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對人類的關懷，多年來一直是戴蒙的熱忱所在。《第三種猩猩》書寫時，恰逢生物學揭露人類與黑猩猩共享高達九十八%的基因的一九八○年代。戴蒙好奇的是：那其餘的二%究竟有什麼神秘之處，讓我們這種特殊的猩猩得以開口說話，發展音樂、藝術、科學，最終征服地球？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生物呢？寫著寫著，後面的章節逐漸浮出後續著作的雛形。《槍炮、病菌與鋼鐵》始於一位巴布亞新幾內亞黑人土著的深切提問：「為什麼你們白人有這麼多貨物，我們就這麼少？」只是去研究鳥類的戴蒙，面對這猝不及防的問題，給不出什麼答案，於是他回去捲起袖子，準備用一本書的篇幅來答覆，甚至把問題擴大：為什麼今天世界的財富與權力是這樣子分佈？為什麼是歐美與東亞大陸的民族主宰世界，而不是印歐語族與東亞文明被飄洋過海的毛利人、印地安人、黑人殺戮、奴役，甚至消滅？如果歷史重來，結局會一樣嗎？下一本《大崩壞》則如同一記對人類的警鐘，透過屍骨、塵土，與斷垣殘壁，告誡人類切勿讓現有的豐功偉業葬送在自己手上。套一句譯者廖月娟的話，這本書堪稱最壯觀的世界末日之旅。倒數第二本的《昨日世界》，則源自戴蒙舊地重遊巴布亞新幾內亞所體會的今非昔比，他從傳統社群中找出諸多與現代社會大相逕庭的面向，這些價值觀、行事作風與習慣既然能延續至今，必定能對我們有所指教。

延續這一脈相承的關懷，這回戴蒙將焦點轉移到國家的層次，談的是危機管理的議題。我們個人在一生中會經歷大大小的危機，同樣地國家也不可能永遠繁榮昌盛，多少會遭遇戰爭、蕭條、天災、抗爭，考驗其韌性與國民的智慧。Covid-19曾讓許多國家的醫療體系崩潰，卻也催生出各種抗疫對策；二○二二年二月，普丁對烏克蘭展開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烏克蘭全民遂加入保家衛國的行列，其中包含前世界重量級拳擊冠軍，也是現任的基輔市長Vitali Klitschko，以及獲得重量級與超重量級雙料冠軍頭銜的弟弟Wladimir Klitschko；就在前一陣子，為了因應印太地區益發緊張的態勢，以及全球已進入新冷戰時期的局面，英國與日本簽訂了《相互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面對危機，每個國家的作為都不盡相同。一國的成功經驗，可以供另一國學習；反之一國的失敗經驗，則可以供另一國警惕。套用危機治療師已辨識出足以影響個人危機處理成敗與否的因素（總計十二項）來分析國家面臨危機時的因應之道，是本書的大膽嘗試。雖然國家不同於個人，但危機治療至少是一門大抵有個樣子的專業領域，即便不能直接套用也能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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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讓我學到的第一課，是地緣政治的重要性，體現在芬蘭如履薄冰的安全上。倒楣的芬蘭與俄羅斯接壤的邊界是歐洲之冠，自一八○九年被俄羅斯併吞成為大公國之後，它一直作為北歐抵擋缺乏安全感的俄羅斯的緩衝區。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帝國爆發兩次革命而瓦解，芬蘭宣布獨立。隔年一月芬蘭就爆發了內戰，想要維持現狀的右派中產階級菁英（白軍），與支持社會主義的左派低下階層（紅軍）展開了血戰。內戰結束後，芬蘭人卻高興不太起來，因為不久史達林當上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與重整軍武的希特勒越來越不信任，芬蘭只能盡可能保持中立。此時已成為蘇聯的俄羅斯再度燃起它對芬蘭的野心，先是建造直通芬蘭的鐵路，接著又自導自演假一齣日後經史學家證實為「假旗行動」(false flag)的砲彈碎片事件，作為自己出兵芬蘭的理由，「冬季戰爭」(Winter War)於焉展開。隨後二戰又開打，芬蘭為了自保，將德國視為「共同交戰國」(co-belligerent)，並肩作戰對抗蘇軍，被早年的戴蒙歸類為軸心國之徒。

一九四四年蘇芬簽屬停戰協議，好不容易可以不要再打仗的芬蘭，為和平做出許多妥協與讓步。首先，芬蘭痛下手逮捕自己的同胞，將所謂的「戰犯」關進大牢。其次，考量到蘇聯的不安全感，芬蘭拒絕了馬歇爾計畫的援助，還反過來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更有甚者，芬蘭讓蘇聯唯一放心的兩位總統執政超過三十年，甚至不惜延長其任期。最誇張的是，芬蘭政府帶頭實施言論審查，防止國內媒體出現有冒犯蘇聯之嫌的聲音。這麼戒慎恐懼的對蘇外交路線，遭《紐約時報》譏為可悲又無恥。戴蒙曾經對芬蘭友人大言不慚說，假使蘇聯再度對芬蘭開戰，美國一定出手。現在的他回想起來只覺得自己殘忍又無知。說白了，美國人沒有強鄰環伺，成天養尊處優在自己的美洲樂園，當然站著說話不腰疼，無法學習站在蘇聯的角度看問題。相信很多人讀到這裡會停下來沉默。

轉個地球儀，來到南半球的澳洲，地緣政治一樣適用，甚至更適用。自一七八八年第一批運送英國罪犯的船艦登陸開始，澳洲人的身分認同長期都是英國人：米字國旗在風中飄揚、貨幣上印著女王頭像。生活上，不少地名反映思鄉之情，許多街道和公共場所也極似英國。但時間可以改變任何事，儘管這份歸屬感強烈到足以讓澳洲願意為英國犧牲生命在世界各地流血，還允許英國在澳洲境內進行原子彈試爆，但二戰時英軍棄守新加坡向日軍投降，打破了邱吉爾要保護澳洲的承諾。澳洲除了感到恐懼近在咫尺，也開始出現身分認同的反思。於是，一九九九年澳洲宣布遠在九千多公里外的英國為「外國」（英國媽媽早在一九七二就宣布澳洲兒子是「異國人」，這份愛真卑微！），也終止了英國樞密院的司法終審權。不但如此，澳洲與英國的貿易量現在已遠低於中、美、日、韓，英國已不是主要往來夥伴。這故事告訴我們，與地緣政治的現實相比，情感上的意識形態脆弱得不堪一擊。澳洲再怎麼孝順，也必須認清自己處在印太地區的事實。二○二一年的澳美英聯盟(AUKUS)也說明了國家利益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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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可以是可怕的毒藥，智利如同鐘擺般的近代史就完美演繹了兩種嚴重互斥的思想對撞會引發什麼災難。一九七○年，大學就已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當選智利總統，上任後大幅提高勞工工資，凍結物價，再大量印製鈔票解決國家財政赤字，使得經濟嚴重停滯，連衛生紙跟水都缺乏。此外，他與卡斯楚過從甚密，邀請他來智利參訪，討論共產主義取得的進展，與解放人民之路上可能遇到的障礙，還獲贈卡斯楚的私人機槍。在民不聊生之下，智利爆發了政變，軍政府推翻阿言德，逮捕成千上萬的左派份子，將其殺害、凌虐，並禁止政治活動，還接管大學，實行恐怖統治。掌權的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成立了情報機構與秘密警察系統，跨境追殺左派份子到天涯海角，連美國土地上都敢動手。儘管智利在皮諾切特改採行的資本主義方針之下經濟大為逆轉改善，使許多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時至今日仍為皮諾契特說話，但成千上萬智利同胞死亡，與十萬人流亡海外是不爭的事實。任何事推向極端，都是地獄。可惜的是，人類的愚蠢不分國籍，在討論印尼的第五章，似曾相識的情景又再度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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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戴蒙是個樂觀的人（這是為什麼寫出《大崩壞》的他決定生孩子），但在本書接近尾聲之處，我讀到了嚴肅又令人不寒而慄的擔憂：原來我們離文明的終結這麼近。在全球危機當中，氣候變遷算是最廣為人知的了，它複雜、混亂、又龐大，重點是它是漸進式的，各地感受不一。但有一個一旦發生就可能瞬間將地球變成地獄的威脅——核武。關於這個議題，一般人設想的典型是一國對另一國發動「第一擊」(first strike)，使其毫無反擊能力，而後果我們在廣島與長崎都見識過了。可怕就在於，要防止這種悲劇，需要過於常人的理智與自制。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導彈危機一觸即發的關頭，一艘搭載核子彈頭的蘇聯潛艇奉命駛往古巴，但突然出於不知明的原因，它接獲新的命令——停在加勒比灣待命。艦上的情報官從美國無線電聽說甘迺迪下令包圍古巴，指揮官Savitsky於是下令再潛更深一點，卻也因此斷訊。此時，艙內的空調已停止運轉，船員汗如雨下，而船身又因為美軍來自四面八方不斷投落的深水炸彈劇烈搖晃。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全員都繃緊神經。突然一聲特別大聲的爆炸，船員推斷海面上想必是開打了，指揮官下令即刻發射核子魚雷（他有權不事先知會遠在天邊的莫斯科）。好在另一位軍官，年僅三十四歲的Vasili Arkhipov投下反對票阻止了地獄，潛艇最終浮上了水面。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的館長稱Arkhipov「拯救了世界」，已逝的Arkhipov也獲頒二○一七年的Future of Life Award，由女兒與孫子受獎。我們只能希望，今後人類每次的衝突邊緣都有Arkhipov顯靈。（英文好的讀者可以看下面這部美國的PBS製作的紀錄片，還有國家地理雜誌的專文）

除了超人般的理智與自制，人類恐怕還需要多一點對彼此的信任。今日科技進步，各國已發展出尖端的偵測技術，全天候監控世界各處核彈基地的動靜。可怕的是，再怎麼精密的機器，百密總有一疏。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凌晨三點，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Zbigniew Brzezinski在睡夢中被叫醒，原因是位於科羅拉多州的警報系統突然顯示有兩百枚蘇聯的洲際導彈正直撲美國。接著第二通電話進來，數字又上修到超過兩千顆。千鈞一髮之際，Brzezinski又收到第三通電話，表示其他通報系統卻顯示一切正常。後來的調查揭露，原來是一名中校誤把模擬的影帶輸入電腦。Brzezinski最終沒有喚醒卡特總統，也沒有對蘇聯予以反擊，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故事告訴我們，當烏龍發生的時候，人類必須根據當前的國際情勢，在最短的反應時間內做出決定：這是真的嗎？張三真的要打我嗎？這一天到了嗎？更駭人的是，幾十年來類似的危機不勝枚舉（我查了一下，最近的一次是二○一八年一月的某個早晨，夏威夷人收到了一則烏龍的簡訊，說有洲際導彈來襲，還強調不是演習）。可以說，在必要的時候，人類彼此的信賴程度，決定了自己的存亡。在超級強權似乎越來越互相懷疑的今日，我讀得是直冒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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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性的危機裡，有一項受到的關注相對較少，卻可以說是終極夢魘（撇除太陽死亡不談，畢竟太久遠），那就是物理上的侷限——自然資源總有用完的一天。一九八八年，我讀幼稚園的時候，徐懷鈺紅遍大街小巷的《有怪獸》歌詞第一句唱著：「地球上明明有四十幾億人口」。二○一一年十月，大一的我在宿舍看到BBC報導地球的第七十億人已於印度呱呱墜地。去年（二○二二）十一月，這個數字又衝破八十億大關。這麼多的人，每個人每天都在消耗地球的資源。總有一天，不可再生資源（如化石燃料、礦物）會被用罄，而可再生資源（如森林、漁場）要是用得太快，趕不上再生速率，同樣也會耗盡。但其實問題不在於人口的絕對數字，而是該數字與「人均資源消耗率」兩者的乘積。八十億人酒池肉林，與八十億人躺在冰櫃裡，居住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開發中國家貧窮、落後，又瓜瓞綿綿，看似為擁擠的地球帶來問題，然而事實恰好相反。肯亞人再怎麼會生，人口都突破五千萬了，但他們對地球的人均消耗低得可以，反觀美國的消耗率高得離譜，一個美國人的消耗率是一個肯亞人的三十二倍之多。換言之，身為既得利益者，享受舒適生活的第一世界居民往往做賊的喊抓賊，自己才是拖垮地球的一員。要解決（嚴格來說也不能解決，只能推遲）這個宿命，減少能源消耗是唯一解方，還有待全球人齊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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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戴蒙的書總是可以增廣見聞、滋養腦袋，每一本都令我獲益匪淺。希望他常保身體健康，享受天倫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