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錯方向的愛台灣 (近日新聞感想)

最近的新聞真的是很歡樂，光一個牛肉談判可以談成這種德性的笨執政黨，加上不知道為什麼在反對的蠢在野黨，最後補一刀打假球，這星期的新聞節目真的是絕無冷場。筆者對這種歡樂的新聞，向來沒有甚麼太大的意見，新聞之所以會如此的歡樂，當然是有一票小丑在表演，從前幾周的某邱姓立委辭中常委開始，搞了四不像的國民黨黨務改革，再來的牛肉談判更讓我們見識到，甚麼叫做「清廉是無能的遮羞布」，接著民進黨不知道在搞甚麼鬼的抗議，更是讓人清楚見識到，台灣已經徹底的鄉民化。

既然是鄉民，那就不要期望有說理的空間，鄉民跟對岸的憤青，就某種程度上來說，不過是五十步笑五十一步。所以筆者不打算討論啥米對錯問題，筆者想要玩一下拆解。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牛肉的問題，開放美國牛肉到底有多嚴重？筆者必須說，這是價值觀的問題，但價值觀也是有矛盾與否的。例如，某人宣稱生命無價，絕對不能開玩笑，那麼如果我們接受了生命無價的概念，那這位仁兄第一件該幹的事情，不是去抗議美國牛肉傷害台灣民眾健康，他應該去跟保險公司抗議，抗議他們把健康跟生命標價。

這很好笑嗎？一點都不好笑，這只代表我們一般民眾，習慣在對自己有利的狀態，無論是有形的金錢還是無形的自尊上，都傾向把某一種價值觀無限上綱到無窮境。這種態度，不能說有錯，因為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一種價值觀是無法改變的，要把某一種價值觀趨近無價，當然可以。問題是你可不可能同時把兩個價值觀都無價化？在此跪求數學高人，可以指導一下無限大比無限大，哪一個比較大的一般性方法。

所以，筆者要說的是，宣稱生命無價的人，並沒有錯，問題是其他比美國牛肉傷害健康，可能導致二十年後台灣民眾健康遭受打擊的問題，是不是更加重要？如果生命無價，筆者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假如五年後中國要打過來，台灣打這一仗會死五十萬人，美國告訴台灣，進口吃了可能會讓1%的人，死於二十年後的絕症必死無疑牛肉，可以送台灣一百架戰機，讓台灣在五年後的戰爭中，死五萬人就可以打贏。請問各位施主，要不要衡量一下進口還是不進口啊？

這裡就不去計算所謂死亡機率等等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在生命無價論者中，根本就是不能討論的假議題。但就一個標榜黑暗的戰略研究者來說，生命當然可以算標價錢，不僅生命可以標價，連你的良心跟道德都可以標價。不相信的人請去參考孫子兵法，討論將道的部分，人家可沒有說面對一個愛民如子的將領，要哭著感動的放他一馬，孫子說的是針對這位仁將的弱點，把他所愛的民眾給嗶~~~(消音)，好便於我方擊敗他。

簡單說，筆者在根本上，是覺得美國牛肉吵成這樣，簡直可笑。如果真的要計算風險概念，我們拿RPN來簡單估算風險好了。假設今天有三個議題，進口有疑慮的牛肉導致的死亡可能、H1N1的重症死亡可能、兩岸發生戰爭的死亡可能。將發生的機率、嚴重性、可測得性依大小照順序標上3、2、1，那麼很簡單的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二十年內可能致死風險表。

機率就不用說了，現實角度來講，兩岸二十年內發生戰爭的機率，跟二十年內有確率有人被牛肉搞死、每年被H1N1感染致死相比，這低得很，嚴格說根本就不知道。H1N1跟相關的類流感，幾乎可以保證每年都會死人，只是死多死少的問題，相比之下問題牛肉導致我們健康受損而在二十年內死亡，機率是還比較低。所以機率性以流感最高、戰爭最低。

嚴重性是以死人多寡來講，H1N1依照目前的疫苗等等的進度來看，只要規劃得當，每年會百多人就很離譜了，這數字實際上更低得多。牛肉呢？目前沒有可以比較的確實數字，但拿歐美目前得病致死的數量來說，還是算很低，但考慮到二十年以上的長效，抓個吃牛肉人口的0.1%應該不過份，算台灣有一半的人一定非吃不可，一千萬人的0.1%約一萬。打仗呢？除非馬上投降，不然筆者可以保證這場台海戰役打下來，沒死十萬人算萬幸。所以嚴重程度當然是戰爭最高，流感最低。

可測得性的?戰爭根本就不知道，因為發動戰爭的權利在中國手上，我們只能間接的依靠加強防衛能力、緊密外交關係等等方法來降低，但這些都並不是中國打台灣的唯一考量。H1N1則是因為大概都知道差不多了，連疫苗都有，我們對施打不施打的致死率等等都很有了解，這比無藥可救的問題牛肉顯然是比較可以去測得的。所以評分就是依照戰爭最不能預測、流感最低。

風險係數一乘出來，很明顯的戰爭的風險最高，吃牛肉最低。那要筆者是馬英九，我管你牛肉怎樣啊，最優先的應該是防止戰爭的爆發吧。既然如此，那筆者當然是去研究看看，可不可以拿進口美國牛肉換進口美國飛彈，可以增加中國對台動武的風險。或者是努力把流感疫苗施打到全國民眾身上，這都比管他的牛肉進口與否重要得多。

如果，今天台美的牛肉談判，後面還可以接著包括FTA，甚至是軍售與其他國防的訂單跟援助，依照筆者的看法，這筆生意簡直是太划算了。所以筆者擔心的不是這種問題，筆者會擔心的是，萬一沒有暗盤，真的就是單純的牛肉進口談判呢？機車勒，那我們的談判代表水準還真的有待加強，連吃的牛肉都可以談成這副德性，那其他經濟條約的牛肉看來也不必想了，躺平等人來打比較快。

至於民進黨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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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期待了，根本就是巴夫洛夫反應，完全沒去想整體的問題，光是在這一個談判上抓著馬英九痛腳有屁用，萬一兩個月後美國宣布因為台灣的善意而售台F22五百架，民進黨諸公要不要去跳淡水河啊？如果只是要擋下包括ECFA在內等詭異的條約，所以要在這些地方上，利用逐步的戰術勝利累積最終的戰略勝利，這筆者倒覺得OK。

不過，根據我們在台灣的經驗，這種推想似乎太樂觀了，多半的人應該是甚麼都沒想。

打假球的問題，已經是月經文了，筆者不打算討論有關薪資水準、政府作為這些等等的問題，筆者想討論比較整體的狀況。

第一，球員的道德問題需要關注嗎？

道德通常都是假議題，一個人會不會做壞事，取決於他個人做壞事得道的利益，是否超過他合群守法，群體所給他的利益。這還包括他個人的見識、背景等等問題，筆者絕不贊同一概而論。筆者在這種偏道德性的問題上，較傾向用環境的方式去解釋，也就是說這些球員的出身背景都類似，家庭經濟狀況跟他們從小到大所接受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有關。

筆者舉一個周人蔘電玩弊案來說好了，為什麼涉案的除了黑道角頭外，還包括政府高官、警界高層與軍方將領？好像全部都中獎了。所以有人認為，都是害群之馬的錯，只要挑出老鼠屎，就可以拯救一鍋粥，也不是沒道理。其實原因是，因為他們不少人從小就住在同一個、或是附近的眷村，這些外省掛從小玩在一起，搞不好小時候就有分派系。這些人成績最好的，考到大學、成為公務員，三十年後變成政府高官；成績差一點的，考進警校，三十年後變成高階警官；成績再爛一點的就去念軍校，三十年後還在軍方，也是個將軍了；甚麼都考不上的就去混黑道，三十年後還沒死，就是大哥了。

所以這些人要橫向的牽線，互相認識有這麼難嗎？加上背景相同，價值觀也不會差得太遠，今天有白花花的鈔票等著賺，要不要去賺啊？

今天打假球的人，就是因為身家背景多半相似，其思考模式跟價值觀也差不多，筆者可以跟讀者保證，打職棒的這些人中，其思考模式、價值觀會跟中產階級一樣的，連一成都沒。古代的遊牧民族價值觀就是搶你種田的女人、燒光房子、搶光銀子，砍死越多人就是越威猛無敵，你跟這些馬背上長大的人談耕田的儒家五倫思想，簡直是對牛彈琴。所以那些分析認為，球員道德需要加強，是很詭異的，但就是有人喜歡這樣分析。與其說他們在找問題，不如說在找麻煩，你對一個根本就不認同你價值觀的人談違背你的價值觀不好，這不是耍笨嗎。

那為什麼打棒球的，社經背景通常都不好？會問這問題的人更有趣，想一想我們從小到大的升學主義，有哪一間學校會以你考上棒球名校為榮的？有幾個父母會因為你參加金龍旗感到驕傲的？絕大部分，都是你沒考到高中、考上大學，就別當人了，給老子去當畜牲。這種價值觀能培養出甚麼「高道德感」的球員？見鬼了

第二，球員的薪資過低是不是問題？

這當然是問題，經濟學的標準講法，就是當一個球員合法收入遠高於高風險的非法所得，他會傾向不要違法。這種說法說爛了，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講。如果今天某球隊每年賺一億元，那麼這一億元要拿多少給球員才叫合理？如果整個棒球的地上與地下市場總利潤超過十億，那我們是要努力上檯面下的檯面化，還是繼續讓球隊只賺到整體利潤的十分之一？

孟子那種「何必曰利」的思想，不適用現代社會，更精準的是依靠科技文明建構的現代社會。這是事實，如果讀者想要那種古代的美好理想鄉，筆者建議你去找賓拉登學習，看怎樣推翻一個國家，建立理想國會比較快。當你還在台灣這個現代國家生活，就要面對「都要曰利」是不可避免的。那麼，球員薪資高還是低，並不是取決球團單方面的進帳，而是根據棒球相關衍生的所有產業，都要算進去。當我們赫然發現，原來球隊可以拿到的錢，在這個產業鏈中根本是一小部分，那球隊當然沒有足夠的誘因去給球員薪水。願意給的當然是黑道這些給得起的，他給一場就可以賭贏一億元，比你球隊打一年要死不活賺得多，幹嘛不賺？

好吧，一定有讀者認為，黑道簽賭等等本來就不對，要加以用公權力等等禁絕。這筆者贊同，因為棒球是運動，除非我們成任賭博是一件正當的事情，不然簽賭本身就不對，球員自己去簽更糟糕，這等於是把看球的當笨蛋，欺騙消費者。問題是，這個權力結構正確嗎？

筆者上一篇談政治的權利，其實就是要講清楚，職棒打假球的問題禁絕不了，本質上是屬於台灣的政治權力結構問題。

一個西方國家，其三權分立的制衡系統，本身是著眼在「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所以這三權的互相牽制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以打假球的狀況來說，今天立法機關有人搞鬼，要砍司法系統的預算，輿論與民眾馬上會把這個立委敲成豬頭，那麼司法的獨立性才會不受到干擾，也只有不受到干擾的司法系統，才能夠給得起檢察官足夠的錢、權力，去行使所謂的獨立司法權。獨立司法權不受到行政的干擾，很大的前提是司法系統的升遷、考績並非是行政或是司法機關單獨認定。總之，當檢察官可以不鳥民代、不理會勾結黑道的官員，去把該抓的都抓起來，還真的可以都判給他死，這就可以大幅增加犯罪的成本。

其他立法跟行政的狀況都可以比較，狀況跟司法權是一樣的。筆者為何強調這種政治權力結構？因為在台灣，政府官員跟民意代表，基本上與其說是互相競爭，不如說互相配合比較正確，當某一塊大餅太可口的時候，除非利益橋不攏，不然多數都會選擇妥協，大家各取所需、互蒙其利。這種狀況其他國家沒有嗎？當然有，多得很。但是如果當有第三種權力介入，在這裡的狀況就是司法權的確立，首先增加的就是擺平利益的問題，任何開過會議的人都知道，參與人越多，利益要橋到大家都滿意就越困難。

換言之，各種權力的平衡，就過程來看似乎是一種更骯髒的分贓手法，但就結果來說卻會因為談判人數增加，大幅增加收買所有人的成本。簡單的說，當某黑道要擺平地方政客的同時，還要付出相當的代價給民意代表，避免民代藉監督民意見光死，同一時間又要多花錢打點司法系統，省得檢察官沒事來找麻煩，這其中要付出的代價可是會高得嚇人，最容易懂的例子就是，如果這個黑道花了一千萬去打點十個民意代表，政府官員要花多少錢才能買的動？如果這時候加一個地方檢察總長來分一杯羹，請問價碼要加上去多少？有沒有可能某一個人因為自己拿得太少，心生不滿去阻撓整個計畫？有沒有可能因為檢察總長加碼要收兩千萬，導致其他人全部都要求加碼？

這種談判問題，有處理過一些公司會議或是多方代表會談的就知道，簡直是惡夢。最好處理的模式就是，你只要收買了那個關鍵人物，其他一切好談。

今天台灣的政治權力結構，是三權分立還是五權合作？很抱歉，從結構的觀點來看，我們是民選皇帝制，只要皇帝一意孤行，幾乎可以不受到干擾，同黨立法代表無論願意與否都會被迫支持，反對方則可能因為人數不足反對無效，又因為司法系統是行政機關加上多數立法代表同意產生，所以檢調系統的大老闆還是皇帝。

歸根究柢，還不就是我們民眾懶惰，想要選了一個人，一切事情都解決。典型的只要double A、萬事都OK，這種性格當然沒有辦法改變整個權力結構，當然會導致權力結構不可避免的中央集權化。要改變談何容易，今天職棒會死的這麼慘，並不是政府無能或是球隊剝削球員甚至是球員無恥。問題出在台灣民眾對於監督這檔事，異常的懶惰。

監督是非常辛苦，也是很沒效率的事情，更糟的是監督這種工作，本身沒有「產出」，在台灣這種一切只看效率的詭異代工國家，沒有產出的單位跟職位基本上就是浪費，監督這種屬於控管成本的單位，多半的老闆都喜歡自己來，而不是找專家來，又充分反映台灣人根本就不信任別人。講到底，還是老話一句，台灣人的思想與價值觀不改，職棒不會有救的。

當打假球這件事情的本身，有政府高官在簽注、地方民代在支持、黑道勢力在執行，連司法檢調都可能涉入其中，這種超級共犯結構要怎麼改變？笨蛋，問題在政治，老是規避這種政治問題，以為一切都是技術問題，就是今天台灣向下沉淪的主因。

今天，政府官員的反應，就是典型的共犯成員，當每一個官員都在打道德的官腔，就足證這些人都是共犯結構之一。正如同愛國主義是惡棍的庇護所，道德就是既得利益者用來鞏固自身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