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與童真的喜劇「參與」：《我的舅舅》

觀賞賈克・大地（Jacques Tati）的電影總是幸福的，我所謂幸福來自一種完整的「參與感」，而此「參與」是電影裡人與人的互動、相互影響；是人與環境的感應、參與；更是電影內外的感召，意即觀眾與電影本身的連結。

於《我的舅舅》（My Uncle，1958）中，我們看見《于洛先生的假期》（Monsieur Hulot's Holiday，1953）中于洛先生（Jacques Tati 飾）的生活，他住在小鎮裡的公寓頂樓，除了每天「無所事事」地在市集、街巷中晃蕩，他還時常要去接姪子下課，由此舅姪關係，開啟了電影另一個重要的空間——于洛先生姐姐的家，不同於于洛先生的公寓，那是個高級、先進、機械化的豪華住宅。于洛先生就這樣穿梭在這幾個主要空間中——小公寓、街道、姪子的高級住宅、姐夫的公司——因此我認為，《我的舅舅》的敘事便是建立在人與不同空間的互動關係上，意即于洛先生對不同場域的「參與」。

來到那棟灰色系的高級住宅中，不難注意到庭院中會噴水的魚造型裝置，它貫穿了整部電影，成了與角色有所互動、不斷出現的重要場景物件。首先，我們看見鄰居拜訪時，Arpel 太太（Adrienne Servantie 飾）匆忙地打開了裝置的噴水功能，裝置魚朝上的嘴裡始噴出水柱，隨後 Arpel 太太確定庭院的一切處於「完美」狀態後，才打開大門迎接鄰居，而在鄰居離開後，她又關閉了噴水開關，而後 Arpel 太太和她家的「魚」也以同樣的方式面對每一個來訪的客人，除兩人例外——弟弟于洛先生和她的丈夫。丈夫進門前聽見妻子急忙要開啟噴水裝置，大喊是自己人，別大費周章；另一場景，Arpel 太太開啟裝置後，發現走進門的是笨拙牽著腳踏車的于洛先生，她鬆了口氣地馬上關掉裝置。由此可見，噴水裝置魚的開關，是介入、參與著電影中人際互動的，這也正是為什麼開關它的動作重複出現，且它就這麼被置放於庭院中央，所有進入 Arpel 家的人，都必定看見它，甚至與它產生互動。這樣的場景物件參與人物關係，使得庭院的魚造型噴水裝置成了電影中的有機存在，而 Arpel 太太對它的開、關操作，則反映了她面對不同身份、社會階級訪客時，相應的態度。對她來說，丈夫是自己人，所以不需要展現、紋飾，而弟弟于洛先生則是根本「配不上」這個精緻又高級的小噴泉的人，所以自然不必為其「浪費」電力或水。魚型裝置具象化了社會階級在人際互動中的作用，而其不論作為焦距內的主題或是焦距外的後景、背景，都在在提點了階級是如何被安置入人的生活，並參與了人際相處，而成為電影的重要母題。

而若說噴水的魚型裝置是物件參與人際關係、社會的象徵，那麼人反向地與其互動，除反映在 Arpel 太太操作它的開關，尚有于洛先生以身體真正「參與」，並鬆動了它的「正常」機制之時。Arpel 太太看似操控著魚型裝置噴水與否的開關，實則是被社會機制影響與控制的人，因而此一機械裝置參與了人的生活，使其標準化、機械化。而于洛先生與之的互動，則是一種反向的參與，他真正以人的身體力量，參與了前述的器械化機制，在電影後半眾人來到 Arpel 家中庭院聚會，于洛將可插於地上的活動式酒杯架，硬是插入一旁的石子地上，不料，魚型裝置停止噴水了，水始從于洛以酒杯架硬造出的地洞中噴出，此鏡頭中，魚型裝置一直被置於前景，而于洛等動作的人們則在後景，但巧妙的是，大地以深景鏡頭使得整個景框中的前景至後景的人、物都是清晰的，所以觀眾會同時注意著魚，以及于洛，而他在後景的每一個動作，都影響著前景的魚型裝置，人與物件即在不同的平面互動、相參，而當于洛將杯架插入石地中，又以腳踩住噴出的水柱時，他以自身的「參與」，甚至可以說是帶實驗性質、未知結果、冒險性的參與，鬆動和改變了既有的機制，魚型裝置的噴水機制第一次真正被改變了，而隨後人們的反應，以及被迫的移動，也象徵著一種改向，是從于洛開始發出的，由機械化朝向人性化的進展，於是人們笑鬧著，抬著桌椅荒謬卻真實地「參與」生活。

Arpel 家中除了庭院中的魚型裝置，其他地方的各個設計，也齊打造了一座高度機械化、進步的房子，而 Arpel 夫婦則是被動參與在這套機制中的人，Arpel 太太熟悉使用廚房中稀奇古怪的烹調裝置，與先生定時定位地「享受生活」，他們成了這座大機器好好運轉的推手，甚至彷彿被收束為部分「零件」。派對結束後，于洛先生於夜晚悄悄溜進 Arpel 家中，為了剪去被自己破壞的花圃裝飾，此時大地以低明度打光配合打在于洛身上高強度的主光，既如劇場聚光燈效果一般製造滑稽感，也讓走入屋中的他幾乎成為剪影，彷彿黑色電影中的犯罪橋段，有趣的是，此時分別位於二樓兩扇圓形窗戶的 Arpel 夫婦，在窗框中的移動，使得整個畫面看起來就像房子長出了眼睛，並在上下左右轉動眼珠，監視著鬼鬼祟祟的于洛，原來充滿器械、缺乏人味與生機的房子，再次在于洛荒謬的「入侵」與參與下，和人有了互動，彷彿有了生命，這座原來灰調而如監獄的房子，動了起來。

而在這座房子以外，另一種參與則是由于洛先生的姪子 Gérard（Alain Bécourt 飾）發起的，來到小鎮的市井街巷中，在于洛先生接了放學的 Gérard 後，他與同學一行人在道路上製造「假車禍」，使得前後相鄰兩車的駕駛產生誤會與衝突，並以之為樂。同樣地，大地以深景鏡頭讓前景的駕駛和後景的惡作劇孩子們同樣清晰，呈顯出孩子們的逗趣小惡之參與，真正開啟了另一種人際互動，即便是衝突與誤會，卻仍是笑鬧收場，大地透過孩子們童趣地參與、進入街道生態，打破慣有的道路平衡，在聲音上製造了一聲聲反常的巨響，而在畫面上則讓人走出車子，再次地，給灰調的道路，添了生機。另一場景，孩子們在小坡上俯瞰路上行人，算好時機吹口哨，使得人們抬頭之時撞上前方的柱子，他們的調皮，破壞了行人一致的步調，也打破了街道的死寂。此兩處孩子的惡作劇，大地都帶給觀眾一種幽默、童趣的「參與」，此種參與是從一個小小的群體，向外參與大世界、社會的生態，他透過打破聲音與畫面感的平衡，象徵著有著既定邏輯、步調的「大人世界」生態，被不起眼的「小孩群體」之躁動鬆動的可能，惡作劇乃是一種幽默而具破壞性的參與。

面對機械化、標準化的工業社會，小人物的抵抗、衝撞、與革命，似乎是天方夜譚，所以我想，大地通過《我的舅舅》想傳達的是非力抗和衝撞，而透過「參與」鬆動僵硬的結構，透過互動產生迴響。他透過于洛先生的荒謬以及 Gérard 的童真逗趣，帶給觀眾的是淡去批判，而直溯純粹人心的美好，而透過這樣的美好，便能達到具力道的參與和影響。如同電影末，Arpel 先生（Jean-Pierre Zola 飾）趕走了于洛先生，卻繼承了他的「喜劇參與」，他意外地完成了一次惡作劇，讓路人撞上柱子，博得兒子的心，Gérard 牽起 Arpel 先生的那一刻我們便明白，于洛的故事不是小人物悲歌，而是真正改變、影響既有現狀的動態介入與參與，他模糊了看似對立的貧與富；人情與機械；成人與孩童之邊界，作為一個真正的中介者與參與者，讓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環境產生交流，進而在衝突、歡笑、荒謬中，洞見人情本質，我想這就是《我的舅舅》于洛先生的魅力，亦是大地的喜劇世界依然能穿透螢幕而「參與」觀影者世界的魔法。

大地從微小的問題——一隻魚造型的噴水裝置、幾株被剪壞的花圃造景、兩個房子上的圓窗、一個簡單不過的惡作劇——出發，照見被人物參與改變的物件機制、被破壞的既定結構、以及被擾亂的社會生態，並以其參與者和中介者的身份，完成其喜劇對社會那帶幽默與溫情的參與。

𓁼文章同步刊於《潺時》ISSUE.21：立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