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議時事】#ChinaLiedPeopleDied? 《刺針》期刊的三篇社論這麼說

中國刻意隱瞞疫情？

就著第一個問題，我們看看《刺針》總編輯 Richard Horton 於4月25日發表題為 ”Offline: Why President Trump is wrong about WHO”的社論。文章檢視了中國向世衛通報疫情的時間表，以反駁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世衛隱瞞疫情和世衛對中國通報信息的依賴導致全球疫情大爆發的說法。文章列出了以下時間線：

1. 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通報世衛在北京的辦事處，指出武漢出現不明肺炎。
2. 2020年1月1日，世衛在組織內三個層級（總部、區域總部和國家一級）組建事故管理支持小組，世衛進入抗疫緊急狀態。
3. 1月4日，世衛在Twitter 發帖稱「中國通報世衛武漢出現一組肺炎病例，無死亡病例。我們正在進行調查確定病因。」
4. 1月5日，世衛發布本組織關於新型病毒的第一期《疾病暴發新聞》，當中包含風險評估和建議，並報告了中國向本組織通報的在武漢發生的聚集性肺炎病例患者狀況和公共衛生對策。
5. 1月7日，中國科學家確認病毒源自於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6. 1月12日，中國公開分享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同時，中國官方開始向世衛通報疫情。在當時的首41宗個案中，其中一宗個案最早於去年12月8日出現病徵。同日，世衛指出「目前未有確切的證據證明病毒能人傳人」。世衛同時留意到中國當局聲稱自1月3日起便再沒有新增個案。
7. 1月14日，世衛疫情應對技術負責人 Maria Van Kerkhove 在記者會上指出，新型冠狀病毒在目前41宗確診病例中已存在有限度人傳人，主要是通過家庭成員傳播，並且表示有可能暴發更大範圍的疫情。病毒人傳人的特性最終於1月24日由港大微生學系臨牀助理教授陳福和醫生於《刺針》發表的學術論文被證實。
8. 這段期間，中國政府派遣專家到武漢調查。1月20至21日，世衛駐華代表處和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的專家也到武漢進行短暫實地考察。
9. 1月22至23日，總幹事譚德塞根據《國際衛生條例（2005）》召集突發事件委員會開會，評估疫情是否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參與會議的專家根據當時掌握的證據，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最終，在1月30日該委員會再次開會，並達成共識，宣佈新冠病毒疫情構成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從以上時間線可見，中國自12月31日起一直向世衛通報，看來表現出一定的透明度。然而，社論也提出了三點質疑：

1. 從12月8日首次發現病徵到12月31日首次通報世衛這段期間，中國政府究竟做了甚麼？當然，在12月初仍未有跡象顯示患者都從同一種病毒傳播得病時，未必能料及事態之嚴重。然而，當武漢衛健委於12月31日首次通報世衛時，確診病例已有27宗，明顯並非個別零星個案。在這個時候通報，是否及時，並不存在隱瞞？
2. 為甚麼中國政府於1月12日聲稱自1月3日起便再沒有新增個案？翻查國家衛健委網站，武漢市衛健委自1月11日起才每天公佈疫情資訊，但在12至16日期間均通報沒有新增病例，而這段期間市民也沒有被告知疫情的潛在嚴重性，防疫意識不足。
3. 上星期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修訂武漢市死亡病例數字，大幅增加50%，但修訂後全國死亡病例也只有4642宗。這個數字可信嗎？根據指揮部的說法：「數據差異的原因包括：疫情早期病人激增，未能全數收治，有患者沒有入院治療，在家中病亡；在救治高峰期，醫院超負荷運作，醫護人員忙於救治，因而有遲報、漏報和誤報現象；由於收治患者的定點醫療機構快速增加，少數醫療機構未能及時與大疫情網對接、報送信息；以及有些死亡病例信息登記不全，存在重報、誤報情況。」

由此可見，雖然一方面中國政府在較早時間已通報世衛，保持了某程度上的透明度，但12月和1月初兩段時間出現的信息空隙也不是全無疑點。目前我們也許沒有確切證據證明中國政府刻意隱瞞，但從武漢市政府對李文亮的責訓，以至後來疫情於1月底在武漢全面爆發中清楚可見，政府顯然沒有把握防疫的黃金時間，告知民眾疫情的潛在嚴重性，也為了維穩的需要過分遏止了一些可能在訊息傳遞機制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謠言」。

即使如此，假設中國真的有刻意隱瞞疫情，這是導致全球疫情爆發，「累死人」的原因嗎？

中國的謊言累死人？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侵權法 (Tort Law) 中舉證因果的原則。比如說，在將軍澳的某一處發生了斬人案，受害者因而受重傷。但救護員把受害者送院的過程中沒有履行作為救護員應當履行的責任，不但沒有妥善進行急救，更沒有為傷者戴上呼吸機。最終，該受害者傷重不治。

受害者的家屬其後控告該救護員及醫院管理局疏忽，要證明疏忽責任的其中一個元素是因果關係，即要證明是救護員及醫院管理局的疏忽導致受害者死亡。此時，醫院一方指出若非兇徒斬人在先，受害者根本不會受傷，也不會死亡。法庭不接納這個說法。

在判斷因果責任的時候，我們需要分別「如非」(but for) 成因和有效成因 (effective cause)。在這裡，如非兇徒情操驅使下的那一斬，當然就不會有以後一系列的事情發生。但無限追溯源頭也不是一個公允的因果歸責。在這裡，救護員的嚴重疏忽已切斷了「成因鏈」(chain of causation)，成為導致受害者傷亡的有效成因，故此疏忽的因果關係成立，須對受害者的死負責。

我們再回來看看中國隱瞞疫情與疫情大爆發的因果關係。就本國而言，就如前文所述，武漢市政府在1月初並沒有採取充足的防疫措施，這與其後全國大爆發有直接關係。在這一點上，因果關係是成立的。當然，中國政府其後利用其強大的全國動員能力，採取封城、社區封閉式管理等強硬措施，加上病例追蹤、迅速興建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和把大型活動場地改建為方艙醫院等措施，成功在一個月內壓平曲線，這些也毋容置疑，也就是在《刺針》期刊”Sustaining containment of COVID-19 in China”一文裡所說的。但這都是後話了，大概只可以說是「將功補過」。

但從國際層面而言，這個因果關係難免顯得牽強。《刺針》期刊的社論”COVID-19 in the USA: a question of time”，就檢視了美國疫情爆發的來龍去脈，認為美國的問題在於浪費時間。文章指出，美國的疫情本來相比中國和意大利的擴散得更緩慢而且也更受控制。但就如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 Anthony Facui 所言，聯邦政府的緩慢決策令美國喪失寶貴時間。初期，美國疾控中心不容許學術和商業機構研發檢測試劑，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的審批程序也對試劑研發造成限制，導致初期美國的檢測能力只有每天100次。當CDC終於允許其他機構自行研發試劑、FDA也放寬審核程序時，實驗室已要面對著排山倒海的檢測工作。

再者，CDC 在2月底才更新檢測指引，容許沒有外遊紀錄的人士接受檢測，美國的檢測能力才逐漸提高。再者，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的疫情預測和流行病預案本已提醒各州增加病床、呼吸機和其他醫療裝備，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情況。但最終，前線醫護人員在缺乏足夠裝備下每天冒著巨大風險工作。

文章最後總結，美國政府決策遲疑，沒有及時採取積極行動應對疫情，是特朗普政府錯失防疫時機，以及其意圖置經濟利益於科學考慮和保護公眾健康至上直接造成的。而其倉卒重啟經濟的決定再一次將金錢凌駕於生命之上。

故此，中國在公佈疫情信息上的不透明固然是整個世界疫情打爆發的「如非」原因，但是否一個有效原因，就非常值得商榷。事實上，即使韓國、台灣、香港、澳門等地更接近中國大陸，往來中國大陸與這些國家地區的人口也更多，至今卻沒有出現大規模爆發。

政客透過各種修辭話術邀功卸責並不是甚麼新鮮事。在這場輿論戰中，中國政府刻意淡化疫情爆發的成因，並宣揚其抗疫的成功經驗，特朗普則刻意指責中國說謊瞞騙，並繼續淡化疫情的嚴重性，強調重啟經濟，這與他選舉中打的經濟牌如出一轍。但公共輿論不應單單被這些話術牽著走，淪為政權的政治宣傳和洗腦工具。在這一點上，我們作為負責任的公民須要對這些話術保持警惕，才能促進公民社會的理性討論。

作者：秦逸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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