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專題｜《新世紀福爾摩斯》：聰明是這時代的性感

在秋天陰雨的日子重看《新世紀福爾摩斯》（SHERLOCK）第一到四季，真是無比愉快過癮。我和千千萬萬觀眾一樣，打從十年前第一季開播，就無可救藥地迷上班奈狄克・康柏拜區和他詮釋的夏洛克・福爾摩斯、馬丁・費里曼飾演的約翰・華生、以及整部劇建構出的世界。迷到什麼程度呢？我在英國留學期間，就刻意住在貝克街旁，進進出出總是經由充滿福爾摩斯元素的地鐵貝克街站。抵達倫敦後看的第一齣劇，是馬丁・費里曼擔綱的《理查三世》實驗劇場；買過最貴的表演票，是班奈狄克・康柏拜區主演的舞台劇《哈姆雷特》──提前了整整一年買票，坐在前排中央結果看得最清楚的是他的長腿，但還是心滿意足。

那是幾年前的事了，細節早已模糊一片，徒留印象。《新世紀福爾摩斯》各集的推理內容於我也是如此，所以即使是重看，驚喜感一點也不輸當年。當久違的片頭音樂響起，熟悉的倫敦街景鋪展而開，這一次，懸念少了，卻多了更多樂趣和享受，彷彿被夏洛克感染了他接到詭異案件時的過度興奮，The game is on，遊戲要開始了。不在乎人們的驚嚇、害怕、擔憂，不在乎已經受害的死者慘狀，也不那麼在乎犯罪者的動機。重點是，兇手究竟是用什麼方法犯案的？他在哪？他的下一個目標是誰？背後是否牽涉更大的組織或機密？

當 19 世紀的名偵探來到 21 世紀，班奈狄克・康柏拜區將這位現代福爾摩斯的古怪、天才和無情詮釋得淋漓盡致，幾乎改寫了全世界大小螢幕對性感男人的定義。就像與夏洛克交手的「那個女人」艾琳・艾德勒，赤裸著姣好身材對他說的：「聰明是新的性感。」

不過，在《新世紀福爾摩斯》爆紅成為現象級影集之前，螢幕上的性感很少以這樣的形象出現，聰明也不是歐美主流喜歡的特質──他們更偏愛球隊隊長。就連當初兩位寫過《Doctor Who》劇本、且是福爾摩斯迷的編劇，向 BBC 電視台提案時保證「我們會拍出性感的福爾摩斯」，BBC 仍然不怎麼看好：「實在看不出班奈狄克・康柏拜區哪裡性感。」

沒想到，當他化身夏洛克，擁有精湛的觀察能力，豐富的科學和醫學知識，縝密的邏輯歸納和演繹推理，以及拉小提琴、槍法劍法等各種有助於思考和破案的技能；當他頂著捲髮、穿著經典的黑色長大衣，身手矯健地穿梭各犯罪現場；當他一口氣說完兩頁半台詞，以充滿磁性的英式上流階層口音搭配一臉理所當然的自信，我們全都瘋狂陷入艾琳・艾德勒的身不由己：I am Sherlocked！──或就算沒那麼誇張，也至少會像約翰・華生剛剛認識他，聽完一連串夏洛克對他個人背景準確推論時的反應：「這⋯⋯實在太神了。」

雖然夏洛克說，通常別人會叫他滾開，他也的確有點怪，整天沉溺於自己的現實（或幻想），唯一相信的權威只有自己。他不會看場合或別人臉色說話，可以毫不留情地駁斥、嘲笑或讓別人陷入尷尬，只因為覺得所說的是事實。劇中將他的行徑解釋為高功能反社會人格，但似乎沒那麼像，比較像高功能亞斯伯格。而且，許多其實也是英國人的普遍特質：重視邏輯，不輕易流露情感，經常瞧不起別人，以及近乎殘酷的現實主義和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註）。

夏洛克一次次強調並驗證，感情用事對破案一點幫助也沒有。唯有保持冷靜和疏離，客觀看待案件，才能有效解決問題。同樣的，是極度的效益主義，而不是反社會人格，讓夏洛克毫不猶豫、也不慚愧地，運用欺騙、違法、或任何手段來達成破案目的。這也是為什麼擁有強烈道德感的約翰，心甘情願放任、幫助夏洛克無所不用其極。

在第一、二季裡，編劇較以原著故事作為改編基礎，無論是現代化情境、硬派推理、夏洛克和約翰的性格設定、兩人日益堅定的友誼，全都非常精采出色。運鏡和剪接獨特的視覺呈現，讓我們能跟著約翰的步伐、夏洛克的眼光，走跳於不同的案件和現場，辨別他人身上的細節特徵如何說明他們的狀態，研究犯罪現場的環境和線索，搜尋遺失的關鍵，連結看似不相關的人事物；歸納已知事實，排除不可能的選項，推斷最可能的前因後果。

到這個時候，夏洛克基本上已經知道犯人是誰了，但要制伏身在明處或暗處的兇手，還需要他和約翰的合作無間，與幕後黑手正面對峙，鬥智鬥勇。不需要營造懸疑恐怖，不需要華麗的動作戲和大場面，就足以讓所有人大呼過癮。

到了第三、四季，重心偏往夏洛克和約翰之間的深厚情感，以及他們更人性化的一面。在第三季最後，為了確保約翰的妻子瑪麗不再被勒索，夏洛克直接一槍射死了媒體大亨麥格努森。這一槍，是夏洛克最理性也最感性的選擇，他的決定依然出於精確計算，只不過約翰成了他眾多考量的第一順位。他再也不是那個冷靜淡漠的夏洛克了，因為有了想不顧一切保護的人，他有了弱點。第四季的改編則更加冒險、大膽，深入夏洛克的童年創傷和家族陰影，以嗑藥般的迷幻潛進他的心靈殿堂，揭開刻意遺忘的妹妹和紅鬍子往事。如此一來，確實完整了夏洛克的生命歷程，包括他那些反社會人格似的特質從何而來，他為何這麼重視與約翰的關係？甚至連原本只是高手過招的莫里亞蒂，都有了犯罪動機。

但對我來說，當編劇賦予這一切如此完美的因果關係，反而讓我們突然清醒──這世界從來不會這麼理性、合乎邏輯，許多事情的發生沒什麼道理，有些悲劇永遠也找不到原因。

歐美的推理小說起源於 19 世紀，愛倫・坡和柯南・道爾筆下的偵探都使用科學的演繹法來破案，反映了當時現代科學的進步與人們對科學的崇敬。那同時也是尼采提出「上帝已死」的時代，西方基督教信仰式微，但人們對這世界的不確定性和無意義依然恐懼，於是科學取代上帝，成了我們認知世界的指南，甚至成了新的神話、新的信仰。

然而，正如尼采的反思，科學是認識未知事物的一種方法，但終究並非全部；單憑理性也終究無法探究世間萬物的真相和本質。

如今，我們距離那樣的時代氛圍仍不遠，不過，從福爾摩斯系列小說到《新世紀福爾摩斯》，從科學是新的神、到聰明是新的性感，也許還是有些什麼在改變。隨著科學和科技愈來愈發達，人們似乎逐漸意識到，這些是工具，最重要的仍是使用著科學和科技的人。而最了不起的，是擁有整合知識、辯證思考的聰明，佐以敦厚的道德和溫柔的內心。

大概因此，我們如此喜愛屬於這個世紀的夏洛克・福爾摩斯，並像瑪麗深愛著「貝克街男孩」一樣，覺得他們是這混沌世界裡的傳奇所在，希望所在。

註：效益主義是西方最有影響力的道德理論之一，認為行為的道德對錯取決於其效果和影響，而正確的行為是追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快樂。效益主義會平等地考慮所有受牽連的人的效益（即增加幸福快樂、減少痛苦），廣泛運用於公共治理、社會福利經濟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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