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牛董不同意上首期《银领》人物专栏的信息,东南北只好另外物色人选,随手翻阅公司高管信息时一段文字引起他的注意。
高宏伟:1962年出生,湖北黄冈人,毕业于湖北体育学院排球专业,曾留学日本。1988年入行,曾历任深城银行蛇口支行行长、深圳分行副行长、总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现任广州分行行长,曾获1993度、1994年度“优秀经理”称号。
东南北又研究了一下高宏伟的背景资料,决定把他作为“人物”之一,约好了访问时间向陈主任请了假后,开车直接到达了广州分行办公楼。
高宏伟个子很高,外型很普通,但书生气浓厚,戴着一副金边框眼镜,举手投足非常讲究。他亲手为东南北沏功夫茶,一边问东南北‘喜欢喝茶吗’,东南北摇摇头,他顺手拿出一罐茶给递给东南北说:“你拿回去尝尝,铁观音,没准你就开始喜欢喝茶了。但茶一定是要冲,不能泡,而且泡不同茶叶的水温也不一样,红茶需要90度以上。”
“谢谢高行。”东南北说,“高行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什么专业?”
“还是排球。”高宏伟说,“家长的意思是希望我能留在日本,但是我的日语实在是太烂了,让生活毫无乐趣。”
“你觉得体育专业的人和艺术专业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东南北问。
“不说外型,只说精神状态就不大一样。”高宏伟说,“体育专业的人比较专注,艺术专业的人很松散,这很正常,体育专业要求一种竞技状态,但艺术专业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
“听说高行体育、文艺样样在行,高行是怎么做到的呢?”东南北问。
“你说弹吉他、拉二胡?”高宏伟说,“其实我认为学东西啊不在于什么天赋,重要是兴趣,你想学就能学个八九不离十,尽管达不到大师水平,但用来娱乐还是绰绰有余。”
“兴趣是怎么来的呢?或者说动力是什么?”东南北接着问。
“我认为纯粹的兴趣是很少有的,梵高可能是,他一辈子没卖出一幅画还能坚持画画。大部分人的兴趣都来自于实用吧?功利主义,往大了说是种生存压力带来的进化。”高宏伟说,“你说我会这、会那,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啥也不干,但谁养你呢?我的排球专业用不上,但是我发现人民银行的一个领导非常喜欢打乒乓球,我为了接近他就开始摸乒乓球,很快就可以陪练了,甚至能拉出弧旋球。像国标交际舞、斯诺克、桥牌都是这样开始学的,更不用说麻将了。钓鱼、摄影、京剧也都是后来发展出的兴趣,包括现在开始陪港台客户打高尔夫球,我都没觉得特别难。”
“只是为了工作?”东南北说。
“不都是工作需要吗?不然怎么接近官员和客户呢?总得创造点共同语言吧?”高宏伟说,“就像我听说你办过个人画展,所以我随手翻点资料就敢和你谈梵高。”
“你在家一个人的时候喝酒吗?”东南北问。
“我知道你的意思。”高宏伟说,“我只有应酬的时候喝酒,而且酒量还不错。”
“需要懂酒吗?需要拼酒吗?”东南北说。
“‘需要’这个词特别重要,官员和客户需要我就需要,我自己什么都不需要。”高宏伟双手一摊说,“别以为一个银行行长有多牛,何况我只是分行长,其实就是个大推销员、家庭主妇。存款要上去,贷款也要上去,还得选择优质客户、还得控制内部风险,这你都懂的。我们不是“五大”,也没有政府背景,只有靠人去突破人。你听说过行贿、受贿几百万、几千万的吧?你想想他们肯定不缺钱,我们也送不起、我也不敢送,万一哪天事发把我抓进去了还连累公司。但是再有钱的人除了钱一定是有其他各种需求的,或者爱好,有的喜欢舞文弄墨、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收藏。”
“这些爱好都还算健康的,有没有就喜欢声色犬马的?”东南北说。
“啥都有。”高宏伟说。
“女领导、女客户喜欢什么?”东南北问。
“喜欢跳‘国标’的就是个女领导,但女领导总数不多。”高宏伟说,“她们除了喜欢比较精致的东西,珠宝、首饰、限量香水什么的还喜欢浪漫啊、文艺啊,和女孩子都差不多,女人都以为自己是个女孩子。”
“怎么满足她们这些需求呢?”东南北笑着说。
“先培养自己,然后花时间和她们相处,让她们觉得自己被关注。”高宏伟说,“适当的时候表现出一些欣赏来,再假他们都会当真。”
“花费这么多时间对外,会耽误对内管理吗?”东南北说。
“所以你一定要放权,只抓最重要的,比如业绩啊,只要保持增长、保持领先,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高宏伟说。
“和家庭生活会不会冲突?”东南北说。
“时间上会少一些,但是生活品质高啊!”高宏伟笑着说,“一周见一次,睡个两、三晚,也避免了在日常生活小事上的摩擦。”
将近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被秘书进来打断:“东南编辑需要我定酒店吗?”
“不需要,我开车来的,可以随时回去。”东南北说。
“今天还真不能陪你吃饭,我晚上约好了和客户练球。”高宏伟说,“住一晚吧,公出那么急着回干什么?而且路上不大安全,尤其是晚上。”
“也行,我还想找几个同事聊聊高行。”东南北说,“那晚上我能观摩下你们练高尔夫球吗?顺便拍几张照片。”
“完全没问题。”高宏伟说,“我还可以教教你基本动作。”说完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只全新包装的高尔夫手套扔给东南北。
第二天回深圳的路上东南北开始构思,回到总行一坐下就写出了篇文章,标题为“现实版‘洪七公’——左右互搏的人生”,描述了高宏伟如何为了开发、配合客户兴趣,迅速精通茶道、运动、文学、交响乐,甚至精通首饰与香水,与重要客户建立“票友”关系,稳步健康地扩大广东市场份额。充分相信下属,巧妙平衡事业和家庭关系,为了工作培养的兴趣更滋润了他的生活。
不久之后,得知韩亮被逮捕的消息后,东南北写了一封信投到了行长信箱里,题目是《关于韩亮事情的反思》。
尊敬的行领导:
因为偶然参与韩亮事件的调查,虽然韩亮最后被绳之以法,但是我个人并没有觉得大快人心,反而更加忧虑。因为之前从侧面了解到“韩亮现象”曾经也出现过,可能还有个别“韩亮”没有被发现,更可怕的是新“韩亮”正在酝酿。
”韩亮现象”的存在反映出我们行在如下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干部选拔上可能更看重行业背景和工作能力,而忽略了政治素养和职业品格的要求。
第二,干部管理上可能过于粗放,往往是一俊遮百丑,更多依赖个人的觉悟和自我约束。
第三,内部管理制度存在很多漏洞,致使意志不坚定者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第四,干部考核和惩戒方面不太透明,缺少榜样的力量和前车之鉴的警示作用。
第五,干部培训方面几乎空白。企业管理是一门专业学科,掌握基本原理会避免很多低级错误。
综上所述,我认为某种程度上“韩亮现象”说明我们管理上存在若干盲点。
谨此进言。
总行办公室:东南北
1995年6月21日
两天之后东南北无意中看到《金融时报》上一篇文章提到韩亮事件,他顺便和罗博说了一下,罗博建议他还是给陈主任看看。东南北找到那份旧报纸交给陈主任,陈主任看了一下折叠起报纸说:“这没办法啊,人家有权力报道,而且已经出版了,我看也不大严重,希望不要扩散就好。”
回到座位后不久,罗博通知东南北到董事长会议室开会,赵副行长、柳副行长和陈主任都在座,牛董板着脸说:“银行最重要的就是品牌,家丑不外扬,一定要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我们要和几大有影响力的报纸建立日常往来,形成一个预警机制。保证任何有关文章刊登前我们都能知道,尽量避免负面消息,刊登出去了我们也要尽量补救,这事就办公室全权负责。”
陈主任不住地点头,一边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录着。
牛董问:“老陈你看这事怎么处理?”
陈主任抬起头支支吾吾地说:“我们人手不足,现有员工中也没有熟悉媒体的,我想是不是招聘一个专职人员,最好是在媒体干过的。”
“不要一说到什么事情首先就想到增加人手,三百六十行是不是要招三百六十人啊?谁生下来就认识那么多人?你登门拜访人家能给你轰出来吗?”牛董严厉地说,“东南北不是行报编辑吗?行报不是媒体吗?就让东南北负责接触媒体。”
“东南北,你认为这件事该怎么处理?”牛董转头问东南北,他立即站了起来,牛董摆摆手让他坐下。
东南北坐下后说:“我有个山东老乡在《金融周刊》工作,我可以先和他打听一下《金融时报》有没有熟悉人,然后我陪主任去拜访一下,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运作和一般潜规则。”
“然后呢?”牛董说。
东南北想了一下说:“我觉得被媒体曝光不见得是件坏事,至少说明我们行足以引起公众兴趣。那篇文章我看的时候觉得比较客观,负面影响多大还不好评估,需要看《金融时报》的发行量和读者群体结构。既然不能撤回,我认为我们可以迅速补发两篇正面文章。一篇发在《金融时报》,和韩亮事件毫无关系,只是为了稀释影响和提高曝光度。另一篇发在和《金融时报》分量相当的媒体上,比如《金融周刊》,从另一个正面角度引用韩亮事件,说明我们行风控严格。首先可以对冲下负面影响,其次可以形成一个褒贬不一的话语场,比单纯吹捧更加可信,也提高了我们品牌关注度。”
“那就按你的思路往下走。”牛董说,“你直接向柳行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