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正義（開學前5週）

　　看完了台灣本土優質連續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之後，將我目前三個性質完全不同的主題進行比較與深思，發現自己對於社會議題及弱勢群體較有興趣，也終於在議題選擇上有了決心，雖然仍不太清楚如何切入，但我想藉由權力空間、類型學、監獄學以及社會學方面來加強論述，於是我找了《空間就是權力》（畢恆達，2001）、《城市建築》（Aldo Rossi，1992）、《規訓與懲罰》（Michel Foucault，1975）、《液態現代性》（Zygmunt Bauman，2018）打算來拜讀一下。

　　一開始會關注到這個議題，其實是在觀察各屆畢業設計中針對弱勢群體的部分，發現大多集中在遊民、獨居長者或是農民等等，很少人去談論到更生人或受刑人，對於現代監獄建築的印象，大多是高大厚實的圍牆以及低矮的樓房，壁壘森嚴令人肅然起敬的空間氛圍，我認為此種建築形式已然不適合現代社會，礙於篇幅關係，僅簡單扼要的說明。

　　犯罪矯正透過應報、嚇阻、隔離、矯治、重整、修復的功能來維持社會秩序，而監獄作為自由刑的手段剝奪受刑人受憲法保障的自由權利，但是對於受刑人來說，真實情況卻是只要進了監獄，不只是自由被剝奪，連帶生存的權利也被剝奪，出獄後受到社會上各種歧視的眼光以及工作待遇上的不平等，再加上長期刑期間與社會隔離，無法更新外界的資訊，儘管出獄的當下有著改過自新的動力，也會被社會的不友善打壓，造成無法適應的情形，有的人甚至為了回到監獄而再次犯罪。

　　再者，對於監獄建築與都市空間的關係，在《戰後台灣建築監獄矯正空間研究》（方立寅，2015）中提到，原本城郊邊緣的監獄建築，在人口、城市呈現動態的發展過程中成為都市的一部分，但之後因建築不敷使用、民眾的反彈等等原因而遷出都市，在遷出時除了購地等技術上的問題外，需要透過社會各界運作的監獄建築既離不開城市，卻又因其負面空間性格被城市排擠，造成一種矛盾化的現象，例如日治時期的台北監獄，原先設置於台北城外東南角郊區，與都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但隨著光復後的都市擴張範圍增加，監獄建築逐漸融入都市涵構，而後在搬遷時，也因種種爭議而左右為難。

　　總歸來說，監獄離不開都市卻又被視為嫌惡設施，受刑人回歸社會卻遭受歧視，一部分可歸因於民主社會上的人民因不了解而感到不安與恐懼，進而排擠監獄建築與受刑人，這使我產生了很多的疑問與興趣，為什麼我們將受刑人隔離於社會之外，卻又要讓他們回到社會？為什麼監獄會成為嫌惡設施而遠離都市？為什麼監獄建築會以圍牆來切割與都市的關係？為什麼不能讓監獄成為都市空間中有助力的公共設施呢？

　　寫週記之前就知道，要整理自己的思緒，並且用合適的詞彙，將想法完整清晰的傳遞給別人，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情，希望能不斷精進自己的文筆，把脈絡梳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