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CD一萬塊

在我等經濟實力與時間精力均遠不足以支應的樂迷眼中，「發燒世界」是幽深奧祕的異次元宇宙，充滿了只可意會而近乎於禪的詞句：「低頻Q軟而不鬆」、「中頻緊實而不生硬」之類無標準無法測量的玄奧說法，都是常態。「發燒圈」最經典的套語，大概是頂尖揚聲器應當能聽出弦樂的「松香味」──這以嗅覺形容聽覺的妙喻，常被「非燒友」引來調侃。此外，音響廣告常有「聽出耳油」一類形容，大抵是舊時從香港傳來的夸飾法。我有時也會想：到底什麼樣的音樂，值得你我為它流一汪「耳油」呢？

少年時，曾到一位長輩家中作客。他是望重四方的名醫，牆上掛了不少博物館等級的真跡。地下室闢做試聽間，擺了一對比人還高、像兩堵牆豎著的靜電喇叭。線材皆粗壯黝黑如蟒蛇橫臥於地，前後級擴大機、黑膠唱盤、CD機，無一不龐大沉重，面目陰鷙。即使真有賊人闖空門，大概也是搬不動的。那天長輩招待我們聽了幾張唱片，印象最深的是一張發燒「測試片」，裡面收錄了校準音響部件所需的各種聲效。他特別選播其中一曲，很短，內容簡單扼要：一只玻璃杯「嘩鏘」摔碎在地上。他反覆地播了好幾次，並且得意地問我們，可曾聽出這玻璃杯摔碎的方位，在右前方三公尺處？可曾聽到一塊碎片由右往左彈跳的脆響？

我倒不至於輕薄地以為長輩花費相當於一隊進口車的資本打造這套發燒系統，只是為了原音重現摔碎玻璃杯的實況──若是那樣，未免也太不划算，還不如買幾百隻玻璃杯，每天現摔現聽。但我也暗自狐疑：一旦「發燒」到一定的份兒上，「音樂」與「音響」究竟孰輕孰重？

《音樂與音響》雜誌創辦人張繼高先生（1926-1995）雖有名言「音響只是手段，音樂才是目的」，他也曾形容暗夜中看著「真空管頂上那點點橘紅燈絲......溫婉有光，直覺上它散發出來的音樂，都是一種溫存，一種美，一種風韻，一種感激......。」──你看，戀物、發燒，也是需要教養的。

多年後，我接到一個音響展覽活動的講演邀約。我的講題是「我的搖滾發燒片」──任何門派的樂迷，都有屬於自己的「發燒」定義，我雖沒有玩「發燒音響」的資本，卻很可以聊聊某些唱片在錄音、編曲、音場處理各方面的巧思。當然，定這個題目另有私心，便是期待主辦單位能藉地利之便，借一組我死也不可能供在家裡的超級「發燒」音響，放放我那些聽熟了的唱片，讓我自己好好過把癮。

可惜事與願違，那次講演的音響器材，幾乎是我這些年走闖江湖所見規格最陽春的一組──連那到底算不算「音響」都十分可疑──一只擺在地上的手提式擴音喇叭，補習班常見的那種。那喇叭功率稍弱，音量略略扭大，便會竄出必必剝剝的雜訊和回授嘯聲。我的CD透過那只喇叭播放出來，高中低頻或許都還在，只是都黏到了一處，糊爛難解──總之，我得在全台灣「發燒音響」最密集的展覽現場，用一只補習班擴音喇叭講兩小時的「搖滾發燒片」。

我只能急中生智，改變策略，反向切入：話說四五十年前，我們的長輩還是青少年的時代，用電晶體收音機和手提唱機聽著那些古早的音樂，何嘗在乎過「發燒」與否？那些歌的創意和才氣，即使用最最陽春簡陋的器材播放，仍足以撼動人心。

「大神級」資深製作人李壽全老師曾經跟我說：當年他製作完一張唱片，在後製錄音室完成混音和母帶後期處理（mastering），常會先用錄音室裡專業級的監聽喇叭仔細聽一遍，再把母帶錄成卡帶，拿到樓下電器行找一部最便宜的手提錄放音機放一遍。若是這麼聽起來也不錯，纔算過關。畢竟流行歌曲從不單單為了發燒音響而存在，它將在計程車上、在便利商店、在麵館的電視機前被聽見。真正厲害的「發燒片」，得要做到「隨遇而安」、「遇強則強」，纔算得上「雅俗共賞」。

李老師的故事給了我靈感。那天我請大家把那只補習班喇叭想像成「四十年前的電晶體短波收音機」，果真奏效，聽眾並沒有被它嚇跑。

講演結束，活動承辦人上來作結，這位混「發燒圈」多年的前輩闡述了一段「發燒友應有的觀念」，令我大開眼界。他說：發燒友常常花太多錢玩音響硬體，卻吝於投資軟體。所以他們努力提倡一個觀念：器材成本與唱片收藏，應該至少保持「一比一」的比例。也就是每花一萬塊錢買器材，就應當至少買一片CD。

易言之，若你擁有一套百萬音響，你起碼應該要有一百張CD。我暗暗換算了一下：若從架上的唱片數量逆推，我應當要擁有一套價格相當於兩三幢房子的音響系統，纔對得起這個公式。

然而我也很清楚，有太多年輕人的硬碟裡塞滿了十百倍於我畢生蒐購唱片總和的MP3檔，連續放上幾個月都聽不完，然而他們往往連一付像樣的耳機都沒有，聽音樂最常用的介面是電腦喇叭和手機。他們得之於音樂的快樂，是否品質必然不如遵行「一比一」公式的「發燒友」呢？

所謂聆聽的教養，所謂發燒的真諦，我想了很久，依舊沒有答案。

（2011年七月，寫給《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