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警方對於劫匪的行蹤毫無頭緒。不久之後,警察接到一通熟人的電話。奧古斯特.芬.凱普(August Van Camp)把退休之後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當地動物棲息地的保育上,他也常通報一些在森林裡隨意傾倒或是丟棄廢棄物、然後沿著E19公路逃跑的案件(E19公路連接了北方的安特衛普和南方的布魯塞爾〔Brussels〕兩地)。他的通報通常都不會被認真看待,不過這次不同了。他又發現垃圾了!不過裡面的東西可不太尋常,尤其是裡面竟然有不少鑽石,還有幾疊以色列和印度的紙幣。
在幾小時之內,就有一大群警察到現場蒐集證據。收據、吃了一半的食物(上面有DNA證據)和監視器的錄影畫面,都指向李奧納多.諾塔巴羅(Leonardo Notarbartolo)和其他三名共犯涉嫌重大。諾塔巴羅是一名竊盜慣犯和詐欺犯。這一行人每一個人都有專長。在他們遭到逮捕、被判有罪之後,諾塔巴羅接受了採訪,透露他們每一個人有各自適合的綽號,分別是天才(Genius)、怪獸(Monster)和閃電(Speedy),他也提到了可能從來沒被抓到的第五個共犯的存在——這人名叫鑰匙之王(King of Keys)。
犯罪者通常都被形容得既堅決又勇往直前。不論是「英雄與壞人」觀點或是「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都不否認犯罪者有其堅定的一面。「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認為犯罪者必須去犯罪,才能夠彌補他們因為貧窮或是社會上的不公平而無法得到的薪資。「英雄與壞人」觀點更是以犯罪者的堅強意志為核心,通常確信此觀點的政治人物,都會認為如果要解決犯罪,我們勢必需要嚴刑峻法。反對槍枝管制的人所抱持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認為如果提高合法擁有槍枝的難度,只會阻礙到守法的公民,而無法阻止下決心犯罪的人。如同美國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標語所說的:「罪犯不會搭理槍枝管制。嚴格的槍枝法阻止不了那些蓄意的人。」
相信犯罪者必定對犯罪抱持強大的信念,這尤其反應在執法者所用的語言中。如同聯合國區域間犯罪和司法研究所(United Nations Interregional Crime and Just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報告中所寫的:「現代的犯罪愈來愈具有組織性、愈來愈嚴密,而且能夠滲透我們的日常生活,因此,我們都有責任開發新型態的干預方式,才能夠解決新穎的、複雜的犯罪問題。」因此,犯罪者被描繪成堅定不移的形象,也是要用來正當化某些解決犯罪的特定方式:必須增加執法的經費,處罰也必須更嚴厲,才足以對付精於世故的罪犯。
於是米歇爾感到好奇,也決定再做進一步的探索。針對原始的研究,他製定了後續行動,把問卷寄給原本研究對象(超過三百人)的父母、老師和學業上的導師。結果證實了他的直覺。當初最快屈服於誘惑的人,後來成長的環境也最充滿壓力,在人際關係(交友)上也有問題。為了要取得更多證據以證實這個發現,他得到了一筆更大的研究資金,與更大量、而且更具代表性的兒童樣本,他一樣測試這些兒童,而且每隔十年就追蹤一次。隨著時間過去,米歇爾發現這些兒童的問題有增無減。在他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最大的發現,就是(兒童吃棉花糖之前的)延宕時間可以拿來預測其他的事情,像是在青少年時期(和之後)是否吸食古柯鹼;像是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簡稱BMI)、受教育的年限。」後來重複操作這個實驗時,甚至得到了一些更有趣的結果——狼吞虎嚥吃掉棉花糖的人,最後還可能比較容易坐牢。
正是在許多關於兒童發展行為的新實驗紛紛出現的時候,大家開始知道棉花糖實驗和結果。在紐西蘭但尼丁(Dunedin),研究者成功拿到政府的經費和許多資源,要追蹤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和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間出生在瑪麗女皇產科醫院(Queen Mary Maternity Hospital)的一千零三十七名嬰兒。早期的實驗是要評估他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狀況,但是也會追蹤他們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同時因為受到米歇爾等人的研究啟發,也要追蹤他們的自我控制能力。隨著嬰兒漸漸長大,其所蒐集的資料也愈來愈多了,舉凡就業紀錄、收入和教育程度,同時還有他們的反社會行為和違法紀錄。等這個研究進行得夠久了之後,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心理學者阿夫沙洛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檢查了研究數據,看看米歇爾對於加州兒童的研究是否從反面來看也說得通。是的。卡斯皮發現低度控制(undercontrolled,常常靜不下來、容易衝動、注意力持久度很低)的孩子比較具有攻擊性,而且比較容易出現犯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