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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蓮╱北美智權報 編輯部
圖片來源 :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在21世紀全球化、地緣政治變動與數位轉型的三重壓力下，傳統代議制政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決策挑戰。台灣作為高度依賴外貿出口且社會福利需求快速擴張的成熟經濟體，長期以來深陷於「經濟成長」與「分配正義」的零和賽局中。現行的單軌制治理模式，即由立法院統一審議性質迥異的產業、勞動與民生法案，往往導致專業的產業戰略被捲入短期的政黨政治動員，或是使迫切的民生需求在預算角力中被犧牲。
在全球化地緣政治變局、數位轉型壓力以及後工業社會轉型等多重挑戰交織下，台灣既有的行政架構展現出某種「發展型國家」模式的疲態。長期以來，台灣的產業政策與民生福利政策雖然在各自的官僚體系內運作，卻因權責分散、民意代表性失衡以及專業決策受政治干擾，導致國家資源配置效率與社會正義之間的張力日益擴大。筆者企圖研究並建構一套全新的「產業與民生管治雙軌制」政府架構，主張在中央政府層級設立兩個獨立但協調的管治單位，以解決現行體制下產業政策碎片化、立法院功能缺位以及地方參與不足等結構性困境[1]。
台灣當前管治模式的結構性危機與改革契機
產業政策碎片化與立法院的功能缺位
當前台灣的產業治理權力散落在行政院下轄的各個部會中，雖然經濟部扮演核心角色，但隨著技術跨域發展，數位發展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乃至於環境部等機關，皆在不同維度上介入產業決策。這種「碎片化管治」導致政策連貫性不足，且在資源分配上往往向特定的資方或既得利益群體傾斜。更為嚴峻的是，台灣立法院目前缺乏專門的「產業委員會」，導致立法權對產業政策的監督流於形式，或僅能針對零星的補助預算進行審查，無法在宏觀層面提供具備民意基礎的戰略指導。
現有的「五加二」創新產業計畫或「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雖由行政機關主導，但在制定過程中，勞方與消費者的參與度極低。這種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在民主化成熟的台灣社會中，正逐漸面臨合法性挑戰。行政機關頻繁動用特別預算來應對地緣政治風險，如「加強韌性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條例」，雖展現了應變的靈活性，卻也凸顯出常態性管治架構在應對結構性經濟變革時的遲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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