兲朝繁荣了“四十年”？你骗鬼呢么！

今天看到被我称为“二手VOA”的美国之音上有一个视频，标题是“四十年繁荣落寞，中国各阶层生活写真”。其实我怀疑那个“落寞”应该是“落幕”，最近几年美国之音跟法广中文网一样，在文字水平上越来越朝着我大兲朝的初二博士习猪头靠拢，动不动一篇文章好多错别字，我对此已经是见惯不惊了。海外中文媒体中为什么唯独美国之音和法广中文网堕落得这么厉害？这个问题还是去问问那些天天为习猪头担忧的法轮功人士吧。美国之音和法广中文网的风格已经跟什么《大纪元时报》、动态网非常接近了。没办法，谁让海外有那么多法轮功的人才呢？

不过我今天要谈的不是美国之音的错别字，甚至也不是我一访问美国之音网站，自己的手机流量就刷刷刷往下掉的问题——美国之音为阻止我到他们那个破网站上发评论揭露造假大师易富贤、揭露美国之音传播易富贤谣言谎言制造假新闻，已经是不择手段了。

今天我要说的是，美国之音那个视频里说的兲朝“四十年繁荣”真的有四十年吗？

如果美国之音像他们热爱的造假大师易富贤那样只会拿出一大堆数据玩数字游戏，那么他们确实可以摆出一连串的数字为自己辩护：从兲朝的GDP增长率看，这个国家确实繁荣了“四十年”。

但作为一个生活在兲朝的大活人，我以自己差不多五十年的人生保证，兲朝人真正感受到也享受到一点繁荣气息，也不过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算起的这十几年罢了。

前几年，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东北朋友抱怨说他的牙不好，因为他小时候妈妈要上班，没时间给他们做饭就塞给他和弟弟几个馒头一包白糖，让他们拿馒头蘸着白糖吃。我听完他这段话之后两眼放光，难以置信地说：你们小时候居然能蘸着白糖吃馒头？简直太奢侈了！

吃不起白糖的1980年代初

在我印象中，至少到1980年代初的那几年，白糖在我老家农村都是奢侈品。家里有点白糖都是舍不得吃的，而是用牛皮纸包起来，外面再绑上几道麻线，走亲访友的时候当作礼品送人。

那么我们自己在家吃的是什么糖呢？通常有红糖就不错了，红糖都吃不起的时候就只好买糖精吃。糖精是一种甜得发苦的东西，现在被担心吃糖太多导致健康问题的人当作甜味剂，但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都认为它是一种“假糖”，因为家里吃不起真糖才吃这东西。

由于当时兲朝农村已经实行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村人可以自己决定在承包的土地上种植什么农作物了。玉米和红薯是我老家除稻米之外的两大重要农作物。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新鲜玉米秆也是甘蔗的替代品，而红薯则可以熬“麻汤”，也就是红薯糖。不过熬“麻汤”需要大量柴火，记得我有一户邻居因为做寿还是办喜事就熬过这个东西，熬了一整夜才熬出来。但我老家村子人口多，薪炭林比较少，燃料不足，我们家就舍不得拿那么多柴火熬它。所以“麻汤”于我而言仍是一种奢侈品，小时候我也就吃过那么几次。

去过大西南的人或许对“麻汤”这种小吃有点印象，有一年我路过成都的时候就在武侯祠附近看到有小贩在街头卖这个东西，当时就馋得想买一块。没有买是因为从小就听说成都的小贩会欺负外地口音的乡下人，卖东西缺斤少两，给我留下极大的心理阴影。即使我已经上过大学，见过世面，可是站在大成都街头的小贩面前，仍然缺乏自信心，生怕一开口说话就被人家当作土老帽，然后担心人家把原本一块钱的东西卖给我，却非要收我两块钱。

吃糖难的问题大概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的1980年代中期才逐步缓解，记得那一年我会偶尔从父亲的小抽屉里“偷”一毛钱，在上学路上从一个小商店买一块小甜饼吃。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小甜饼可能就是北方的桃酥之类，在我小时候却是难得的美味。还有一种“灰面糖”也是童年时代的美味食品，其实这东西就是北方的江米条。我来首恶之区很多年之后，都喜欢买桃酥和江米条吃。后来终于吃伤了，它们其实算不上美食。

1980年代中期，“先富”才买得起黑白电视

邻村养蚕致富的王嬢嬢是我老家那一带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家，黑白电视。我记得这一切是因为我曾经和同村的兰姐在晚上步行一公里，到她家看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曲里那句“昏睡百年”一直被我当作“浑水拜年”，我想破脑子也想不通为什么要趟着浑水去给人拜年，不怕把新鞋子弄脏了吗？

到《再向虎山行》和日本电视剧《空中小姐》开始在兲朝播放时，我家才买上了黑白电视。我还记得我家放《再向虎山行》的盛况，堂屋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有一些也是从邻村赶过来的，就像我和兰姐到王嬢嬢家看《霍元甲》那样。在村里，我们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大概属于第二梯队。我爷爷是石匠，他的一个徒弟靠打石头给人盖房子挣钱，是我们村率先富起来、最早买电视机的第一梯队，但也因为这个职业得了尘肺病，十几年前才60岁左右就去世了。

1980年代后期我到附近乡镇的完中上初中，每天傍晚7点钟，学校都要组织住校的学生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事”。每个班级一台电视机，依然是黑白的，但已经足以让我那些只上了普通乡中学的小学同学羡慕不已。

上初二的时候，我和一位同学把自己省吃俭用的几十块钱交给英语老师，托他在县城的新华书店给我们分别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新华书店的人把老师骗了，拿给他的其中一本词典是残次品，缺了几十页。我们不好意思跟老师说，又因为是我提出要同学跟我一起买词典的，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吃亏，拿走了那本残次品。这件事让我耿耿于怀很多年，对新华书店。

1990年代初，农民工日薪5块钱

在我的初中同学里，有一个男孩的哥哥考上了大学，在哈工大上学。因为哥哥是四乡八里远近闻名的大学生，这个男孩也沾了光，成为我们班大多数同学羡慕的对象，又因为这个男孩自己学习成绩好长得又帅，所以他也是很多女同学暗恋的对象。

然而，到初中毕业的时候，这个男孩虽然千般万般的不愿意，却还是被家里逼着去读了中师。那样上学就不用花家里的钱，三年后一毕业就可以当老师挣钱，减轻家里的负担。

其实我也一样被家里逼着去考中师，不幸的是（对我来说是幸运之事）我的考分比那个男孩低几分，要自己交钱才能上中师。我家刚盖完房子，欠了一屁股债，自费上中师的话有点困难。我父母让我自己拿主意，我就笑嘻嘻地说：那就上高中吧，给你们省点钱。我爸还是觉得上高中“费钱”，一个月只给我五十块钱的生活费，平均一天不到两块钱。学校食堂里的豆腐干炒肉一份要两块钱，大多数时候我都只能看着流口水，五毛钱一份的素菜才是更适合本宝宝钱包的选择。现在每次回老家都要我妈赶集的时候买豆腐干回来吃，小时候吃不起吃不上的，总觉得是美味。

三年后我考上了一所破大学，虽然是破大学，但好歹也是大学嘛。这时我们都很替初中那位哥哥上哈工大的男同学惋惜。他的学习成绩比我好，如果上高中，他一定能考个好大学，没准也是哈工大那样的。后来我妈才跟我说：他们家当时哪供得起两个大学生啊，他爸爸在外面打工，一天累死累活才挣5块钱。

其实我家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大一第一学期的学费住宿费各种费用加起来要两千多，我家盖房子的外债还没有完全还清呢，为了给我凑这笔学费，父母给我办了个相当于庆祝会的聚会，邀请亲朋好友来吃顿饭，其实就是请大家给我集资凑一部分学费。每家给个十块二十块的，就这样凑了几百块，家里再东拼西凑的把学费给凑齐了。我的小学数学老师王老师送给我一个5磅的暖水壶，天啦！这么贵的东西，又这么易碎，我哪里舍得千里迢迢带到学校去。我父母又觉得这是老师给我的礼物，他们不能随便用，于是那只水壶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我简陋的卧室里吃灰，到我大二放暑假回家时才用了一段时间（寒假因为火车票难买，我只回过一次家。大一暑假军训，大三暑假实习，我都没回家，但主要原因是舍不得花车费）。

1990年代末，万元户还比较罕见

为了供我上大学，我爸爸只好想方设法挣钱。以前他做点小生意，都是从镇上的一家商店进货。后来他才琢磨出来，其实这样做的话大部分利润都被那家商店的老板吃掉了，他只能赚点非常辛苦的跑路钱。于是他开始直接到市里进货，这样才能多赚一点。在我这头“吞金兽”的逼迫下，我们家终于在1990年代末挤上了我们村致富道路上的“第一梯队”。我妈跟我说，当他们的存款达到一万的时候，她激动得睡不着。

以前爷爷在世时，因为父亲经常出去跑生意，家里的农活大部分都是我妈在做，也就是说她一个人种四个人的农田，特别辛苦。

爷爷去世，我又上了大学后，家里的土地减少一半，我妈不像以前那么辛苦了。成了万元户之后，我爸决定要让我妈享享福，把家里的农田大部分都租给邻村一个没有分到土地的人家种，租金其实很少，主要是让人家帮我们把那些农业税给上了。

然后我妈就迅速地发胖了，然后就生病了，然后她认定自己享不起这个福，又把地收回来继续种了。

虽然家里有了一点钱，但父母唯恐多给点生活费会让我变得奢靡，乱花钱，每个月只给我一百块的生活费。我嘴里不说啥，心里还是忍不住地想：如果是儿子，他们怕是不会这么抠门的吧。

1990年代依然是远程交流主要靠写信、小额汇款靠邮局的时代。我们班的邮件由生活委员还是劳动委员Z同学从学校收发室统一领回来发给大家。每天分发书信汇款单的时刻，都是Z同学的高光时刻。他也因此在班上赢得了人气，后来凭借这人气当选为班长。其实进入高年级之后，其他系的邮件都可以自己拿身份证去领了，但Z同学为了保持人气，在荣升班长后依然继续垄断着这个为全班同学“服务”的机会。有一次他没有时间去取邮件，而我恰好急需钱，知道家里给我汇的生活费到了，就拿着身份证到收发室领汇款单，收发室的人死活就是不给我，说Z同学跟他讲了：我们班的邮件必须由他领，其他任何人来拿都不给。

我给气哭了，没想到Z同学这么有心计。现在这位Z同学已经是他家乡一个区的“常务副区长”，我却依然是个穷光蛋。我想我们之间的地位差距应该在他包揽我们全班邮件、而我居然拿着身份证都领不到自己汇款单的时候就拉开了的吧。大学还没毕业，他就已经领会到垄断权力带来的好处了。我当时呢？却只会为一百块钱生气。

2000年代，农民工日薪慢慢涨到50元，首都窃贼横行

大学毕业后，我在东部某省一个地级市的学校当老师，一开始的月薪大约四百块，不过年底会有一两千的课时费。三年后我离开了那所学校，交给家里五千块钱，让我妈在村里得意了很久。

不过我的业绩很快被我爷爷徒弟的女儿超越。2000年代初她的爸爸给她买了个高中文凭，又给买了个城镇户口，然后托亲戚在市里的一家银行给她找了一份工作，每个月工资有一两千。此时已经北漂的我，在一家人际关系复杂得如同“绞肉机”的单位当临时工，工资也不过才这个数。

村里人笑话我妈：你家女儿辛辛苦苦念个大学，还不如人家买文凭找工作挣的钱多。

我妈是个要强的人，从此开始拼命干活儿挣钱。这时候兲朝的房地产业开始发展起来，小区绿化需要大量苗木。村里的能人顺应形势，农田里不再种水稻，改种苗木了。有时候他们还会带村民到城里种树，我妈也跟着他们去，每天的工资是50元。

种树比种田轻松，就是吃饭住宿条件很差。有一次我妈跟我讲，他们出去种树时，老板就安排他们住在“鸡窝”旁。

一开始我以为她说的“鸡窝”是养鸡场，后来才搞清楚她说的是性工作者接客兼生活的地方。

“那些‘鸡’其实不是坏人，我们没水用的时候还接水给我们。听说我们每天工资50块，她们还羡慕我们呢。其实她们挺不容易的，有些男的会占她们的便宜，在她们身上偷偷摸一把（当咸猪手）就跑了，就那么10块20块的钱都不肯给。”我妈以前总觉得她们都是出卖身体勾引男人的坏女人，接触过之后才发现她们都是苦命人。

2000年代中期，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我老家那边一家喉舌单位工作。有一次他听到市里一些官员私下里开玩笑说：今年我们市的经济没什么起色，就小姐行业还有所发展。

当时兲朝经济已经“繁荣”了二十多年。

其实，不单外省如此，兲朝首恶之区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在2003年非典前后，北京市区还是窃贼横行，入室盗窃屡见不鲜，公交车上也有扒手团伙每天准时上下班。

非典期间我还住在距离天安门只有十几公里的一个小区的三楼，夜里开着窗户通风。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窗台上有脚印，这才惊觉头天晚上有窃贼光临。幸好我睡在远离厨房的一间屋子，锁着通往客厅的门，居然一点都没有听到窃贼的声响，要不然还不得吓个半死。后来听说小区里好几户人家被盗，不过窃贼在我家应该没偷到多少东西，也许只是顺手摸走了我背包里的二十几块钱吧。爬个三楼，就这么点收入，我有点替窃贼难过。

那一年我在东三环附近上班，每天乘坐300路公交车通勤。后来我才慢慢地发现这条公交线路有一个扒手团伙，不单在车上行窃，还趁着早晚高峰人多的时候对年轻的女乘客上下其手。我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

有一次上班的时候，我看到一位穿着蓝衣服的年轻姑娘被一群男的故意挤在中间，立刻就猜出那帮人是窃贼。我挤到姑娘身边，提醒她当心小偷。姑娘慌了神，开始翻自己的包。我安慰她说，你别翻了，他们还没有下手，你只是要当心一点。

姑娘下车后，一个窃贼挤到我旁边，瞪着我，其实就是用目光威胁我。那时我年轻气盛，不知道害怕（就像我现在打假易富贤，在那些知名媒体的非死不可账号后面各种冷嘲热讽，也是同样不知道害怕），于是就瞪了回去。最后是窃贼先收回了他的目光。没有人敢站出来对抗窃贼，只有我旁边一位有座的阿姨，站起来拍拍我的胳膊，把座位让给我，然后站在我身旁，用手扶着我的座椅后面，像是在保护着我……直到她在下一站下车。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 girls help girls.

从那以后我上班再也不敢坐300路了。

新世纪之初的首恶之区，公交车上不仅窃贼横行，而且很多车都是又老又破，动不动就在路上熄火趴窝，要全车乘客下来推车才能重新启动。市区的道路也往往是坑坑洼洼，就算是柏油路也并不十分平坦，2010年代的一天，我坐在一辆行驶在中关村南大街的公交车上给朋友打电话，朋友听到我手机里传来哐哐琅琅的噪音，以为我在什么工地上，听说我在坐公交车，她感到非常惊讶。

2010年代，房价疯涨，我漂出了京城

进入新世纪最初的那几年，兲朝首恶之区的房价并不算太贵。2004年前后，我的一位女同事结婚，把房子买在二环到三环之间，也就才每平米3000元上下。但对于我这个月薪勉强2000多元的北漂来说，买房仍是遥不可及的痴心妄想，住在离市中心十几公里的一套老房子，月租金1000元，已经吃掉了我一小半的工资。

有一年民间疯传北京要推出一些调整房地产的政策，让一些拥有多套房产的人惊慌不已。我的一位在体制内工作的大学同学找到我，说他的同事有一套经济适用房想卖掉，只要二十几万，问我要不要买。我说我一个月除掉房租，就一千多块钱，哪买得起房子啊。知道父母抠门，我从来没想过问他们借钱买房。现在那套房子的价格应该已经涨到好几百万了吧。

2008年之后，大量热钱涌入首恶之区，房价开始疯涨，房租也开始飞涨。我的房东表示要收回房子，租给别人，于是我搬到了郊外农村。

我在村里租的第一个院子离门头沟市区不远。当时的门头沟还没几座高楼，就是一副穷酸小县城的样子。坐地铁还需要从门头沟坐公交车到1号线在西边石景山的终点站苹果园。

事实上，在2008年之前，北京的地铁线除了老旧的1号线2号线，就只有通车才几年的13号线、八通线和2007年刚通车的5号线。现在北京密集的轨道交通网，大部分都是2008年及之后才逐渐建成的。当时全国有地铁的城市也就北上广深；省会城市普遍有好几条地铁线，也不过是最近十来年的事情。

搬到村里的第二年，门头沟开始大拆迁，很多人因此暴富。我在公交车上听到各种各样有关拆迁暴发户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年轻人因为拆迁拿到几百万，于是就买各种高档轿车玩，没多久就飙车出车祸死掉了。挣钱是技术，花钱是艺术，不懂得挣钱技术又不懂得花钱艺术的，不是穷人就是暴发户。

拆迁使得门头沟市区的拆迁户有很多都到近郊村子租房，抬高了房租，于是我搬到距离市区更远的地方。等我大约十年后再次搬回门头沟乡村，我才惊讶地发现这个曾经的穷酸小县城已是高楼林立。而门头沟的房价，也已经飙升到两三万一平米。

美国之音说兲朝“四十年繁荣”，其实有三十多年都是走向繁荣而已。真正算得上“繁荣”的，也不过是最近十来年的事。

然而在那些玩弄数据的砖家眼中，似乎兲朝四十年来一直如此，一直高楼林立，一直拥有发达的城内轨道、发达的城际高速铁路、发达的高速公路网……

这昙花一现的繁荣如今就要收尾了，我也该离开这里，漂到更远的地方，躲核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