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9/25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帝國墳場:第一次英阿戰爭(4)

4. 大軍的殘餘
1月6日,英軍正式退出營地,他們將要穿越封凍的興都庫什山脈,前往140公里遠的賈拉拉巴德(Jalalabad),一直被矇在鼓裡的沙阿‧舒賈則被扔在巴拉希薩爾自生自滅。由埃爾芬斯頓率領的隊伍共有四千五百名官兵(其中英軍約七百人、印度兵三千餘人,還有一些是舒賈的人馬)以及至少一萬兩千名非戰鬥人員,包含軍眷、僕役、文職人員、隨營者等,一些無法行走的傷病人員則被留在營地中,埃爾芬斯頓認為對方起碼會善待這些人,但事情當然沒有他所想得那麼簡單。
《從阿富汗撤退》(The retreat from Afghanistan, 1842),英國畫家亞瑟‧麥考密克(Arthur David McCormick, 1860 – 1943)於1909年所繪。
《從阿富汗撤退》(The retreat from Afghanistan, 1842),英國畫家亞瑟‧麥考密克(Arthur David McCormick, 1860 – 1943)於1909年所繪。
英軍前腳剛跨出大門,在外等候許久的叛軍和暴民便湧入營地大肆劫掠,留在營地中的傷員病患盡遭屠戮,所有的建築物也付之一炬。接著,叛軍開始攻擊落隊的士兵和隨營者,隊伍後方開始陷入混亂,而應該前來護送的阿克巴則不見人影。好不容易逐退叛軍和暴民後,阿克巴到第二天才姍姍來遲,他自稱需要花時間疏通沿途的部落首領,這才來不及派出護送隊。埃爾芬斯頓雖然不太相信這番說詞,但也無可奈何。
1月8日,英軍開始通過拉塔班德山口(Lataband Pass),這座山谷長達六公里,毫無掩蔽可言。由於大多數的火砲與物資都在前日的混亂中被拋下,英軍只能硬著頭皮走進山谷,迎接部落武裝的伏擊。正如他們所料,山谷內早有大量吉爾吉人埋伏,他們用繳獲的英軍步槍和傳統的傑薩爾火槍(Jezail)從制高點向下狙擊,英軍根本無力反擊,只能冒著槍林彈雨和風雪強行通過。
手持傑薩爾火槍的阿富汗部落民兵,這種武器多半以手工製作,槍身上的華麗雕花象徵使用者的身分;這種武器雖然原始,但反而適應了技術相對落後的阿富汗鄉間,就算到了21世紀的戰爭中偶爾還能見到傑薩爾火槍的身影。
英軍在山谷中至少失去了三千人,大多數人陣亡或凍死,也有一些人在絕望中自殺;更多的士兵則苦於凍傷,彈藥與補給已見了底,就連槍砲也在嚴寒的天氣中損壞。
開始有士兵掉頭逃跑,但他們絕大多數都在途中被殺害或凍死,一些軍官家眷則向護送隊(他們在襲擊開始時總是跑得不見人影)求助,家眷們以塞爾准將的夫人弗蘿倫提雅(Florentia Sale, 1790 – 1853)為首,被護送隊帶回喀布爾,但除了「有價值的」英國人和一些地位較高的軍官外,剩下的普通印度士兵、隨營者和僕役們先後遭到屠殺。
弗蘿倫提雅‧塞爾,外號「穿襯裙的擲彈兵」(Grenadier in Petticoats),她的勇氣絲毫不遜於丈夫。塞爾夫人在這段期間仍保持寫日記的習慣,後來出版為《阿富汗的災難之旅,1841-42》(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1841-42)。
1月11日,英軍只剩下兩百餘名官兵抵達了賈加達拉克(Jagadalak)這座小村莊,大批部落武裝和叛軍緊追在後,剛被提拔為上校的謝爾頓拼命反擊,儘管身負重傷但還是成功擊退了這波攻勢。緊接著,神出鬼沒的阿克巴又出現了,並邀請埃爾芬斯頓等人出面談判,無計可施的埃爾芬斯頓找來謝爾頓和休‧強森上尉(Hugh Johnson)隨行,但他們三人一到談判地便被扣押,全部當了俘虜。好在埃爾芬斯頓還是做對了一件事,他臨行前留了口信給副將托馬斯‧安奎蒂爾中校(Thomas John Anquetil, 1784 – 1842),要他們儘快乘著夜色撤走。
賈加達拉克山谷,這幅畫由詹姆士‧拉特雷少尉(James Rattray, 1818 – 1854)事後所繪,他也是印度河兵團的一員,此時人在坎達哈駐防,但他也有位兄弟在恰里卡爾喪命。
留在村莊內的安奎蒂爾眼見長官遲遲不歸,便決定依令行事,強行闖越前方叛軍設下的路障。叛軍沒料到英軍會在半夜行動,雙方在一片黑暗中大打出手,但叛軍人數眾多,只有第44東埃塞克斯步兵團(44th East Essex Regiment of Foot)的20位軍官和45名士兵,以及另外十幾位失去建制的官兵逃脫外,包括安奎蒂爾中校在內的一百餘人都在賈加達拉克喪命。
第44步兵團於次日早晨逃到甘達馬克(Gandamak)附近的一座山頭上,他們在此遭遇叛軍包圍,但官兵們拒絕放下武器,戰到了最後一刻,只有四位官兵存活下來,戰死士兵的遺骸至今仍留在那座山頭上。
《第44步兵團在甘達馬克的最後一搏》(The Last Stand of the 44th Regiment at Gundamuck),由英國軍事畫家威廉‧巴恩斯‧沃倫(William Barnes Wollen, 1857 – 1936)繪於1898年。
另外一群脫逃者費盡千辛萬苦抵達了距離賈拉拉巴德25公里遠的小村莊福特哈巴德(Futtehabad),當地人願意讓他們在此歇息。然而,有村民已經向叛軍通風報信,大批叛軍很快殺進村莊,村內的15名英軍官兵中有十人當場被殺,逃走的五人中也有四人被追上,只有一個人逃出了包圍圈,他狂奔了整整一天才終於抵達賈拉拉巴德要塞,將慘劇的始末告知當地守軍。
1842年1月6日至12日,英軍的撤退路線(橘色)。
威廉‧布萊登(William Brydon, 1811 – 1873)是位軍醫,在東印度公司的孟加拉軍團服役,在遠征阿富汗期間也擔任舒賈的隨侍醫師。布萊登在撤退途中仍不忘記錄日記,將1月6日至12日之間發生的悲劇寫了下來。布萊登在賈加達拉克突圍時頭部埃了一刀,削掉一片頭骨,好在他的帽子裡塞了本雜誌保暖,否則他絕對無法倖存。他和另外十幾位同伴逃到福特哈巴德,又成為唯一一個逃出包圍的人;在最後一段路上,他又遇見好幾批阿富汗叛軍,讓他與他的馬身上多了幾個彈孔與刀傷,但最終幸運之神仍然眷顧著他,讓他活著回到賈拉拉巴德。
軍醫威廉‧布萊登,這場災難中最著名的倖存者,他的故事成為不少藝術家與作家的題材,比如福爾摩斯的好夥伴華生醫生便參考了布萊登的經歷,雖然華生在設定中參加的是第二次英阿戰爭。
《大軍的殘餘》(Remnants of an Army),伊莉莎白‧湯普森,巴特勒爵士夫人(Elizabeth Thompson, Lady Butler, 1846 – 1933)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創作於1879年第二次英阿戰爭期間。
傳說布萊登是大軍唯一的倖存者,其實並不然,還有幾位印度兵和隨營者比他稍晚逃回賈拉拉巴德,他們之中有些人不治身亡,有些人康復後依然留在軍中服役,但幾乎沒有留下名字。另外尚有約兩千名俘虜,包含一百多位英軍官兵及家眷仍被扣在喀布爾等待救援。
布萊登的遭遇和英軍覆滅的消息很快地傳回印度,奧克蘭勳爵得訊後啞口無言,不敢相信不久前還信誓旦旦的表示情況萬無一失的麥克納騰死了,長袖善舞的伯恩斯與老練的埃爾芬斯頓也完蛋了,阿富汗從可能的盟友變成英國的敵人,所向披靡的英軍竟然被落後的阿富汗叛軍打得全軍覆沒,而英國的外交戰略與他自己的前途也毀於一旦。
在阿富汗的軍事災難消息也傳回英國本土,震撼了英國的輿論。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 1788 – 1850)的保守黨內閣將出兵的責任全推給之前的輝格黨內閣,畢竟出兵的決議是當時首相墨爾本子爵威廉‧蘭姆(William Lamb, 2nd Viscount of Melbourne)通過的,自然與他無關;至於阿富汗叛軍之所以能取勝,則被歸咎於俄國人的陰謀,他們要幫維特凱維奇復仇,借阿富汗人之手幹掉伯恩斯。而奧克蘭勳爵本來就即將卸任,他的前途與皮爾首相沒什麼關係,反正他也是個輝格黨人。
1842年2月28日,奧克蘭勳爵卸職,印度總督一職由埃倫博羅勳爵愛德華‧羅(Edward Law, 1st Earl of Ellenborough, 1790 – 1871)接掌,他先前曾三度擔任英國政府對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Board of Control)的主席,對印度事務相當熟稔。他原本的任務是要安排駐阿富汗英軍的撤離、縮減東印度公司的支出,沒想到才一踏上印度就發現事態遠超預期,現在只能順應民心上去打一仗了。
埃倫博羅勳爵,其實這時他還只是男爵。除了阿富汗的難題之外,他還得處理印度境內瓜廖爾(Gwalior)和信德(Sindh)等地的動亂與迫在眉睫的錫克戰爭,雖然於1844年以戰功晉升伯爵,但他已預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來日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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