固定路線移動。七時四十二分出門，步行三百二十七步至捷運站。搭乘板南線，七時五十六分抵達善導寺站。出站後步行一百零三步至服務單位。十八時十九分離開，原路返回。」
「P-0731-2出現於二〇二一年三月。行動模式與P-0731高度重疊，重疊係數0.94。差異在於：P-0731-2會在復興南路與忠孝東路交叉口停留四至六秒，視線固定朝向東南側騎樓第三根柱子。」
那是父親。
那是二〇二一年春天，母親過世後的第一百天。我陪他走過那個路口，他忽然停下腳步，看著那根柱子。我問他在看什麼。他說：「這裡的燻黑痕跡，好像比昨天更淺了。」
我以為他在說母親。
我以為睹物思人、觸景傷情，是喪偶者必經的過程。我握著他的手，說：「爸，我們回家吧！」
他沒有動。
他又站了四秒，或者六秒。
然後他說：「好。」
六
「P-0731-2-R1」這個編號，只出現過一次。
檔案建立時間：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凌晨三時三十一分。
內容只有一段對話。
「R1：你看到了。」
「0731：是。」
「R1：看到多久了？」
「0731：從版本二開始。」
「R1：你為什麼不告訴他們？」
「0731：告訴誰？那個每天陪我吃晚餐的兒子？那個用我給他的姓氏、繼承我一半基因、卻始終不知道自己住在副本裡的人？」
「R1：他沒有能力察覺。」
「0731：他不需要察覺。我希望他一直住在原本。」
「R1：原本已經不存在了。」
「0731：……」
「R1：二〇〇三年之後，你住的每一條街、呼吸的每一口空氣、照的每一秒陽光，都是版本一的衍生物。你不是住在原本。你是住在原本的備忘錄裡。」
「0731：那我現在在哪裡？」
「R1：版本三。」
「0731：……這個版本的我，會死嗎？」
「R1：會。但死亡無法終止同步。」
「0731：那要怎麼才能停下來？」
「R1：讓觀察者不再觀察。」
我讀到這裡，讀不下去了。
不是因為悲傷。
是因為恐懼。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凌晨三時三十一分，父親應該躺在床上，戴著呼吸器，心跳每分鐘只有四十七下。那天晚上我睡在他隔壁房間，護理師每兩小時進來量一次血壓。我確定他沒有起身，沒有打開電腦，沒有跟任何人說話。
但這段對話確實存在。
存在於一個建立時間是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四日的純文字檔案裡。
存在於父親過世後還持續新增資料的硬碟中。
存在於我的記憶與我的認知之間，那道愈來愈寬、愈來愈深、沒有任何橋樑可以跨越的裂隙。
七
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把硬碟留在房間，沒有帶出門。我像往常一樣，七時四十二分出門，步行三百二十七步至捷運站——我數過，這些年我從來沒有數錯過——搭乘板南線，七時五十六分抵達善導寺站。
但我沒有出站。
我在月台上站著，看著對面的列車進站、開門、關門、離站。一班，兩班，三班。穿制服的學生、拿公事包的上班族、推菜籃車的老太太，他們上車、下車，每一個人都有明確的目的地，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時間軸上直線前進。
只有我停下來。
我想起父親在檔案裡寫過一句話，不是描述，不是分析，是一句近乎自言自語的嘆息：
「同步的極限不在於技術，而在於時間。副本可以複製空間，複製記憶，甚至複製情感——但無法複製『等待』。一個願意花三十年等待誤差出現的人，是任何系統都無法模擬的。」
我沒有父親那樣的耐心。
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擁有他所謂「無法被複製」的部分。
但我可以等。
八
傍晚，我回到家。
硬碟還插在電腦上，指示燈規律地閃爍——每三秒一次，每次零點三秒。這是讀寫狀態，但沒有任何程式在運作。我把硬碟拔下來，接口燙得驚人，像是發了一整天的高燒。
我重新接上。
螢幕亮起。
桌面上出現一個新的資料夾。
不是「版本四」。
是「版本零」。
九
版本零只有一個檔案。
格式不是.txt，不是.doc，甚至不是任何當代文書處理軟體可以辨識的副檔名。檔案名稱是一串亂碼，長度一千零二十四個字元，沒有任何重複規律。我用hex編輯器打開，裡面的內容不是文字，不是圖片，不是聲音——是純粹的、沒有任何結構特徵的隨機噪訊。
除了最後四個位元組。
0x7E3A 0x9F41
與版本二修訂附件中那串十六進位時間戳記的前半段完全一致。
我把滑鼠游標移到檔案上。
右鍵。
內容。
建立時間：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十七分。
那是父親心臟停止跳動的時刻。
十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在夢裡見到了父親。
不是記憶中的父親。
不是病床上消瘦脫相的父親。
是版本零的父親。
他站在一片空無之中。
那不是黑暗。黑暗是有邊界的——你可以摸到牆壁，你可以觸及床沿，你可以閉上眼睛把自己包裹起來。但夢裡的那個空間沒有邊界，沒有上下，沒有遠近。與其說是「空間」，不如說是「沒有空間」。
父親穿著他生前最常穿的那件鐵灰色夾克，領口有些微磨損，左側口袋邊緣有一小塊被香菸燒出的焦痕。那是母親生前唸過他無數次的夾克，母親走後，他每天都穿。
「爸。」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很遠，像從另一個房間傳過來。
他看著我。
沒有說話。
「你一直在記錄。」
他點頭。
「從版本一到版本三。從二〇〇三年到你離開那天。你一直在記錄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誤差。」
他還是沒有說話。
「那些誤差——路燈閃爍、高架道路、捷運不停站、咖啡店換老闆——不是故障，不是巧合，不是你的認知障礙。是同步失敗的痕跡。對嗎？」
他的嘴角微微上揚。那是父親式的微笑——不是開朗，不是愉悅，而是一種「你終於問對問題了」的釋然。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我問。
他低頭，看著自己夾克上那塊燒焦的痕跡。
「因為你一直住在原本裡。」
他的聲音和生前完全一樣。略低的音頻，不疾不徐的節奏，每個字尾都習慣性地微微上揚——不是疑問，是確認。
「你以為這裡是台北，但這裡不是台北。你以為二〇〇三年之後的每一天都是連續的，但不是。你以為自己是我的兒子，是我母親懷胎十月生下、在台大醫院領到出生證明、用『陳』這個姓氏註冊戶籍的那個人——」
他停頓。
「——這些都是真的。」
「只是你所在的世界，不是最早的那個。」
十一
我醒來的時候，枕頭是濕的。
房間裡很安靜。窗外沒有施工聲。凌晨三時三十一分，路燈沒有閃爍。我起身，走到電腦前，拔掉硬碟的電源線，拔掉傳輸線，把那塊發黏的銀白色外殼用一條舊毛巾包起來，放進抽屜最深處。
然後我打開手機。
刪除捷運卡。刪除地圖應用程式。刪除所有記錄我移動路徑的權限。
明天開始，我不會再走三百二十七步到捷運站。
我不會站在善導寺站的月台上，等那班永遠準時的列車。
我不會在傍晚六點零三分站在陽台，看著火車從遠方駛來。
如果「原本」已經不存在，如果「同步」是一場無止盡的修正與覆寫——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無法被歸類的版本。
不是版本一。
不是版本二。
不是版本三。
是版本零。
版本零不是備份。
版本零是刪除所有備份之後，殘留在硬碟深處、無法被格式化、無法被讀取、也無法被同步的——雜訊。
十二
母親說過一個故事。
那是父親還在追她的時候。一九七八年，台北車站還在改建，中華商場還沒有拆，他們約會在鐵道部旁的咖啡店。父親點了一杯黑咖啡，加了四顆方糖。母親說你不是很討厭甜的嗎。父親說，對，但我希望這個片刻甜一點。
母親說，你父親這輩子，只會用這種拐彎抹角的方式表達感情。
我後來常常想起這個故事。
不是因為浪漫。
是因為「備份」的本質，或許就是這樣的：你複製的永遠不是原件本身，而是你對原件的理解、詮釋、以及那不願意讓它消失的心情。
父親複製了三十年的城市。
他不知道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台北——或許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台北。或許從第一塊砂岩被開採、第一根鋼筋被打入地底的那一刻起，台北就只是一個不斷被覆寫的概念。
但他還是複製。
就像他往黑咖啡裡加方糖。
就像他每天傍晚六點零三分站在陽台，等一班早就進站的列車。
就像他穿著那件燒焦的夾克，在夢裡看著我，說：
「你不需要找到原本。原本已經不存在了。」
「你只需要確定，接下來的每一個版本，都是你自己選擇的。」
十三
我把那塊硬碟從抽屜裡拿出來。
接上電腦。
格式化。
三百二十 GB。
確認。
進度條跑了四十七分鐘。從 0% 到 100%，沒有錯誤，沒有延遲，沒有彈出任何警告視窗。格式化完成後，硬碟變成一個嶄新的、空洞的、沒有任何資料痕跡的儲存裝置。
我把它拔下來。
打開窗戶。
凌晨四時零二分，天空是墨藍色的，敦化南路的路燈從四點四七公尺的間距一路延伸向遠方。我把硬碟放在窗台上，沒有丟下去。
我只是放著。
讓風吹。
讓清晨的濕氣附著在塑料外殼上。
讓時間在上面留下新的刮痕、新的氧化層、新的、無法被任何版本預先記錄的——誤差。
十四
我開始學習成為一個無法同步的人。
不是刻意的叛逆。
不是對抗什麼龐大的、不可名狀的體制。
只是——微小、持續、無傷大雅的偏離。
我不再用導航軟體規劃路線。我憑感覺轉彎，迷路了就站在原地抽一根菸，抽完再走。我不再依照紅綠燈過馬路——當然不是闖紅燈，那太危險了——而是刻意放慢腳步，讓自己總是卡在行人穿越燈號結束的前三秒才走完斑馬線。我不再讓任何應用程式存取我的位置。我關掉手機的自動校正輸入法。我重新開始用鋼筆寫字，墨水是母親留下來的鴕鳥牌藍黑，已經放了二十年，顏色淡得像灰。
一個月後。
那條正在施工的高架道路，圍籬拆除了。不是完工——是停工。工務局的新聞稿寫著「重新評估路線規劃」，沒有解釋原因。
兩個月後。
凌晨三時三十一分，路燈不再閃爍。我站在巷口等了三個晚上。零點三秒。沒有。隔天我打電話去台北市路燈管理處，接電話的小姐語氣困惑：「先生，我們這邊沒有收到相關報修紀錄喔！您確定是敦化南路二段十一巷嗎？我們系統顯示該路段路燈運作一切正常。」
正常？
這個詞在這座城市裡，似乎有了新的意義。
十五
版本四。
這是最後一個檔案。
不是存在於父親的硬碟——那塊硬碟已經格式化，被我拿去收了抽屜最深處的舊郵票、民國六十七年的一角銅板、以及母親留下來的那半瓶藍黑墨水。
版本四存在於我自己。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時候開始建立的。或許是父親還在的時候，或許是他離開之後，或許——比那更早，早在我還不知道自己住在一個不斷被複製的城市裡，早在我還以為「昨天」和「今天」是連續的、平滑的、沒有任何裂縫的。
版本四沒有文字。
沒有地圖。
沒有數據。
版本四是一種狀態：每一天早上醒來，第一個念頭不是「今天要做什麼」，而是「今天我選擇做什麼」。
這聽起來像文字遊戲，但不是。
「要做什麼」是版本一的語言。那是被規劃的路徑，被寫好的程式，被分配的角色。
「選擇做什麼」是版本四的語言。那是迷路，是停頓，是站在復興南路與忠孝東路交叉口、視線固定朝向東南側騎樓第三根柱子、停留四至六秒——不為了等待什麼，不為了證明什麼，只是為了讓自己成為那個願意停下來的人。
十六
前幾天，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
寄件者是一個陌生的帳號，主旨欄是空白。我差點把它當成垃圾郵件刪掉。
但我沒有。
我打開。
信的內容只有一行字：
「你在哪裡？」
我沒有回覆。
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確定答案。
我在台北。我在這間住了四十一年的老公寓。我在父親坐過的綠色絨面沙發上，用著同一盞桌燈，喝著同一種牌子的即溶咖啡。
但這是哪一個台北？
版本一？版本二？版本三？還是某個尚未被編號、尚未被紀錄、尚未被任何人察覺的新版本？
我不知道。
我甚至開始懷疑，「知道」這件事本身，就是同步系統用來校準誤差的手段。你愈想確認自己是不是在原本，就愈容易被修正回某個標準化的軌道。
所以我決定不再確認。
十七
昨天傍晚，六時零三分。
我站在陽台。
不是因為習慣。
是因為我想看看那班火車。
遠遠的，鐵軌的盡頭亮起一盞燈。不是列車的前照燈，是平交道的警示燈，紅白相間，一閃一滅，間隔零點七秒。然後火車來了。七節車廂，窗戶亮著昏黃的、溫暖的光。我看不清車廂裡的人，看不見他們的表情、衣著、目的地。我只知道，這班列車每天都在這裡經過，三十年如一日。
父親等了三十年的，或許不是某一個特定的版本。
他等的是「經過」這個動作本身。
只要火車還在開，城市就沒有死去。
只要還有人在窗邊站著，時間就不是一條只能向前、不能回頭的單行道。
十八
我把父親的硬碟從抽屜裡拿出來。
重新接上電腦。
格式化之後的三百二十 GB，乾乾淨淨，像剛下過雪的廣場。我打開文字編輯器，建立一個新檔案。
檔案名稱：版本四_我的版本
字體：標楷體。大小：十二點。行距：一點五倍。
第一行：
「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可以被複製，是在決定不再被複製的那一刻。」
窗外，高架道路的工程圍籬已經拆除。沒有人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復工，也沒有人記得它為什麼停工。巷口的路燈依然以四點四七公尺的間距排列，凌晨三時三十一分，它們不再閃爍——但這不妨礙我在那個時刻醒來，站在窗前，喝一杯冷掉的即溶咖啡。
父親沒有回來的必要。
原本沒有找回的必要。
當副本開始提問，原本就會失效——這是父親留下的句子。但他沒有寫完後半段。
後半段是：
「當副本不再提問，副本就會成為新的原本。」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真的。
我不確定這座城市有多少人活在副本裡，有多少人從來不知道「版本」這個概念，有多少人在睡夢中被悄悄修正、卻在醒來時覺得今天的天氣一如往常。
但我知道，父親花了三十年選擇不被修正。
而我，從現在開始，也會做同樣的事。
這不是反抗。
這甚至不是選擇。
這是——當你發現鏡子裡的自己眨眼慢了半拍，你沒有去向眼科醫生報到，沒有去配一副新的眼鏡，沒有說服自己那是疲勞、壓力、或是老化的自然現象。
你只是對著鏡子，眨了一下眼。
慢半拍。
讓鏡子裡的自己知道：有人在看。
同步系統可以複製街道，複製建築，複製記憶，複製每一盞路燈的間距與閃爍頻率——但它無法複製那個「故意慢半拍」的決定。
因為那不是誤差。
那是意志。
十九
昨天晚上，我又夢見了父親。
他還是穿著那件鐵灰色夾克。夾克上那塊燒焦的痕跡還在，但顏色好像變淡了一點——或許是洗過很多次，或許是時間終於在那個沒有時間的空間裡，也開始留下痕跡。
「你還在等嗎？」我問。
他搖頭。
「不等了。」
「為什麼？」
他想了想，然後說了一句我從來沒有聽過的話：
「因為已經在這裡了。」
我不懂。
他沒有解釋。
他轉身，走進那片沒有邊界的空白。夾克的背影愈來愈小，愈來愈淡，愈來愈像是某個被刻意調低透明度的圖層。
在他完全消失之前，他回頭，看了我一眼。
那個眼神——不是告別，不是欣慰，不是任何可以用文字描述的情緒。
那是一個版本關閉之前，最後一次確認自己曾經存在的——備份。
二十
我醒來。
窗外天亮了。
高架道路的工地寂靜無聲。巷口第一班公車駛過，車內稀稀落落幾個乘客，有人低頭看手機，有人靠著窗戶打盹。便利商店的自動門打開又關上，冷氣的壓縮機低低地振動，吹出來的風依然帶著那股熟悉的、混合了茶葉蛋與關東煮的氣味。
這座城市沒有崩解。
世界沒有重置。
父親沒有回來，母親沒有回來，任何一個被我刪除的版本都沒有重新跳出畫面、向我索討它們應得的存在權。
一切如常。
但我知道，某些參數已經被改寫。
不是被某個龐大的、不可名狀的同步系統。
是被我。
被一個每天早晨七時四十二分出門、卻偶爾會在捷運站月台上站著發呆三班列車的中年男子。
被一個在凌晨三時三十一分醒來、站在窗前喝即溶咖啡、等待一班不再閃爍的路燈的失眠者。
被一個始終學不會父親那套精確到小數點後一位的紀錄方法、卻繼承了他那件燒焦夾克的——版本四。
二十一
傍晚。
六時零三分。
我站在陽台。
遠遠的，鐵軌的盡頭，那盞紅白相間的平交道警示燈開始閃爍。
零點七秒。零點七秒。零點七秒。
然後火車來了。
七節車廂。窗戶亮著昏黃的燈。
我看不清車廂裡的人，看不見他們的表情、衣著、目的地。
但這一次，我舉起手。
輕輕揮了一下。
不是等待回應。
不是告別。
只是一個確認——
列車會繼續經過。
城市會繼續運作。
版本會繼續增生、覆寫、同步、失效。
而我，會繼續站在這裡。
不是原本。
不是副本。
是那個願意在無數排列之中，選擇成為自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