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14|閱讀時間 ‧ 約 33 分鐘

論金庸小說《連城訣》中的復仇

摘要

《連城訣》為金庸所寫之中短篇武俠小說，最初於1963年連載於《東南亞周刊》，原名《素心劍》。不同於金庸其他作品，它沒有宏大的江湖背景與家國情懷，沒有歷史脈絡也沒有種族衝突，就是在講一個小人物的復仇故事。金庸在這本書中深刻的描寫了人性的變化及陰暗面，並透過「復仇」將這些人性引出。因此本文主要欲探討金庸小說《連城訣》中的人性刻畫，以及復仇。

本文先就其小說內容的構想與特點進行討論，了解其復仇敘事的淵源，以及《連城訣》與其他金庸小說在人性、善惡上描寫的不同。接著透過書中人物的描寫及塑造看出此書對復仇的詮釋、觀點，和其所帶出的人性變化。最後與其他類似情節之小說進行比較，以此來論述金庸在《連城訣》中對復仇的描寫與其他小說有何不同，以及復仇背後真正要探討的人性。期望透過本文能了解《連城訣》中的特色、對復仇的思想與人性。

關鍵詞：金庸、連城訣、復仇、悲劇人物、人性陰暗面

一、前言

自1955年《書劍恩仇錄》連載於新晚報開始，直到1972年9月23日《鹿鼎記》連載結束，歷時十七年金庸一共生產了十五部長、中、短篇小說。其後更有三次改版，影響範圍橫跨中西。甚至有這樣一個故事，70年代越南國會兩方吵架，其中一方罵對方「搞陰謀詭計的左冷禪」，對方則回罵「你才是虛偽陰狠的岳不群」，可見金庸小說的影響力。而金庸本人也曾在專訪中提到：「妳剛才說的，如果到大都市，這些不用帶，哪裡都可以買到，麻將也可以買到，金庸小說也可以買到。」「對英國，在美國，在加拿大，在澳洲，這些大的地方，如果到北極到非洲，這些小地方可能買不到，所以呢，要到非洲去，記得還是要把金庸的小說給帶著。」[1]因此能知金庸小說的影響力，尤其是在華人社會的地位。

1979年廈門大學的鄭朝宗在其論文〈金學的四個相關學科〉中首次提及金學一詞。而後開始有人以金庸小說為學術論文之主題，不過金庸本人卻表示，自己不過是寫小說而已，稱不上學問。然而1986年，紅學家馮其庸〈讀金庸〉一文評價了金庸小說的內容和藝術成就，同意把研究金庸小說稱為金學，因此，該文章也成為了中國大陸研究金學的早期文獻。同年年底，在廣東省深圳市「第三屆臺灣及海外華文文學研討會」上，李雲揚〈評金庸新式武俠小說的藝術魅力〉，把金學首次搬上了學術論壇。

本文將以金庸遠流版的《連城訣》為文本，對其中的人性與復仇主題進行分析。《連城訣》最初於1963年連載於《東南亞周刊》，原名《素心劍》。此書與其他金庸小說的不同，在於它沒有宏大的江湖背景與家國情懷，沒有歷史脈絡也沒有種族衝突，就是在講一個小人物的故事，一個令人唏噓的悲哀的復仇。本文將會由以下幾點進行論述：

（一）小說內容的構想與特點：討論此篇故事之起源與結構。

（二）書中人性的描寫及塑造：討論書中對於人性善惡貪婪的刻畫。

（三）與其他類似情節的小說進行比較：討論金庸小說的特色與不同。

期望透過本文能了解《連城訣》中的特色、對復仇的思想與人性。

二、小說內容的構想與特點

《連城訣》與金庸其他小說最大的差別在於其故事原型。在遠流版的後記中金庸提到這篇故事的原型：

兒童時候，我浙江海寧老家有個長工，名叫和生。他是殘廢的，是個駝子......有一次，他病得很厲害，我到他的小房裡去瞧他，拿些點心給他吃。他跟我說了他的身世。他是江蘇丹陽人，家裡開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鄰居一個美貌的姑娘對了親。家裡積蓄了幾年，就要給他完婚了。這年十二月，一家財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這天他收了工，已經很晚了，正要回家，財主家裡許多人叫了起來：「有賊！」有人叫他到花園去幫同捉賊。他一奔進花園，就給人幾棍子打倒，說他是「賊骨頭」……醒轉來時，身邊有許多金銀首飾，說是從他身上搜出來的……他給關了兩年多才放出來。在這段時期中，他父親、母親都氣死了，他的未婚妻給財主少爺娶了去做繼室。他從牢裡出來之後，知道這一切都是那財主少爺陷害。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邊的尖刀，在那財主少爺身上刺了幾刀。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那財主少爺只是受了重傷，卻沒有死。但財主家不斷賄賂縣官、師爺和獄卒，想將他在獄中害死，以免他出來後再尋仇……[2]

金庸在1963年將這個故事改編為武俠小說，刊登於《東南亞周刊》，用以紀念一位在其年幼時，對他很好的一名老人。這種將真實故事以武俠小說呈現出來的方式，有如《史記‧遊俠列傳》一般，以一種文學的手法，用自己所想像的畫面，呈現出自己聽聞而來的事情。《金庸武俠小說的復仇敘事研究》中便提到了金庸武俠小說與傳統復仇敘事的淵源：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復仇敘事模式深受復仇敘事傳統的影響。復仇敘事傳統在武、俠等方面深刻地影響著金庸武俠小說的創作，無論是獨立的復仇故事還是復仇敘事與愛情、成長、奪寶、行俠等敘事結合而成的復仇故事中，均可看出金庸武俠小說對於復仇敘事傳統的繼承與創新。武俠小說的復仇敘事傳統萌芽於司馬遷《史記‧遊俠列傳》。在《遊俠列傳》中，司馬遷將遊俠定義為「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在該定義中司馬遷以「蓋亦有足多者焉」的語氣肯定了遊俠的品性……《史記》中的這些復仇故事孕育了中國武俠小說中的復仇敘事傳統，從而成為金庸武俠小說復仇敘事的主要源頭。[3]

和生的故事雖然並非歷史，且金庸只是以這樣一個故事作為雛形，並加入許多非現實的元素，然而遠流版後記的存在卻讓人對這部作品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並使讀者對這部作品產生一種真實感，更能夠沉浸於其故事之中。

《連城訣》一書的故事架構其實並不複雜，相比於金庸的其他小說，《連城訣》並沒有交錯的故事線，沒有跳耀的時間軸，也沒有多數金庸小說一貫的，以配角故事線烘托、引入主角故事的寫法。《連城訣》直接以此書的主角揭開帷幕。在書裡是這麼呈現的：「托！托托托！托！托托！兩柄木劍揮舞交鬥，相互撞擊，發出托托之聲，有時相隔良久而無聲息，有時撞擊之聲密如連珠，連綿不絕。」（頁7）全書的第一句便是以主角習劍時的聲音開始。像這樣毫無鋪陳，一開始就讓主角出場，在金庸的小說中是少見的。

若要將《連城訣》的內容與架構歸納出來的話，大致如下：

（一）以和生故事為原型之部分：

1. 遭受誣陷

2. 獄中遭遇

3. 逃獄

（二）從前段伏筆衍伸之情節：

1. 遭受追殺

2. 受困

3. 脫逃

4. 奪寶

（三）結局

金庸以《連城訣》紀念和生，和生的故事本就是一個小故事，而發生在和生身上的事情古今中外到處都有，如法國著名作家大仲馬的小說《基督山恩仇記》，其故事情節便與《連城訣》極為雷同。就連使用的理由，栽贓的手法也多大同小異。這些故事的差別只在於有些人幸運獲得契機離開牢獄，有些人死於獄中，而那些幸運活著的人，就成了小說家筆下的故事。而金庸要寫的，也就是一個小人物的悲哀，若是將場面弄大了，不免失其精神。

可以發現，金庸在寫《連城訣》時，是以人物為中心出發的。在《武俠小說從「民國舊派」到「港臺新派」敘事模式的變遷》中提到：

金庸選擇「以人為中心」的創作思路並非即興使然，他對於為什麼要如此重視人物，人物與事件之間的關係怎樣，當人物與事件發生衝突時該怎樣處理以及這種「以人為中心」的結構方法會有哪些利弊等等問題都有較深入的思考。金庸認為，武俠小說的情節都是很長、很複雜、很離奇的，容易被讀者忘記，但是如果人物有自己的個性，並且個性統一、性格鮮明的話，讀者看了就會印象深刻。因此從閱讀效應來講，人物總是要比故事重要，「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襯人物的性格」。從這種觀點出發，金庸自己在構思的時候，是「以主角為中心，先想幾個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如何，情節也是配合主角的人性，這個人物有怎麼樣的性情，才會發生怎麼樣的事情」；「有時想到一些情節的發展，明明覺得很不錯，再想想人物的性格可能配不上去，就只好犧牲這些情節，以免影響了人物個性的完整」[4]

既然要忠於這種平凡的、狹小的框架，在結構上也就沒有太多能做文章的地方。

然而結構方面雖然沒有什麼突出的寫法，但在內容方面金庸卻加入了許多值得探討的元素，使得整本小說篇幅雖短，層次卻極為豐富。在主角狄雲的悲慘故事下又埋藏著奪寶的情節，藉此表現出人性中的貪婪與邪惡。而這本書與其他金庸小說對於善惡思想的描寫，有著全然的不同。在這部小說中，一樣有著所謂的正派與邪派，不同的是，金庸在這本書中不再作正與邪的比較，也不像《笑傲江湖》一樣顛覆正邪兩派。在這部小說中，無論正派與邪派都只存在著邪惡，那種來自於人性本身的貪婪、慾望。這也造就了這部小說的獨特與不同。

整個小說真正以和生的故事為原型的部分，其實只有到第三個部分，逃獄。從逃獄之後的故事則是來自於先前所埋下的伏筆，而這才真正是這部小說所要體現的重點。先透過血刀老祖的出現、狄雲被誤會，來帶出所謂的正派人物，藉由追殺血刀老祖及狄雲，塑造出傳統正派人物的形象。故事到此，正邪對立，主角受正派人士誤會，都與金庸其他小說的套路相同，而當劇情來到正派人物與邪派人物、主角一同受困、對峙之時，人物形象陡然而變。這樣的轉變在金庸的作品中是常見的，尤其在於正派與邪派之間更是如此。如《倚天屠龍記》中萬安寺寶塔一事之後，在空智大師一句：「中原六大派原與明教為敵，但張教主以德報怨，反而出手相救，雙方仇嫌，自是一筆勾銷。今後大夥兒同心協力，驅除胡虜。」[5]中化除了正邪兩派的對立。而《笑傲江湖》一書中則是在五嶽劍派掌門人一戰中，顛覆了所謂的名門正派。

數丈外有數百人等著，待岳不群走近，紛紛圍攏，大讚他武功高強，為人仁義，處事得體，一片諂諛奉承聲中，簇擁著下峯。令狐沖目送著師父的背影在山峯邊消失，各派人眾也都走下峯去，忽聽得背後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偽君子！」[6]

而在《連城訣》中，則是在雪谷一困中，從「南四奇」花鐵幹的轉變中，正式翻轉了所謂的正派英雄，透過雪谷的絕境，使花鐵幹的人性的醜惡表露無遺。而在冬季終於過去，其他中原豪傑進谷救援時，更讓所有人的陰暗面、私慾、虛榮心一次性展露，最後當中原豪傑們得知寶藏所在，互相廝殺中毒身亡，之前所營造出來的武林英雄形象蕩然無存，能看到的就是一個個為情緒慾望所驅使，虛假一生的人而已。若以現代的價值觀與對人性的詮釋來看，在這部小說中，血刀老祖當然邪惡，血刀老祖的邪惡來自於他的慾望、自我中心，無論性慾抑是權力慾，只以自己當下所想要的為主，是一股人類原始的慾望的展現。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一書，在〈文明的進程〉中提到了歐洲兇殺率的下降，與一些社會規範、禮儀有關：

埃利亞斯的理論將歐洲暴力的下降歸因於大眾的心理變化。他的著作副標題是「社會遺傳學與心理遺傳學的調查」。他認為，這個轉變從11世紀或12世紀開始，到17世紀和18世紀完成。在這幾個世紀的時間內，歐洲人越來越克制自己的衝動，關注自己行為的成長後果，顧忌其他人的行為和感情。[7]

從這個論點反觀《連城訣》裡中原豪傑與血刀老祖的對比，就像歐洲中世紀「粗野」的人，與受到了《禮儀手冊》規範所演變後的歐洲社會的對比。如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書中引用的一段話：

並不是說他們總是面露兇色、橫眉怒目，時時刻刻揮刀弄劍……相反，他們本來是在樂呵呵地互相調侃，甩出一連串的嘲弄字眼兒，但就在笑語喧嘩聲中，他們可以拔刀相向，開始玩命地廝殺……瘋狂地追求狂歡和享樂，他們的性情暴躁易變，毫無克制地仇恨和好勇鬥狠——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而且陰晴不定、瞬息可變，這就是當時人們完全同構的情感生活。比起後來的人，中世紀的人更衝動，感情的表達更自由、更直接，也更開放。只是到了我們這裡，一切才變的微妙、溫和和精於算計。社會禁忌作為各式各樣的自我克制，深深地滲透到追究功利的社會機體中，所以我們才會覺得不加隱藏的宗教虔誠、桀傲不遜的派頭和兇殘的行為是相互矛盾的。[8]

那些所謂的中原豪傑，正是受到了道德、禮儀規範的後來的人，而血刀老祖則是那個自由、直接，不受規範的中世紀人。

從花鐵幹開始，這個框架著眾人的準則受到了破壞，在極短的時間中崩潰瓦解。當這些道德變成一個虛偽、沒有實質效益的空殼時，眾人內心原始的樣貌便展現了出來。於是血刀老祖不受任何束縛，全然的私慾的表現，就彷彿一面鏡子，一面照出了人類內心深處樣貌的鏡子。這面鏡子同時也照出了這些名門正派、中原豪傑的真實面。這也是我所認為《連城訣》最真實，令人難忘的原因。

三、書中人性的描寫及塑造

如前文所述，《連城訣》中對於人物的塑造及人性的描寫極其精彩。以下將從幾個主要人物的塑造進行分析，並帶入更多金庸在書中呈現的人性。

首先要談論的角色是這本書的主角，狄雲。狄雲的原型正是和生，與和生相同，沒有家族背景，社會地位不高。狄雲自幼跟著師父戚長發習武，直到師父帶著他與師妹戚芳進城找萬震山之前，從未離開過鄉村。書中寫道：「身長黝黑，顴骨微高，粗手大腳，那是湘西鄉下常見的莊稼少年漢子。」（頁8）狄雲就是個尋常鄉下漢子，青梅竹馬戚芳也管他叫空心菜，個性純樸沒什麼城府，待人講義氣。從丁典死時狄雲說的話便能理解狄雲對於朋友的態度：「老天爺，老天爺，你讓丁大哥再活轉來，我寧可再回到牢獄之中，永遠不再出來。我寧可不去報仇，寧可一生一世受萬門第子的欺侮折辱，老天爺，你……你千萬得讓丁大哥活轉來……」（頁124）狄雲在整本書中可以說是從未改變過。在經歷了這許多事，或許他更了解人性了，或許他了解了世間的醜陋與險惡，但他骨子裡仍就是那個純樸的莊稼漢子。即便受盡委屈，身在雪谷將心中的話一股腦抖出來，吼道：「你們這些惡人，天下的惡人都來打啊，我狄雲不怕你們。你們把我關在牢裡，穿我琵琶骨，斬了我手指，搶了我師妹，踩斷我大腿，我都不怕，把我斬成肉醬，我也不怕！」（頁271），語氣依舊單純，只是將心中的情感一直線的發洩出來，並未想著害人，並未想著如何加倍報復，是一種最純淨的委屈。即便到了最後，即便知道自己師父的為人，即便仍懷著許多委屈，仍舊想著要救師父。

也正是因為狄雲從未改變，他成了最適合的觀察者，自雪谷出來後，他從前面身在局中的一員跳脫了出來，成了看得最清楚、最客觀的人，帶著讀者默默地看著那場驚心動魄的奪寶，帶著讀者品嘗著金庸要呈現的陰暗人性。

透過一次次的事件，金庸不斷的在刻畫狄雲的單純，也不斷的強調著狄雲沒有變，就是到了最後一段：「他離了荊州城，抱著空心菜，匹馬走上了征途。他不願再在江湖上廝混，他要找一個人迹不到的荒僻之地，將空心菜養大成人。」（頁416）也回到如同最初一樣，一個沒有爭鬥的荒僻純樸的地方。

接著要談論的人則是血刀老祖。與狄雲相同，血刀老祖在整部書中從未改變過。如同前文所說，血刀老祖無疑是邪惡的，然而他雖然是個完全惡的角色，卻不會讓人感覺到扁平。正是因為他的惡乃是象徵著人性各種不同的醜陋面，而非沒有理由的，為了成為反派而成為反派的角色，才造就了著樣一個單一又活托的角色。

金庸筆下有眾多僧侶，如最常見的少林寺眾僧。然而在書中對於這些「僧」卻有著不同的稱呼。其中正派人物多以「大師」、「禪師」稱之，如《笑傲江湖》方證大師、《射鵰英雄傳》一燈大師、《神雕俠侶》無色、無相禪師等。若是有著更多江湖豪傑氣息的出家人則多以「和尚」稱之，如《笑傲江湖》不戒和尚、《倚天屠龍記》布袋和尚等。這類型的角色多不守佛門清規，《以〈水滸傳〉為參照——金庸武俠小說之「武僧」形象研究》中說：「酒、肉原是僧人所戒，但在武俠小說書中，藉著喝酒、吃肉的「非常」行為，來凸顯武僧與他僧的「異」處，當這些人物一出場，讀者便能明白他們並非一般佛門和尚。」[9]而金庸直接以「僧」稱之的則有兩類，一是不問俗事武功極高的高僧，如《天龍八部》掃地僧、《倚天屠龍記》渡字輩三僧。第二類便是如血刀老祖這種性格乖戾，行事作風與佛門背道而馳的角色。如《天龍八部》鳩摩智、《神鵰俠侶》金輪法王等，此類型角色多為番僧，且多呈現出人性較為陰暗的一面，像是對權力、武學密籍的貪念，對仇恨的發洩，以及毫不忌諱開殺戒。然而血刀老祖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並不是為權位、密籍等特定事物所驅使，而是完全照著自己的慾望行動，並且擴大了人性中的惡，彷彿其存在就是為了展現所有人性的醜陋一般。亦不像鳩摩智、金輪法王一般在最後回頭向善。

血刀老祖的存在於《連城訣》中有絕對的地位，他帶動了人性的轉折，是整部小說中重要的樞紐，造就了花鐵幹本性的顯露，而從花鐵幹開始，這些英雄們一個個露出本性。

血刀僧見他臉露喜色，心想機不可失，當即放下水笙，持刀走到他身前，說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很好，你要向我投降，先拋下短槍，很好，很好，我絕不傷你性命。我當你是好朋友，好兄弟！拋下短槍，拋下短槍！」聲音甚是柔和。他這幾句話似有不可抗拒的力道，花鐵幹手一鬆，短槍拋在雪地之中。他兵刃一失，那是全心全意的降服了。（頁241）

說到花鐵幹，這個角色與狄雲、血刀老祖不同。他可以算是整本書中轉變得最明顯的人，也是金庸刻畫人性最精緻的一個角色。從一開始的出場，無疑是個標準的英雄，與陸、劉、水三位大俠齊名，正是江湖中人稱南四奇，北四怪中的南方代表之一。武功高強，嫉惡如仇，就連血刀老祖初聞南四奇之嘯鳴，都驚道：「卻從哪裡鑽出這三個高手來？從聲音中聽來，每一人的武功只怕都不在我下，三個傢伙聯手夾攻，那可不易對付。」（頁194）然而當四人追著血刀僧與狄雲來到雪谷之後，正是花鐵幹轉變的開始。起先仍維持著一股俠義之風，當自己結拜兄弟遭老祖用計害死時，那悲憤之情令人動容，並散發著一種此仇不報非君子的氣魄，而老祖逃跑之時，更出巧計以攻之。然而他卻遭遇了最大的心靈打擊。隨著自己兄弟一一潰敗慘死，心中那種來自於原始本能的恐懼也逐漸使他的心態崩潰。若換做任何一個人，馳騁江湖幾十載未有敵手，卻在一日之內看著與自己實力相當的兄弟，即使聯手仍一一不敵慘死，這樣的自信與心境之崩潰，可想而知，也完全符合人性。

如同跳蚤拉車的故事一般，若一隻跳蚤每次要起跳時都遭受阻擋，終於會有那麼一次，成為他最後的一跳，往後再也不跳了。人亦如此。當花鐵幹最後一個兄弟水岱被老祖砍去雙腳，極盡羞辱，花鐵幹的心終於承受不住了，即便水岱寧死不屈，更看出老祖已耗盡力氣，但看著水岱的慘狀，花鐵幹已然失去戰鬥的信心。而他的人性也終於在此被挖了出來。在堅守了幾十年的信念毀於一旦，一切的慾望及醜惡終於也壓抑不住了，從生存的慾望，演變成維護自己地位的慾望，甚至不惜犧牲他人以成全自己僅剩的從前的名聲，到最後不顧一切只為了滿足對財富的慾望。或許在從前花鐵幹會因著自己的地位及心中的底線而對那些財寶不屑一顧，然而當他所有奉為自己最高原則的思想、價值觀在雪谷中被破壞殆盡之後，心中的黑暗與空缺就反噬了。也正是這段對於人心的改變刻化的如此真實，才會這樣精采，這樣驚心動魄。

不錯，他們個個都發了瘋，紅了眼亂打、亂咬、亂撕。狄雲見到了鈴劍雙俠中的汪嘯風在其中，見到「落花流水」的花鐵幹也在其中。他們一般的都變成了野獸，在亂咬、亂搶，將珠寶塞到嘴裡。（頁415–416）

最後要講的角色，是整部小說的靈魂人物，丁典。丁典在整個故事中出現的時間不長，卻極其重要。若是以和生的故事來看，丁典無疑就是金庸祖父的角色，那個將和生救出牢獄的角色。丁典對狄雲的影響甚大，他讓狄雲知道了自己入獄的真相，讓狄雲首次瞭解到了人心的險惡，同時也是狄雲在獄中的五年之間最大的支柱。就實質上看來，丁典也是整個故事中唯一真正在乎狄雲的人。

丁典的人物刻畫很鮮明，就是英雄，同時也極其專情、癡情。這樣的角色特質與《天龍八部》中的蕭峰很像，只差在丁典沒有種族的矛盾與加國興亡的責任而已，可以說丁典正是《連城訣》中的悲劇人物。在《金庸武俠小說的悲劇人物研究》一文中說到：

程孟輝認為，在「西方悲劇美學史」上，作為審美基本範疇之一的悲劇性，他的基本內涵是指具有正面素質或英雄性格之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會矛盾的劇烈衝突中，遭到不應有的，但又是有必然性的失敗、死亡或痛苦，從而引起人悲痛、同情、奮發等情感的一種審美特性。他客觀存在於社會生活中，由悲劇性矛盾衝突和悲劇性性格構成。[10]

丁典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精神，以及正直、遵守諾言的人格特質，使他獲得了絕世武功與武林秘寶的傳承，然而這也造就了丁典悲劇的一生。丁典的志向本不在這些江湖事務，只想平凡渡日，與相愛的人廝守終生，然而自偶獲至寶之時，丁典一生就注定不凡，這正是丁典的悲劇衝突。《金庸武俠小說的悲劇人物研究》中提到了何謂悲劇衝突，其中引用了別林斯基的說法：「即在於人心自然慾望與道德責任或僅僅與不可克服的障礙之間的衝突、鬥爭。」[11]從《連城訣》中便能看到，為了遵守與梅念笙的承諾，即使對連城劍譜中的寶物下落毫不關心，仍背負著這個沉重的負擔，為這個祕密受牢獄之災，甚至與自己心愛的女人被迫分開，僅能隔著一扇鐵窗遙望愛人所種植的菊花。最終待得愛人為自己而死，而自己也遭毒害，離開人世。以丁典的武功，自然沒有監獄能關的住他的。然而為了守護愛人，丁典能可負著寶藏下落的重擔，身受極刑，用情之深，令人唏噓。即便死前，仍是對愛人的一往情深：

丁典道：「倘若你師妹對你一往情深，終於為你而死，那麼，你也該為她而死了。」狄雲突然醒悟，道：「那位凌小姐，是為你死的？」丁典道：「正是。她為我死了，現下我也就要為她死啦。我……我心裡很快活。她對我情意深重，我……我也待她不錯。狄兄弟，別說我中毒無藥可治，就是醫治的好，我也不治。」（頁101）

愛人凌霜華毀容、身死，丁典身中愛人棺木上的劇毒而亡，從結局論，自然是悲慘的。但對丁典而言，受苦一生終於能與愛人死後相守，卻也比活著隔窗遙望要好得多了。

而會說丁典是整個小說的靈魂人物，除了因為丁典推動了整個尋寶、奪寶的故事線之外，更因為他是那群名門正派的對照。丁典本來也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在與梅念笙相遇後獲得最強武功的秘笈和寶藏的資訊。然而丁典從未想過要將寶藏占為己有，甚至為了遵守與梅念笙的約定，落入監獄也打死不交出寶藏的下落。這彷彿是對那些以正派自居，最後卻為了寶藏搶破頭殺紅眼的人，最大的諷刺。

《連城訣》這部小說中最精彩之處莫過於對人性的描寫。除了前面講到的貪婪與慾望，另一個精采的部分則在於梅念笙師徒四人身上。當年梅念笙看出這三個寶貝弟子心懷不軌，未將自己最高妙的武功傳給任何一個弟子，反而傳給了與自己素不相識，卻救自己一命的丁典。而戚長發等三人則是互相猜忌，疑心及強，萬震山及戚長發甚至在教自己徒弟，包括子女時，在武功之中加入許多看似華麗，實則破綻百出的招式、動作，藉此防範自己徒弟同自己一樣，反殺自己師父。如同丁典所說：「你師父博學多才，怎麼會解錯詩句？他城府極深，定有別意。為什麼連自己徒兒也要瞞住，外人可猜不透了。嘿嘿，倘若你不是這般……這般忠厚老實，他也未必肯收你為徒。」（頁76）這種留一手的猜疑心，或許沒有哪些顯而易見的慾望那樣震撼，然而能藉由這種這樣的細節去塑造、描寫，這才是真正將人性寫到位的地方。

四、與其他類似情節的小說進行比較

《連城訣》內容的大方向，可以說是到處都有的故事。而將著樣的故事寫成小說的，也不只金庸一個人。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了》。而金庸本人也曾在訪談上說過：「目前比較特別喜歡的就是英國的這個Scott嘛！像法國大仲馬啦！雨果啦！這些的小說，我常常看，看一遍兩遍這樣看下去。」[12]對金庸而言，古今中外的小說他都愛看，而大仲馬的小說更是深深地影響著他。金庸自己在與池田大作的對話中就曾談到《基督山恩仇記》是自己最愛的小說之一。

這兩本書同樣都是主角被人陷害入獄，未婚妻遭人搶走，在獄中獲得機緣受高人幫助，逃出監獄展開復仇。然而兩本書卻有著極大的不同。《基督山恩仇記》是以主角的復仇故事為主軸展開，並且完全扣合在這個主軸之上，其主角的一切活動目的都是為了復仇。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中對復仇詮釋道：

人類在無數典籍中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們要對一個傷害過自己的人報以傷害的堅定決心。希伯來《聖經》對復仇喋喋不休，給我們留下數種精煉的表達，如「血債血償」「以眼還眼」「申冤在我」。荷馬的阿喀琉斯描繪說，男人胸膛裡湧動著火氣，復仇比流淌的蜜糖更甜美。而在夏洛克看來，復仇是人類共性的最高點。當問到他要那一磅人肉能幹什麼的時侯，他回答說：「拿來釣魚也是好的呀！即使他的肉不中吃，至少可以出出我這口惡氣。」[13]

《基督山恩仇記》的復仇便是如此，若要更深刻的探究其意義與原因，亦能從《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中來解釋：

在我們的文化中，心理治療將復仇視為一種疾患，寬恕則是良藥，但復仇的衝動有一個完全可以理解的功能：威懾。達利和威爾遜解釋說：「有效的威懾是要讓敵人明白，任何傷害我方的謀利企圖都將受到嚴厲的懲罰；損人利己的策略最終是得不償失，不如不動作。」復仇性懲罰作為一種威懾的必要性，不僅是人們傳誦的故事，而且在合作進化的數學模型和計算機模型中得到一再證明。[14]

然而《連城訣》不同，狄雲也想過要報仇，然而狄雲對報仇的心態並不像基督山伯爵那樣強烈。《武俠小說從「民國舊派」到「港臺新派」敘事模式的變遷》認為：「我們可以看到復仇情節的逐漸淡化，俠客對『人道主義』、『善與惡』、『生命』、『愛情』、『自由』、『個人生存』等問題的思考已經超越了復仇意志，形成他們在復仇之外新的價值觀和人生觀。」[15]因為丁典的死，狄雲的主要目標成了完成丁點的遺願。這個信念凌駕報仇的信念之上，也因為如此，故事的走向脫離了報仇的主軸，並且從這裡開始，分出了先前講的第二部分，奪寶。

首先，會造成《連城訣》這個故事走向的原因，第一個是來自於狄雲本身的性格，正如前面對狄雲做的分析所述，狄雲個性純樸，沒有城府。即便到了最後，這些遭遇所轉化的情感也是委屈大於仇恨，在這樣的人物設定之下，本來也就不可能出現像基督山伯爵那樣翻天覆地的復仇。第二點則是因為金庸所欲強調的本就不在復仇，而是對於人性的刻畫，因此僅有用狄雲巧見萬圭，並欲將其勒死淺淺代過。甚至到了最後，聽聞言達平以毒蠍傷萬圭欲將其致死時，竟說道：「要一個月才死，那就不要緊了，他去請到良醫，總有解毒的法子。」（頁331）其實金庸自己也曾說過：「我的小說中沒有自己的化身。小說人物只是在滿足自己的想像，我會去揣想如果我是這個人，我應該怎麼反應？如果我有這個武功，要對付這個人，要怎麼對付？有些個性，是我希望有的，他武功很好，人家報復他，他不記仇也不報仇，總是『算了算了』的態度。」[16]

在《連城訣》與《基督山恩仇記》中都出現了大量的金銀財寶，然而在兩本書中，這些金銀珠寶，有著全然不同的作用。在《基督山恩仇記》當中，這些財寶成了主角復仇的工具，然而在《連城訣》中狄雲卻從頭到尾沒去動這些財寶，反而是江湖各路豪傑為了這些財寶將本性表露無遺，最後同歸於盡。如同前文所說，這些財寶成了金庸用來銓述人的黑暗面的主要工具，也因為這樣，《連城訣》在故事性與背後所欲闡述的概念，其層次也更加豐富。

我認為若要說《連城訣》的主軸是復仇或尋寶，這都是片面的，唯一貫穿整部小說的就是人性。這是一個慾望斬露的過程。其所探討的，正是荀子所言的人的本質的性。同時也透過花鐵幹的轉變、中原武林人士的轉變，體現了老子所說的「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揭發世人虛偽的禮法與道德，更寫出了這樣的道德枷鎖一旦被破壞，被侵蝕，而後的反撲將是無可想像的，或許只有像狄雲這樣全性保真，才是我們應該效法的。

有些讀者不太喜歡《連城訣》，或許也是因為金庸將人性的陰暗樣貌寫得太過真實，毫無修飾，面對這樣醜陋的東西，也就導致了部分讀者無法接受。

五、結論

《連城訣》雖是以和生的故事做為雛形，在意義上卻更深的多。金庸一方面保存了這個故事原有的感覺，保留了一個小人物的悲哀，同時卻也在這樣的基礎上添加了許多思想的探討，將其對這個社會，對大眾的觀察發揮的淋漓盡致。

復仇在《連城訣》中並非金庸主要想要傳達的重點。而是透過復仇這個主題，帶出他心中所認為的俠客形象，以及被禮儀、道德所束縛下時常被人們忽略的人性的陰暗。在極大的利益驅使下，所謂的名門正派、英雄豪傑是否就與那些以自己慾望為中心，所謂的「邪惡」的人有所不同？顯然在這本書中，大部分人都是一樣的，只是大部分的人們受到了社會的規範，抑制了人性中較為陰暗的那部分。但透過丁典這樣的悲劇角色，也描述著人性並不是只有黑暗。

雖為短篇小說，我認為《連城訣》絕不輸給他其他的長篇鉅作。從這部小說中，也不難看見為何金庸的武俠小說能夠如此影響著華人的社會，甚至是西方國家。正式因為人性都是一樣的，我們總能在其小說中看到現實社會的縮影，卻又總能在其中找到一個解脫與救贖，好比此本小說的結尾所寫「他回到藏邊的雪谷。鵝毛般的大雪又開始飄下，來到了昔日的山洞前。突然之間，遠遠望見山洞前站著一個少女。那是水笙！她滿臉歡笑，像他飛奔過來，叫道：『我等了你這麼久！我知道你終於會回來的。』」（頁416）

徵引文獻

一、引用專書

金庸：《連城訣》，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年。

金庸：《倚天屠龍記》，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年。

金庸：《笑傲江湖》，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年。

程孟輝：《西方悲劇學說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史蒂芬．平克著，安雯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

二、引用論文

宋琦：《武俠小說從「民國舊派」到「港台新派」敘事模式的變遷》，山東：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5月。

黎文：《金庸武俠小說的復仇敘事研究》，雲南：雲南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1年11月。

廖育瑩：《以〈水滸傳〉為參照——金庸武俠小說之「武僧」形象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年1月。

陳寀玲：《金庸武俠小說的悲劇人物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