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山東老兵王迎先死亡的當天淩晨，臺北三重區警局接到檢舉山東老兵李師科的電話，檢舉人是李師科房東的女婿。
原來，李師科將四百萬新臺幣，用牛皮紙袋包好，交給已嫁至三重區的房東女兒，說是要寄放在她家，房東女兒覺得奇怪，問他，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他只說「錢」，又說，「沒有什麼關係的，有事我負責！」房東女兒更覺怪異，再問他「這個錢是要做什麼的」，他只是搖了搖頭，眼淚突然落下來，什麼話也沒有說，走了。
房東女婿是一家報社的工作人員，淩晨一點多下班回家，看到牛皮紙包，打開一看，是厚厚的鈔票，趕緊報警。三重區警局立即派員上門查看，鈔票十萬元一捆，上面蓋有「土地銀行古亭分行」的戳記，整整齊齊，共四百萬。警方又驚又喜，案情終於有了重大線索。老兵李師科
當警方瞭解到李師科是計程車司機，開的恰好是05開頭的紅色計程車時，立即兵分兩路，一組在三重區守株待兔，另一組荷槍實彈趕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李師科的租住屋。
那一帶有違章建築，員警脫掉鞋子，以免打草驚蛇，控制住四周後，到達李師科的門外，正欲踹門而入，卻有同事不慎踢倒瓶罐，發出了聲響。
屋內人開口說：「我知道你們來了。」
員警拔槍問屋內：「你是誰？」
屋內答：「我是李師科。」
員警衝入屋內，將李師科銬住，在他的床底下，找出黑色小型旅行袋，內塞滿滿的一百三十萬元鈔票、一把手槍和若干子彈；床墊下，又找出三萬多元。
警方將李師科押往地檢署，負責訊問的檢察官羅明通甫見李師科，難以置信，眼前的老兵，因病退役，個頭瘦小，相貌和善，沒有強悍氣勢，根本不像江湖老大，無法想像眼前的老兵會犯下臺灣第一件銀行搶劫案、會是一個殺人搶錢的兇犯。
事實上，大安區警局發文讓管區內計程車司機於早上九時到警局報到時，李師科即於次日早上六點就前往警局，員警見他走路呈老人步態，身分證顯示已五十五歲，乃請他蓋上私人印章，具結離開。
不久，因李師科的戶籍地與居住地不在同一個管區，兩個管區派出所皆請他把戶籍地與居住地弄到同一個管區，再帶上私人印章，到派出所接受車牌號、年齡、四月十四日下午在哪裡等詢問，他仍以佝僂老人的姿態出現，並問員警：「我像不像搶匪」，員警跟他開玩笑：「你再年輕個二十歲就像啦！」亦讓他蓋章具結離開。
在檢察官的訊問下，李師科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坦承兩年前即開始籌畫搶劫案，並犯下兩年前的殺警奪槍案。
他認為，若和銀行警衛發生正面交鋒，必須要有一把好使的洋槍（他稱左輪手槍為洋槍），一九八零年一月七日，淩晨十二點半左右，前往臺北市金華街199巷的教廷大使館，臺北警察局保安大隊員警李勝源正在門前站崗值勤，李師科佯裝問路，李勝源便向他靠近，他則持自製手槍，將李勝源打死，搶走李勝源的左輪警用手槍。
兩年間，李勝源被害案一直未破，李師科則不斷在土地銀行古亭分行四周勘查地形、窺視運鈔車流程、警衛工作方式，並多次用鈔票換一元硬幣，以瞭解櫃檯作業情形，最終形成了縝密計畫。
犯案後，李師科將李勝源的手槍扔至河裡，給自己購買了新衣、新褲、新皮鞋、電視機、電鍋與電鬍刀、瓦斯爐；四百萬元則給房東女兒，他對房東女兒很有感情，希望她不要再像自己那樣過苦日子，剩下的錢打算作為自己出國之用。
警方出動蛙人部隊，尋獲手槍，打撈出來，犯案槍支和贓款全部成為呈堂供證。
李師科一九二七年出生，山東省昌樂縣人，小學肄業，娃娃兵出身，隨國軍由海南島撤退來臺。一九五九年，李師科因病退役，以開計程車維生，單身一人，租了房東不到三坪的小房間。和眾多老兵一樣，李師科節儉自甚，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租住房東的房子幾十年，看著房東的女兒長大、結婚生子。
記者問李師科：「你搶劫銀行的動機是什麼？」
李師科：「看不慣社會上的許多暴發戶，經濟犯罪一再發生，所以我早就想搶銀行。」
記者：「那天如果銀行警衛在場，你會下手搶劫嗎？」
李師科：「不一定，也許會把警衛打死。不過，我曾考慮到警衛薪水沒多少，他們的妻兒可憐，所以我問明警衛不在才下手。」
偵訊時，他亦對檢察官說：「因為對現實不滿，對社會不滿」。
民國七十幾年（一九八零年代），臺灣「錢多淹腳目」，實際上，官員、政客、商人相勾結的經濟犯罪金額驚人，報紙上經常刊載國家銀行千千萬萬的鈔票放給特權，成為呆帳的報導，卻無人因經濟犯罪受到制裁。
在李師科看來，你們這些執法者，對那些犯罪的人沒有辦法，我一個開計程車的，車子停在路邊，去吃個飯，員警就來開罰單，拿著便當衝出來，員警也不肯撤銷罰單，我一天辛辛苦苦才掙多少錢？
籌劃、實施銀行搶劫案，是為了「報復這個不公不義的社會」，李師科在跟朋友聊天時，曾經講：「要搶，也不要搶老百姓辛苦掙的錢，如果是我，就搶政府的錢。」
李師科搶了五百四十萬，卻把四百萬送給了房東女兒，記者問房東女兒：「李師科說他只打算留一百多萬花用，放在妳家的四百萬是留給妳的小孩作教育津貼的，妳知道嗎？」
房東女兒黯然無語，只是低著頭。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