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赤裸相對

前陣子，認識一個小男生。

小男生今年20歲，瘦瘦的，說自己很木訥，不善於社交，平常就是個很沉默的人。我看著他，想像著還沒有加入國民服務時的自己。

我那時候也不願意社交，懶惰去跟任何一個人打交道，只想宅在家，面對著龜速的網絡和電腦，下載著一部部要用兩天甚至一星期才下得完的兩個小時的電影，或者一張足夠我聽半年的專輯。

那時，我也是20歲。或者更準確來說，是從19歲跨入20歲不久吧。第一份工作沒了，我還記得漏液把自己的物品從宿舍搬回來時的狼狽。已經是午夜了，蟲兒都睡著了，只剩下幾隻螢火蟲在父親的花架那邊閃閃爍爍。那時候，手機是鍵盤式的，我都忘了那時候用的是哪個牌子，就算現在要想也想不起來。它是消耗品，連帶的，對它的記憶也消耗磨損掉了。朱天文說的，有時間就有磨損。

那時候，我青春但不可愛。我青春但我老沉。我青春得感受不到一絲青春蕩漾的快感。我甚至壓抑著，即使那時候每晚都偷偷讀去了新加坡的室友留下來的《索多瑪的120天》然後幻想著性愛。當然，自瀆便也在所難免。但跟現在比較起來，如今的自瀆可以玩更多花招，而那時候的卻是那樣的淳樸，乾淨單純得像讓人目不轉睛的翠玉，毫無瑕疵。

許多年過去了，現在，看著20歲的男孩說自己是木訥的，我對他說，我曾經也是。當然，現在情況稍微好了一點，沒有那麼木訥了！然而，別人總不信。他們覺得我很呱噪，喜歡說話，喜歡湊熱鬧。有一回，潘碧華說我這傢伙愛湊熱鬧，我頓著了，然後笑笑。

其實，我不喜歡熱鬧，我擔心的是場子沉默下來時的尷尬。你不覺得那種尷尬很難受嗎？像想要做愛的兩個人，突然陌生起來，赤裸相對，卻又什麼都沒有發生，坐在床沿，或滑手機或手無處安放或說了一兩句，然後就以嗯回應幾聲。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其中一方誰是性冷感了。對，在那些尷尬的場合裡，一定有一方是性冷感的。否則，怎麼可以讓場子熱不起來呢？

我也不是真的湊熱鬧，我真的喜歡的是，遠遠的看，靜靜的看。好比很多次，去馬大作協的一些活動，我都坐在後頭，而且刻意遲到個十分鐘，就是避免讓太多人覺察到自己的存在——但我知道自己是有參與的，默默參與，而不是站在別人的鏡頭前，非要照相不可。也因此，我極少和所謂的名人照相，即使有人要同我照相，我也總是藉故逃走。

哎呀，我是那樣一個木訥而不願意與人有太多社交的人啊！就像那天，有人問我，董橋和張惠菁要來馬來西亞了，你不是很喜歡他們嗎？不去？董橋我說不上喜歡，我喜歡的是他文字裡敘述的那些我想過去生活，但卻沒有辦法存在在那裡頭的文化氛圍與生活，但如果真要把我丟在那些民國情境中，我大概也會像周作人那樣，看似有所作為，實則無所作為，日日喝苦茶，但願自己的小日子裡苦中還有回甘的閃甜的滋味。

至於張惠菁，早已不是我初識的張惠菁。我在另一個臉書賬號上寫過我跟張惠菁作品認識的過程。那時還是大眾書局恩澤讀者的時期，3本書，24令吉，不時丟一些奇葩好書。我的許多哲學書、文學書、宗教書、心理學書以及雜七雜八的書，都是從那邊買來的，尤其是大田出版社的，更是許多。

我喜歡的張惠菁是寫小說的張惠菁，惡寒，蛾，末日早晨。接著才是三少四壯時期的張惠菁，活得像一句廢話，閉上眼睛數到十，給冥王星，最後是雙城通訊。最後讀的那本我一直覺得跟張惠菁離得很遠很遠了。當年的故宮案，大概影響她不少吧？眨眼，他老師杜正勝的三隻小豬，就快成了有歷史的台灣政壇上的笑話典故了，而且，那時候李敖還在，還在議會廳裡，張掛著自己年輕時的巨屌裸體畫像呢！

這些都是年少的回憶，孤獨的走來，寂寞的書寫，靜默的閱讀。我不是一個好的文友，也不會是個好的男友。熱情的皮表下，我是冷漠的，近乎蛇，但也可以是魚。是文學讓我感受到了一絲絲的暖，是文學讓我這個沒有家族靠山的木訥青年，感受到一點靠山的滋味。現在，我又找到另一座靠山——哲學。但沉靜下來思索，不免發現，這些文學哲學其實是由知識組成溫暖，剝開來看，知識也是無所用處，是最沒有用的人最後的靠山。

命運，如玩笑。所以米蘭昆德拉總是如此的嘲諷現代的人類。 看著20歲男孩完美的臉龐與肌膚，大概沒有誰願意去摧毀和毀掉他的美麗和俊俏。我對男孩說：『好好體驗你生命中最珍貴的這一年。曾經，我也擁有過，可是我並沒有好好認識我的20歲。 』

深夜，真的不該找人聊青春的事，一觸，就如骨牌，就如危樓被炸藥轟炸得粉末殘片滿地。轟——我都聽見發自內心深處的巨響了。沒有青春的青春，youth without youth。我真想叫男孩陪我看馬奎斯的《愛在瘟疫蔓延時》，我的身體雖然已經不在是處子，但為了你，我一直是處子。矛盾的敘述，是神話裡的狄奧尼索斯嗎？又或者是一直不願歸家的奧德賽呢？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