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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的「地骨與地皮」制度如何影響島民權利？
張保仔如何從海上霸主轉型為清廷海軍官員？
1919年長洲居住條例與界石背後的隔離歷史為何？
長洲，這座在地理上呈現「啞鈴狀」的島嶼，是香港境內人類居住歷史最悠久的地區之一。其獨特的連島沙洲（Tombolo）地形，不僅塑造了數百年來的漁業與貿易基礎，更如同一部被層層疊加的史書。觀察長洲的時空褶皺，會發現歷史並非整齊地收納在博物館中，而是雜亂且頑強地嵌入街道與廟宇的紋理。這裡不只是遊客眼中的度假勝地，而是一個由法律殘餘、海權博弈與種族隔離交織而成的複雜空間樣本。
土地的「地骨」與「地皮」：黃維則堂的百年業權博弈
在解構長洲的權力地圖時，土地業權是理解社群結構最核心的切入點。長洲的土地制度在香港法制史上堪稱孤例，其核心在於「黃維則堂」這一宗族組織長達兩百年的壟斷地位。這種結構深受中國傳統「二元土地制度」影響，即地骨權（Subsoil Rights/Bones of the Land）與地皮權（Topsoil Rights/Skin of the Land）的分離。黃維則堂作為「地骨」擁有人，向官府繳納糧課，同時作為中介向實際居住的「地皮」擁有人收取租金。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署後，殖民政府為了降低治理成本，採取了「實用主義轉借」策略，承認了這一清代殘餘制度。
- 清乾隆年間：黃維則堂獲新安縣發出「承墾執照」，確立其在長洲的傳統管理特權。
- 1905年《集體官契》（Block Crown Lease）：殖民政府正式將全島約九成的私人土地登記在黃維則堂名下。這使黃氏成為島上唯一的合法地主，所有其他居民在法律上皆成為其「亞租戶」（Sub-tenants）。
- 1995年《集體政府契約（長洲）條例》：立法局通過法例正式收回業權，標誌著這種「國中之國」式的宗族地主制度終結。
歷史檔案： 1995年政府收回業權時，向黃維則堂支付了約 2,000 萬港元的補償金，這標誌著清代傳統業權制度在普通法體系中的最後謝幕。
這種安排揭示了早期殖民統治如何利用華南宗族結構來實施行政自治。黃維則堂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扮演了政府與居民之間權力緩衝的角色。然而，當土地擁有人控制了土壤，海面上的權威則屬於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力量。
「地骨」與「地皮」
從紅旗幫首領到清朝校官：張保仔的權力與生存哲學
十九世紀初的華南沿海，並非和平的貿易通道，而是高度組織化武裝集團的獵場。長洲憑藉優越的深水避風港，成為了當時最強大海盜勢力——紅旗幫的重要戰略基地。
張保仔的傳奇並非僅在於其掠奪，更在於他在1810年的一次精明的權力交易。在經歷了著名的「虎門海戰」後，張保仔面對清朝與葡萄牙海軍的聯軍重創，意識到非法武力的邊際效應正在遞減。特別是在大嶼山附近的決戰中，紅旗幫船隊因空間密度過高、船隻排布過於緊湊，導致在遭遇遠程火力時難以轉向避撞，最終潰不成軍。
項目歸降前（紅旗幫領袖）歸降後（清朝海軍校官）部眾實力約 25,000 至 50,000 人獲准保留 30 艘私人武裝船隻法律地位海寇、死刑犯清朝海軍守備（後升至副總兵）職責轉向海上掠奪與規費收取緝盜官員，受命指揮 30 艘政府戰船
這是一個典型的邊陲「非法暴力體系」向「官僚體系」滲透的案例。張保仔在長洲及馬灣重修天后廟，是他轉向「建制化」後的戰略佈局——透過贊助民間信仰，他成功將個人的海洋威望轉化為合法的社會資本。
從紅旗幫首領到清朝校官：張保仔
靈性技術與公共衛生：1894年鼠疫中的太平清醮
1894年，香港爆發全球性鼠疫，奪走數千人命。當時的殖民政府試圖以基於「瘴氣論」的現代衛生管理控制疫情，卻與本地社群發生了激烈的時空衝突。長洲的太平清醮（包山節），正是誕生於這種科學與信仰的激烈對峙中。
在這場公共衛生危機中，海陸豐（汕尾）社群展現了極強的集體代理權（Agency）。當殖民醫療官採取強硬手段——強制搜查民宅、焚毀家具、拆卸被視為「不潔」的房屋時，海陸豐移民動員了他們的「靈性技術」：
- 殖民政府的科學干預：強調環境衛生，採取強制隔離與空間破壞，引發華人社會極度恐慌。
- 海陸豐社群的靈性防禦：迎請「北帝」（玄天上帝）巡遊街道，設置祭壇超度亡靈，並實施全島茹素。
這不單是宗教儀式，更是一種「地域防禦」機制。當西方科學尚未能提供情緒安慰或有效解答時，太平清醮成為了社區凝聚力的核心。海陸豐人對北帝的崇拜，在疫病消退後轉化為全島性的文化傳統，證明了地方知識在面對現代性衝擊時的韌性。
1894年鼠疫中的太平清醮
種族化的地理景觀：1919年長洲居住條例與界石
殖民權力最冷峻的展現，莫過於透過法律在地理空間上強行劃分種族界線。1919年，香港島的山頂種族隔離政策在長洲複製了其「縮減版」。
為了確保西方傳教士與公務員擁有排外的避暑環境，港英政府通過了《1919年長洲（居住）條例》，將長洲南部的「山頂區域」劃為特定區，未經許可，華人不得居住。這使得長洲的空間被切割為兩個世界：
- 南部山頂 (The Peak)：法律保護的白人專屬區，環境清幽，象徵著「文明」與「純潔」。
- 中部村落 (The Village)：華人居住區，在殖民敘事中常被描繪為擁擠與不潔的象徵。
這項法令引發了當時華人領袖的極大憤慨。華人非官守議員何福（Ho Fook）「種族歧視性侮辱」。為了標示邊界，政府沿山脊豎立了 15 塊編號界石。如今，第 14 號界石仍隱沒在聖約翰醫院內部，成為這段空間隔離史的無聲證物。
1919年長洲居住條例與界石
戰後的邊際實驗：康樂新村與嘉道理的「助人自助」
1949年後的難民潮，將長洲推向了國際人道主義介入的前線。隨著傳統漁業陷入困境，這座小島成為了冷戰背景下，國際非政府組織（NGO）進行社會工程的實驗場。
1950年代，賀理士與羅蘭士嘉道理（Kadoorie）成立了嘉道理農業輔助會（KAAA），推行「助人自助」計畫。這標誌著長洲的慈善邏輯發生了範式轉移：從 1872 年由本地華商發起的傳統「方便醫院」（Fong Bin Hospital）那種宗族式的慈善救濟，轉向了具有現代福利色彩與國際開發話語的系統性援助。
1960年代末，利用美國與加拿大的捐款興建的「康樂新村」（Care Village），旨在為難民提供現代化的居住空間。這反映了跨國力量如何透過基礎設施建設，將一個閉塞的漁業社會轉化為與全球人道主義接軌的現代社區，這也是西方「軟實力」在香港邊陲的一次具體實踐。
康樂新村與嘉道理的「助人自助」
歷史之外的遺產：深度遊蹤推薦
對於想要實地感受這些權力層次的讀者，以下兩處遺址是不可或缺的觀察點：
- 長洲方便醫院遺址 (Fong Bin Hospital Ruins)：這座 1872 年建立的遺址，曾是早期華商慈善的精神標竿。儘管現已廢置，但其殘存的石刻碑銘仍訴說著清末民初地方士紳在殖民體系外的自我救助與社會責任感。
- 第 14 號界石 (Boundary Stone No. 14)：位於聖約翰醫院附近。尋找這塊界石，不只是地圖上的打卡，而是對 1919 年那段種族隔離地理的實地反思。它曾是權力的終點線，如今是平權進程的里程碑。
結語：層累的島嶼，觀察的藝術
長洲的這五個歷史片段，共同構成了一幅關於「生存韌性」的拓撲圖。這座島嶼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不僅被動地接受歷史，而是主動地「層累」歷史。它吸收了清朝的業權遺產、海盜的暴力交易、海陸豐社群的靈性防禦，以及殖民體系的空間壓制與國際援助的現代化改造。
這種不斷與「更高權力」（不論是清廷、殖民者還是國際機構）談判、妥協並獲取生存空間的能力，正是華南海洋邊際性格的縮影。下次踏上這片沙洲，在喧囂的假日市集背後，願你能讀懂那些刻在土地業權、宗教儀式與邊界石塊上的、關於權力與存續的深刻卷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