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打大佬始終很無力

影射真實政治事件

日本政治生態既複雜，利益又盤根錯節，就算是日本人自己也未必完全消化，《新聞記者》利用影射兩宗近期較為著名的政治新聞，嘗試把觀眾帶入處處有無形之手的日本日常。

• 「伊藤詩織」性侵事件：2017年現身指控安倍晉三「御用記者」山口敬之於2015年 對自己性侵，並循民事向他索償，雖然2019年終判勝訴，但兩年來伊藤飽受司法系統官官相衛的壓迫，以及網路輿論「檢討受害者」的煎熬。
• 電影提到內閣情報調查室（內調）僱用了一批訓練有素的情報人員，平時靠國家提供的資料，在網路各大社群媒體扮演不同角色，製造各式帶風向留言以操縱輿論，令原本是受害者的伊藤變成故意勾引上司，行為不檢而鬧出風波。

• 「加計學園」獸醫學院弊案：同樣是2017年，學園被指借董事長加計孝太郎與首相安倍晉三之間的朋友關係獲得優待私相授受，免費取得公共用地開辦獸醫學院，甚至後來爆出有內部文件，指有紀錄證明「總理授意」「要以最快方式完成辦學手續」。
• 戲中主軸的「生物大學建設計劃」，設定是能夠製造「生化武器」的大學，因為基因重組等高科技都能夠作為戰爭用途，政府把銀行當作私人戶口肆意借款建設，官員們必須簽下十數份假文件，同時有財務省官僚自殺扛責。

雖然電影到最後，女記者終於排除萬難，把生化武器的陰謀報導出來，但迎接她的卻是指責她報導假新聞的網路言論，同時與她打拼追查真相的官員，卻受到高層的壓力不得不屈服，結尾一句無聲對白更惹人暇想。

戲外的恐怖與反擊

《新聞記者》除了內容衝擊之外，更利用打光、場面調度等營造日常的白色恐怖，例如內調場景顏色灰白冷漠、報社則是較為溫暖正常。這種心思於導演藤井道人早前出席台灣公映的座談會得到證實，他甚至提到因為題材敏感，電影被主流媒體打壓的情況，包括花錢買電視、廣播廣告也被拒於門外，僅能透過報紙、社群網站曝光。

的確，雖然《新聞記者》以143間戲院作中小型發行，但日本最大型戲院東寶院線拒絕上映，只能靠其他小型戲院。除了導演提到的打壓之外，更有八卦指因為題材敏感，滿島光及宮崎葵等大咖女星拒演，所以角色才落在韓國演員沈恩敬身上，故事亦因此為她改成會操流利英語的日韓混血兒。

縱使面對主流打壓，《新聞記者》仍然交出漂亮的票房成績，在個多月之內累積超過5億，40萬人次入場收看，縱使不如2018年的票房神話《屍殺片場》，亦是2019年日本電影界的小奇蹟。其後電影甚至在各大頒獎禮皆有斬獲，例如「日本學院獎」獲得多個主要提名，「每日電影大獎」更勇奪最佳電影、最佳女主角等大獎，算是對主流政權作出小小的反擊。

如果說《新聞記者》沉悶，其實也只是日本社會派電影向來的問題，只要平時吃得下嚴肅的和式風味，倒沒有太過不慣或反感；反而電影就揭露各式政商勾結、網軍言論操控、憑良心講真話沒人理會等「社會問題」充滿既視感，就算平時愛嘲笑日本人政治冷感、「秩序」比「個人權利」更重要，但香港人跟他們面對與「極權」距離，或者沒有很遠。

可是，或者「香港獨立電影節」主辦單位對「公僕」敢於「逆權」有良好期待，只是日本人普遍對社會運動的理解，跟香港人（特別是黃絲）的距離卻很遠。韓國的《極權》系列讓人看到「只要努力抗爭，就算再苦都有曙光」的「希望」，但經歷過全共鬥失敗的日本，卻在《新聞記者》提供了「抗爭不到，冷漠更好，但政治冷感始終會侵蝕日常」的殘酷現實，於大半年過後瘟疫漫延時，是一盆讓人清醒的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