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與童真的喜劇「參與」:《我的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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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Uncle © Jacques Tati
觀賞賈克・大地(Jacques Tati)的電影總是幸福的,我所謂幸福來自一種完整的「參與感」,而此「參與」是電影裡人與人的互動、相互影響;是人與環境的感應、參與;更是電影內外的感召,意即觀眾與電影本身的連結。
於《我的舅舅》(My Uncle,1958)中,我們看見《于洛先生的假期》(Monsieur Hulot's Holiday,1953)中于洛先生(Jacques Tati 飾)的生活,他住在小鎮裡的公寓頂樓,除了每天「無所事事」地在市集、街巷中晃蕩,他還時常要去接姪子下課,由此舅姪關係,開啟了電影另一個重要的空間——于洛先生姐姐的家,不同於于洛先生的公寓,那是個高級、先進、機械化的豪華住宅。于洛先生就這樣穿梭在這幾個主要空間中——小公寓、街道、姪子的高級住宅、姐夫的公司——因此我認為,《我的舅舅》的敘事便是建立在人與不同空間的互動關係上,意即于洛先生對不同場域的「參與」。
My Uncle © Jacques Tati

▍噴水的魚:被機制操控與鬆動機制

來到那棟灰色系的高級住宅中,不難注意到庭院中會噴水的魚造型裝置,它貫穿了整部電影,成了與角色有所互動、不斷出現的重要場景物件。首先,我們看見鄰居拜訪時,Arpel 太太(Adrienne Servantie 飾)匆忙地打開了裝置的噴水功能,裝置魚朝上的嘴裡始噴出水柱,隨後 Arpel 太太確定庭院的一切處於「完美」狀態後,才打開大門迎接鄰居,而在鄰居離開後,她又關閉了噴水開關,而後 Arpel 太太和她家的「魚」也以同樣的方式面對每一個來訪的客人,除兩人例外——弟弟于洛先生和她的丈夫。丈夫進門前聽見妻子急忙要開啟噴水裝置,大喊是自己人,別大費周章;另一場景,Arpel 太太開啟裝置後,發現走進門的是笨拙牽著腳踏車的于洛先生,她鬆了口氣地馬上關掉裝置。由此可見,噴水裝置魚的開關,是介入、參與著電影中人際互動的,這也正是為什麼開關它的動作重複出現,且它就這麼被置放於庭院中央,所有進入 Arpel 家的人,都必定看見它,甚至與它產生互動。這樣的場景物件參與人物關係,使得庭院的魚造型噴水裝置成了電影中的有機存在,而 Arpel 太太對它的開、關操作,則反映了她面對不同身份、社會階級訪客時,相應的態度。對她來說,丈夫是自己人,所以不需要展現、紋飾,而弟弟于洛先生則是根本「配不上」這個精緻又高級的小噴泉的人,所以自然不必為其「浪費」電力或水。魚型裝置具象化了社會階級在人際互動中的作用,而其不論作為焦距內的主題或是焦距外的後景、背景,都在在提點了階級是如何被安置入人的生活,並參與了人際相處,而成為電影的重要母題。
而若說噴水的魚型裝置是物件參與人際關係、社會的象徵,那麼人反向地與其互動,除反映在 Arpel 太太操作它的開關,尚有于洛先生以身體真正「參與」,並鬆動了它的「正常」機制之時。Arpel 太太看似操控著魚型裝置噴水與否的開關,實則是被社會機制影響與控制的人,因而此一機械裝置參與了人的生活,使其標準化、機械化。而于洛先生與之的互動,則是一種反向的參與,他真正以人的身體力量,參與了前述的器械化機制,在電影後半眾人來到 Arpel 家中庭院聚會,于洛將可插於地上的活動式酒杯架,硬是插入一旁的石子地上,不料,魚型裝置停止噴水了,水始從于洛以酒杯架硬造出的地洞中噴出,此鏡頭中,魚型裝置一直被置於前景,而于洛等動作的人們則在後景,但巧妙的是,大地以深景鏡頭使得整個景框中的前景至後景的人、物都是清晰的,所以觀眾會同時注意著魚,以及于洛,而他在後景的每一個動作,都影響著前景的魚型裝置,人與物件即在不同的平面互動、相參,而當于洛將杯架插入石地中,又以腳踩住噴出的水柱時,他以自身的「參與」,甚至可以說是帶實驗性質、未知結果、冒險性的參與,鬆動和改變了既有的機制,魚型裝置的噴水機制第一次真正被改變了,而隨後人們的反應,以及被迫的移動,也象徵著一種改向,是從于洛開始發出的,由機械化朝向人性化的進展,於是人們笑鬧著,抬著桌椅荒謬卻真實地「參與」生活。
My Uncle © Jacques Tati

▍圓窗:靜態的零件與轉動的雙眼

Arpel 家中除了庭院中的魚型裝置,其他地方的各個設計,也齊打造了一座高度機械化、進步的房子,而 Arpel 夫婦則是被動參與在這套機制中的人,Arpel 太太熟悉使用廚房中稀奇古怪的烹調裝置,與先生定時定位地「享受生活」,他們成了這座大機器好好運轉的推手,甚至彷彿被收束為部分「零件」。派對結束後,于洛先生於夜晚悄悄溜進 Arpel 家中,為了剪去被自己破壞的花圃裝飾,此時大地以低明度打光配合打在于洛身上高強度的主光,既如劇場聚光燈效果一般製造滑稽感,也讓走入屋中的他幾乎成為剪影,彷彿黑色電影中的犯罪橋段,有趣的是,此時分別位於二樓兩扇圓形窗戶的 Arpel 夫婦,在窗框中的移動,使得整個畫面看起來就像房子長出了眼睛,並在上下左右轉動眼珠,監視著鬼鬼祟祟的于洛,原來充滿器械、缺乏人味與生機的房子,再次在于洛荒謬的「入侵」與參與下,和人有了互動,彷彿有了生命,這座原來灰調而如監獄的房子,動了起來。
My Uncle © Jacques Tati

▍惡作劇:大人世界平衡與孩童群體躁動

而在這座房子以外,另一種參與則是由于洛先生的姪子 Gérard(Alain Bécourt 飾)發起的,來到小鎮的市井街巷中,在于洛先生接了放學的 Gérard 後,他與同學一行人在道路上製造「假車禍」,使得前後相鄰兩車的駕駛產生誤會與衝突,並以之為樂。同樣地,大地以深景鏡頭讓前景的駕駛和後景的惡作劇孩子們同樣清晰,呈顯出孩子們的逗趣小惡之參與,真正開啟了另一種人際互動,即便是衝突與誤會,卻仍是笑鬧收場,大地透過孩子們童趣地參與、進入街道生態,打破慣有的道路平衡,在聲音上製造了一聲聲反常的巨響,而在畫面上則讓人走出車子,再次地,給灰調的道路,添了生機。另一場景,孩子們在小坡上俯瞰路上行人,算好時機吹口哨,使得人們抬頭之時撞上前方的柱子,他們的調皮,破壞了行人一致的步調,也打破了街道的死寂。此兩處孩子的惡作劇,大地都帶給觀眾一種幽默、童趣的「參與」,此種參與是從一個小小的群體,向外參與大世界、社會的生態,他透過打破聲音與畫面感的平衡,象徵著有著既定邏輯、步調的「大人世界」生態,被不起眼的「小孩群體」之躁動鬆動的可能,惡作劇乃是一種幽默而具破壞性的參與。
My Uncle © Jacques Tati

▍結語:作為參與者與中介者

面對機械化、標準化的工業社會,小人物的抵抗、衝撞、與革命,似乎是天方夜譚,所以我想,大地通過《我的舅舅》想傳達的是非力抗和衝撞,而透過「參與」鬆動僵硬的結構,透過互動產生迴響。他透過于洛先生的荒謬以及 Gérard 的童真逗趣,帶給觀眾的是淡去批判,而直溯純粹人心的美好,而透過這樣的美好,便能達到具力道的參與和影響。如同電影末,Arpel 先生(Jean-Pierre Zola 飾)趕走了于洛先生,卻繼承了他的「喜劇參與」,他意外地完成了一次惡作劇,讓路人撞上柱子,博得兒子的心,Gérard 牽起 Arpel 先生的那一刻我們便明白,于洛的故事不是小人物悲歌,而是真正改變、影響既有現狀的動態介入與參與,他模糊了看似對立的貧與富;人情與機械;成人與孩童之邊界,作為一個真正的中介者與參與者,讓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環境產生交流,進而在衝突、歡笑、荒謬中,洞見人情本質,我想這就是《我的舅舅》于洛先生的魅力,亦是大地的喜劇世界依然能穿透螢幕而「參與」觀影者世界的魔法。
我並不在尋找什麼信息,我只是對人們感興趣,對家庭,對孩子,對社會提供的服務,對各種在這個越來越被計劃好,機械化的世界里的各種小問題感興趣。
── 賈克・大地 Jacques Tati
大地從微小的問題——一隻魚造型的噴水裝置、幾株被剪壞的花圃造景、兩個房子上的圓窗、一個簡單不過的惡作劇——出發,照見被人物參與改變的物件機制、被破壞的既定結構、以及被擾亂的社會生態,並以其參與者和中介者的身份,完成其喜劇對社會那帶幽默與溫情的參與。
My Uncle © Jacques Tati
𓁼文章同步刊於《潺時》ISSUE.21: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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