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03|閱讀時間 ‧ 約 10 分鐘

边疆、民族与宗教:感谢上帝冒雨到教堂

他问我从哪里来,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但我想他日常也是这样问的,主要还是针对基督徒,或许对方会回答他,自己是来自哪里的教会。但我没有这样的答案。
因为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我最好奇的部分,其实还是外来宗教——比如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的关系。
我从去年开始了解,在我的家乡,基督教的信众主要是一些来自高山地区的苗族。除了中学时的好友偶然和我提到的一座乡下的教堂,我惊讶地发现在我们市中心就有一座。后来问了妈妈,她说她也不知道,但好像在哪里见过,就是过年的时候会施粥的那座不知名的寺庙旁边吧。而我也勉强想起来了,初中的时候班上有些女生还去那里借言情小说看。
但为什么我们就这样忽略了呢,如果我不好奇的话,也许一辈子也不知道这里有一座教堂了。我妈妈甚至觉得我的问题很奇怪,怎么会想到要问教堂。对宗教的恐惧一直环绕着她,环绕所有中国人。
即便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一些地方的教堂,在昆明,也只知道那座业已注定要被拆掉的天主教堂,耶稣圣心堂,它的外观非常漂亮,光是路过都会被吸引。听闻彩色玻璃窗还是从法国运回来的,花了三百万重建,又花了三百万拆毁。
就在耶稣圣心堂不远处,还有一座颜色老旧的基督教堂,外观很不起眼,走近了才能看清它本来的面目。那座教堂门前长满了荒草,墙角已经青黑,感觉是上个世纪的建筑物,没有一丝翻新的痕迹,也不知道是否还在继续使用。
来到腾冲以后,我试着在地图上搜索“教堂”,竟然真的找到了一座:腾越基督教堂。(后来这座教堂的传道告诉我,他每到一个地方,也都会在地图上搜索当地的教堂。)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在微信搜索关键词,还能找到一些外地的游客也是信众写的关于记录这座教堂的文字。但是今年当我心血来潮,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教会活动,却发现这个关键词好似已经被屏蔽了,没有任何结果显示,只是提示我换一个搜索词。
无论如何,我去年已经去过一次了,我知道它存在。当时打车遇到的腾冲本地人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去做礼拜,我说我只是想去看看。但他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开始和我聊更多,包括教堂的开放时间。我现在回想,好像我作为一名游客而非信众,要让他感觉安全一些。
于是这一次我打算坐公交去,这样一来,别人只知道我在哪里下车,不会直接联想到我要去哪里,再揣测我到底是谁。其实也并非有意要隐瞒,只不过将错就错了。而且在腾冲待了半年多,已经慢慢熟悉一些地方,也记得简单的公交路线,觉得很方便。
但我发现还是高估了自己,腾冲的公交路线好像是乘客和司机约定俗成的,地图上查到的那一套不对,公交站台上贴的那一套也不对,只有乘客和司机心知肚明,或者不清楚的话上车再和司机确认。可想而知,我要去的那个地点,一定没有写在前面两套路线上。
原本地图上显示,我只需要坐到山源社区,再走几百米就能到腾越基督教堂,但实际上公交只开到了山脚下,司机就让我下车了。而教堂在山上,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陡坡。
手机导航指了一条穿过民居小巷的路,但是第一条因为修路被封住了,第二第三条小巷的尽头竟然也无路可走,就好像是某种宗教和现实的暗喻。不过那天运气很好,最终还是找到了通向教堂的路,穿过一些上个世纪风格的住宅,蜿蜒向前,终于豁然开朗,那条宽阔的陡坡只剩下一小段,直通向教堂。
但很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如果看不到右边很窄的门上写的“荣神益人”,几乎就要错过这座教堂了。它被很多新的旧的,甚至是废弃的政府部门包围着,就在它的旁边还有一座比他高大宽敞、一目了然的党支部活动中心。而我曾经误以为和教堂一体的一栋平房(就在教堂内),竟然也是政府的养老院。
真正的腾越基督教堂只剩下了简单的一栋,由主教堂和厨房组成,但因为扩建经费一直不到位,主教堂倒是由原来仅容纳七八十人的空间扩大成了现在的模样,但是和厨房仅有一墙之隔,厨房就不便再使用了。而传道和他的妻子、孩子就住在二楼。
就像中国所有的宗教活动区域,还有像佛寺、清真寺,腾越基督教堂也贴满了相同的宗教条例,还有非常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四周墙壁上必须先是爱党爱国,最后一行才能爱教。
不知为何,那天运气实在是好。当我们爬上教堂大门的那个陡坡,就见到了在一旁打扫的传道。但起初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也许在这里为政府工作——一种条件反射,下意识地就这样联想了。
他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但我想他日常也是这样问的,主要还是针对基督教徒,或许对方会回答他,自己是来自哪里的教会。但我没有这样的答案,一时间愣住了,想来想去,竟然告诉他自己住在哪里。他也反应过来,知道我并非基督教徒,于是只和我闲聊起来。
后来他主动开了门,领我们进去参观,有些不好意思,但又补充说是基督教堂就是这样的,比较朴素。我也才想起来,我们印象深刻的那些拥有彩色玻璃窗的漂亮的教堂,其实是天主教堂,和眼前这座是不同的。
我在家翻的那些文字,传教士到了云南以后的故事,像是在书写圣经的,在他面前全忘了。
他告诉我,传教士由腾冲进入怒江,基督教在那里开花结果,于是他们称怒江为“福音谷”。我又想起怒江的藏族会取玛丽、玛利亚这样的名字,然后用藏语喊出他们的名字;而实际上信教最多的,其实是傈僳族。眼前这位慷慨和我分享的传道,就是腾冲当地的傈僳族,先在云南神学院学习,后来又去了四川神学院,在2009年来到腾越基督教堂,一待就是十多年。
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我家乡的苗族、怒江的傈僳族、昆明周边地区的彝族,但是这位传道却笑着告诉我,信仰是超越国籍、超越民族的,是共同的信仰让人们走到了一起。我一时间感到羞愧不已。
因为防疫要求,教会所有活动都取消了,大家勉强只能在网络上进行。我想象他们能说些什么,也许还不能提到上帝、圣经,只能说一下彼此家长里短,沉默,结束。
我去年第一次来到教堂,看到门口贴了几张手写的公示(可能是由传道亲手写的),公示表明教堂在疫情期间一直没有收入,却偶尔帮助教众。除了传道的生活费,教堂还有一笔固定的支出,是向一个叫作“爱国会”的机构定期缴纳一定数额的款项。我印象中是三百五百,但是翻了当时因好奇拍下的照片,才发现是“教堂收入上交爱国会3000元整”。
我站在教堂门口打量,发现内部和之前看到的一篇写于2019年的文章所展示的照片差不多,墙上的有些字已经剥落了,可以看出是新补上去的,歪歪斜斜。阳光从右侧的窗户射进来,那边就是厨房。在那篇文章里,他们当时是有成员奉献了100块,请大家吃稀豆粉饵丝。那天下雨,他说,感谢上帝冒雨到教堂。
那时我还不懂得,只当作是寻常的一场雨。因为才刚来腾冲不久,正逢旱季,每天都是晴空万里,便想象着腾冲就应如此了吧。但今年五月以来,腾冲连日下雨,我脑中便不断想起这句话:感谢上帝冒雨到教堂。好像就是被这句话驱使着,我才会想要再度拜访腾越基督教堂。
果然,越是到了艰难的雨季,我们仿佛就越是拥有好运气。
在我翻阅的那些资料里有记载,“由于每年夏季的6至8月,怒江地区几乎天天下雨,这使得传道人难以外出巡回布道。而且这段时间也是农忙季节,村民白天大多外出劳作,没有时间听道,所以教会选择这一时期对传道人进行集中培训,这也是“雨季圣经学校”名称的由来。”也算是基督教落地福音谷后,迁移演变形成独特的一桩。
今天人们所说的“怒江地区”已经变成了一个更为狭窄的概念,更多指的是怒江州。但是在过去,我猜测腾冲周边信教的民族所居住的一些地方,也勉强能算是“怒江地区”吧,就连气候上也是如此相近。
我们站在门口摆放圣经的柜子前聊天,正逢传道的妻子和孩子下楼,腋下还夹着一本琴谱,我一开始还不太确定。眼看他们走下台阶,传道向我介绍,这就是他的妻子和儿子,正要去弹钢琴。他说妻子也会弹,后半句没怎么听清,大概是过去在教会弹钢琴的经历。她穿着红色的格子衬衫,戴着口罩,我只能看到一双含笑的、有些羞涩的眼睛,但是在我的想象中她一定很美。
柜子中央贴着一张手写的字条:公用圣经,用后归还。传道拿了柜子最顶上的破旧圣经向我展示,说是一些老人过世后,他的家人就将圣经送到了这里,有些版本比较老旧了,还是上个世纪出版的。下面的一排分别是景颇文圣经和傈僳文圣经,传道颇有些不好意思,说自己虽是傈僳族,但是看傈僳文圣经却没有身为汉族的妻子熟练。
分别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带一本圣经回来看,我说好啊,于是他找了一本破损并不严重、附有赞美诗的给我,手掌大小,很方便携带。
传道还嘱咐我,等疫情结束后,一定要去乡下的教会看看。他提起云南的很多教堂,我闻所未闻,也都一一记下了名字,希望日后有机会再去看看。最惊讶的是,有一个村子的道路两旁,分别矗立着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就在彼此对面。他笑着说,自己以前念神学院的时候,会和同学逃课去教堂。我想象那段时光,应该十分珍贵。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空空,但终于有机会复习传教士到云南、西藏的经历,仍然感觉像是在书写一部圣经:
内地会对怒江傈僳族的福音传播,最初是经由缅甸八莫进入云南腾越(今腾冲),再向北发展至怒江河谷地区的。实现这一艰难宣教任务的是被称为“傈僳族使徒”的英国传教士傅能仁。
傈僳族一定要从开始就学会必须从赤贫中侍奉上帝。
如果他们买不起油,松枝也用完了,就在黑暗中唱诗祷告。
如果卡梅伦试图进入,他就会被拦下。看着边境那边,可以看到西藏的房屋,卡梅伦叹了一口气,“当我凝视它时,我想知道耶稣的使者什么时候可以自由进入它。它总有一天会开门的。
……他认为末日快到了,但他的心完全平静。
这是五月下旬一个普通的下午,感谢上帝冒雨到教堂。
写在后面
这是“边疆、民族与宗教”系列的第二篇。我原本只有一个故事,和基督教堂有关的。但是当我开始回想小时候的宗教经验,又牵出了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千丝万缕。
于是我打算将自己所有的相关经历和思考都放进这里,希望能够形成某种对照。感谢各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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