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評論家兼翻譯家飯城勇三在2010年出版《艾勒里.昆恩論》(エラリー・クイーン論),這本評論集的英文標題為「How did Queen write the stories of surprise deduction?」,意思是「昆恩如何書寫意外的推理的故事?」。飯城在書中強調,有別於為人所熟知的「意外的真相」(意外な真相),美國推理作家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在創作「國名系列」時其實在追求「意外的推理」(意外な推理),即偵探破案的推理過程超出讀者的意料。飯城認為,昆恩會在作品的解謎篇前面加入〈向讀者的挑戰書〉,並非要讀者猜出詭計或者兇手,而是要猜出偵探艾勒里.昆恩會如何從現有線索推理出完整的真相。因此,昆恩小說的謎團從不重視詭計,有時候甚至沒有詭計,反而重視物證細節以及謎團的高度複雜性。深受昆恩影響的作家不少也是遵從此種風格,鉅細無遺地講解偵探的推理過程,像是日本的有栖川有栖和青崎有吾,而台灣亦有林斯諺。
飯城在考察偵探小說鼻祖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莫爾格街兇殺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之後,認為其實「意外的推理」才是愛倫.坡當初構想的「現代偵探小說」。在〈莫爾格街兇殺案〉的開首和結尾,偵探杜賓(C. Auguste Dupin)長篇大論地區分了他獨門的分析推理法(analytical reasoning)以及法國警察查案時精確機巧但墨守成規的程序式思考。杜賓之所以成功破案而警察不能,正是因為他勇於創新和跳脫常規的推理方法。可是,由於〈莫爾格街兇殺案〉開創了密室殺人詭計,以及兇手不是人類等謎底,導致它最終往「意外的真相」傾斜。於是乎,〈莫爾格街兇殺案〉本身作為「意外的推理」的實驗是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