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記憶

帝國記憶：東方霸權的崛起與落幕，一部橫跨千年的亞洲帝國史

The Great Empires of Asia

Jim Masselos  2022 聯經出版公司 

分類：歷史 

★★★☆☆

一句話：

過去一千年的這些亞洲帝國在獲取及之後維持統治的過程中，其權力的定位及形式，以及各國對於文化所做出的貢獻。

摘要：

許多預測均指出二十一世紀將會屬於亞洲，以一種西方未曾見識過的方式展開新技術的競逐。這當中有不少屬於二十一世紀的時代因素，不過昔日帝國留下的遺緒仍然顯而易見。規模、人口和經濟份量全都至關緊要；同樣的，亞洲各國領導人個人特質所造成的影響力，也讓人回想起昔日帝國的歲月。

帝國遺緒

不同於歐洲強權以海上武力進行遠程征服。大部分的亞洲帝國都是陸上強權(鄂圖曼帝國與日本算是例外)。亞洲帝國採取「先安內再攘外」的策略，先擊敗國內對手再向外拓展疆土。

帝國的最高政治結構設計旨在鞏固其統治權威，但在如此廣袤的疆域中，通常存在一定程度的權力下放。為了確保境內穩定、交通順暢無阻、保障商業農業貿易產生的稅收，當被征服的地區納入掌控，統治者們就會軟硬兼施，在強行實施童話時進行某種程度的懷柔措施。等到帝國鞏固自身的統治後，當局便會實行一套連結下屬臣民的法律秩序和官僚體系，即使在日後貪污腐敗開始盛行、中央勢力式微時也依然持續運作。

亞洲帝國的獨特性

在過去一千年當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亞洲的大王朝是主導世界的力量，持續對歐洲各國構成挑戰，而非顛倒過來。

亞洲帝國的大權都掌握在皇帝及其身邊幕僚手中，和十九世紀歐洲殖民帝國的君主不同，後者的權力因為民主制度而受到限縮。

建立帝國的初始動能通常來自特定族群團體的軍事擴張，後續要成功則需要將這些開國功臣集團合併成新的實體，以及加入新進征服的成員。

亞洲並無單一整體的族群認同，亞洲帝國的大規模人口當中包括了種族和宗教信仰差異極大的各個民族，隨著帝國治理漸趨穩定，政權便需要將不同的群體納入其軍事與行政統治結構之中。

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都位於亞洲，鉅額的財富被用以美化和雕飾城市，營造文化及文明的樞紐中心。對於藝術家、建築家及城市規畫學者來說，帝國的京城與宮廷提供他們揮灑創意與實現成就的舞台。

帝國的穩定繁榮能帶來非凡的創造力：大規模的建設計劃、藝術工藝的創作、著作典籍、科學及科技的發展、建築藝術等等。然而，創造力和知識上的進步並非純粹是為了自身，它們同時也因應帝國統治者本身的需要，以及君王統治之下的專制政治需求。

帝國行政官僚體系的主要職責之一是整頓轄境內的土地所有權，讓帝國能持續從土地租稅及稅賦中獲取收益，維持農耕的穩定也是重要的附加作用。

中亞：蒙古大帝國(1206-1405)

從來沒有帝國能夠打下像蒙古帝國這樣遼闊的疆域(由日本海延伸至歐洲的喀爾巴阡山脈)，儘管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國快速崩解，為世界帶來的衝擊與影響卻持續數世紀之久。

1206年，蒙古草原各部落中的主要領袖鐵木真統一各部，奉上尊號「成吉思汗」，意思是「堅定」、「猛烈」或「意志堅決的統治者」。他打散原有的世襲傳承，以十進位體系將族人編成軍事組織，打造出超越效忠舊有部落的統一族群認同。敏罕(千戶)與圖們(萬戶)成為政府統治與軍事編組的主要單位。

蒙古在中亞草原開疆拓土始於1209年，原先只是為了征討反對成吉思汗的部落，先後擊敗西夏和金朝之後，他們開始駐守戰勝後的領土。1221年，成吉思汗滅了伊朗的花剌子模帝國，領土橫跨中亞和伊斯蘭世界接壤。蒙古帝國並未過度擴張，征討大軍經常在遠離帝國實質控制的領土之外的地方來回調動。

蒙古軍隊的運作方式類似近代軍隊，可以跨越數條戰線，同時有多個軍團獨立作戰，彼此間又維持良好的協同聯繫，同時可使用任何詐術和詭計，唯一的目標是擊敗敵人。各藩屬國和將領的子弟會送入「怯薛」(成吉思汗的近衛隨扈隊)接受訓練，也可以被派回取代其父兄的職位，如此派駐各地的將領就全都是對大汗忠誠之人。蒙古大軍將被征服的武力部屬到前線，來削弱叛黨潛在的人力來源，也藉此擴大軍隊規模，使新加入的不對成為既得利益者。到1260年，蒙古可動員的軍隊已達百萬之眾。

成吉思汗的三子窩闊台於1234年滅金，並西征俄羅斯各邦與入侵歐洲。蒙古的官僚體系由被征服的各民族精英構成，通常將治理民政的職責交由被征服者掌管，包括漢人與波斯人。他們在出兵征討之前，會派特使致送不同文字翻譯的書信，表示「長生天」要蒙古人來統治天下，要求其臣服。1256年蒙哥汗之弟旭烈兀剿滅了伊朗北部的什葉派伊斯瑪儀教團，並攻打巴格達的阿巴斯王朝，成功拿下阿勒波與大馬士革兩城。

除了必須是成吉思汗的後裔之外，大汗的繼承沒有明確的規則，因此經常發生爭奪汗位的戰爭。忽必烈1279年在中國建立元朝，但內戰也造成蒙古帝國領土的分崩離析，分成四個汗國。蒙哥是成吉思汗之孫，帝國的第四任大汗，也是最具行政管理才幹的一位。然而蒙哥的駕崩也造成帝國中衰，因為他並未指定繼承人選，造成汗國間長期的內戰以及敘利亞地方勢力的反抗。蒙古帝國的衰亡並非出於內部貪腐或外來侵略，而是由於宗室內鬥爭奪權力所致。

帝國之內包含許多民族與文化，例如馬可波羅就是忽必烈朝廷中的官吏，他們也盡量不去改動地方的行政以及原本運作順暢的體制。民政長官「達魯花赤」可能來自怯薛或其他種族，負責調查戶口統計賦稅，軍政長官則永遠是蒙古人，此外還透過驛站系統掌握各地統治者的情形。然而政府機構也因為相當具有彈性，使得貪腐情形變得無孔不入。

蒙古帝國是依照稱為「札撒」的律法統治國家，而且只施行於遊牧民族。札撒以成吉思汗的格言為基礎，以及草原遊牧民族的社會傳統與習俗。蒙古帝國瓦解後，一直到十七世紀，相傳是成吉思汗制定的律法，都還是中亞草原各地習俗慣例的骨幹。

位於今日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及部分阿富汗地區的伊兒汗國，讓突厥部族逃入安納托利亞(今日的土耳其)，建立了鄂圖曼帝國。金帳汗國統治黑海與裡海之濱的草原地帶，導致日後許多中亞民族的崛起，包括烏茲別克、哈薩克，以及莫斯科公國。蒙古帝國的商業貿易繁榮昌盛，主要在於蒙古人會保障貿易路線的安全，關稅也較以前減少，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另一個值得稱道之處是實行宗教寬容政策，唯一的要求是各教派要為蒙古統治者祈福。使蒙古帝國真正偉大的，顯然是軍事以外的因素。

中國：大明帝國(1368-1644)

史家將明代描述為「歷史上治理最為有序、社會最為穩定的時代之一」。明代經濟規模的擴張、都市文化、藝術與學術，成就發展都到達新的層次。

洪武之治(1368-1398)：朱元璋號稱將恢復唐宋舊規，但實際上保留了不少蒙古人引進的政治特色，例如由世襲軍官統率的兵役制度，以及承襲元朝的中央政治體系等。在京師之外，各地設置布政司管理民政，這是現代中國行省的前身。洪武皇帝督導新法典的公布，發動移民屯墾，並鼓勵紡織和貿易，恢復科舉考試以及清丈全國土地編列成冊(魚鱗圖冊)。此時的明代朝廷可以說擁有了十六世紀歐洲各國才有的國家權力，但國家對社會的干預仍需要仕紳配合。

永樂之治(1403-1424)：燕王朱隸原為是北方邊境的統帥篡位登基，他將京師從南京遷往北京，建造了一座有九千餘間宮室的皇宮。他的對外政策企圖恢弘，多次親征蒙古草原的部族，以及下令大型的遠征「下西洋」，至今他派遣艦隊的動機仍不清楚。第四次下西洋於1413年啟航，船隊中有63艘長達80公尺的巨艦，比當時的西班牙標準帆船(30公尺)還大上許多，隨行超過萬人。最遠曾到達非洲，帶回中國人首次見到的長頸鹿。

永樂皇帝駕崩代表著明朝向外擴張階段的結束，發生於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

是明代最嚴重的軍事挫敗，從此迫使明朝改採防禦態勢。永樂在位年間撤下了河套一帶的駐軍，也失去了草原與內地之間的緩衝區控制權。1449年，皇帝親征瓦剌遭蒙古人俘虜，返回北京後又引起復辟政變之禍。土木堡之變讓明朝放棄對草原緩衝地帶的爭奪，開始修築長城。

明朝的政治特色為專制政治，從明太祖廢黜丞相開始，地方單位也未能確保享有自由權利。最有名的例子為海瑞彈劾嘉靖皇帝，因此被捕下獄直到皇帝過世才獲釋。另外宦官本身並沒有獨立的權力基礎，因此就成了維護帝國專制政治最為可靠的力量，到了後期他們在履行朝廷禮儀與傳遞公文等方面，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明朝建國時人口約為6500萬，到了1644年時人口數已達一億五千萬了，可耕地也增加了一億畝，還有來自美洲的番薯、花生和玉米引進中國，江南一帶也發展出大型紡織棉業。內陸的市鎮與貿易量持續成長，也進口了大量的香料和東南亞木材。景德鎮每年都燒製百萬件的瓷器出口外銷，換得了巨量的白銀(幾乎所有南美洲和日本開採出的白銀)流入。

通常的說法認為明代技術發展停滯，而讓中國未能走向工業革命，原因包括官僚集團的保守主義、資本不足或市場受限、交通與銷售的進步緩解了供應的瓶頸。但也有學者提出，技術與機件裝置(如造紙印刷業與農業)的改良，加上運輸技術的進步，才使明代的經濟規模持續擴張。明代的國家力量在規範上述經濟發展時，扮演的角色不多，最關切的是收取賦稅與監管貨幣。但以全國而論，賦稅過輕不足以支應朝廷的職能，朝廷的財政一直處於虧損狀態。紙鈔首先發行於宋代，但在明代因無法兌現而快速貶值，最後停止發行。

豪門世族在南宋時期已徹底消失，這時的社會菁英是仕紳(通過科舉的讀書人)。科舉制度選拔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出任公職，強調對儒家經典的了解，帶有極度灌輸教化的意味(受限的八股文格式)。但此一制度確實帶起了向上提升的社會流動(約有一半的新科進士祖上沒有功名)，仕紳在地方事務上也扮演關鍵的角色，協助縣官管理地方事務。

明代出現不少傑出的知識盛典，如統兵作戰也有傑出表現、提倡心學的王陽明；永樂大典；提及天花接種及麻黃的本草綱目。繪畫藝術方面最活躍的是山水風景畫。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到了明代都推出印刷版本，金瓶梅則於神宗萬曆三十八年問世。

明朝停止下西洋後，取而代之的是葡萄牙人，建立了通往中國的海上航線，在澳門建立起貿易據點。1601年，利瑪竇獲准永久定居北京城，這些耶穌會士帶進了各式各樣的學問和知識(天文、幾何算數、工程力學)。

明代的衰亡：

經濟因素：統治成本上升，貪腐與大戶逃稅。

宦官亂政

地方菁英階層：科舉競爭增加，仕紳轉為接受佛教信仰，由入世轉為出世。

儒家學者論證造成朝廷派系紛爭。

惡劣氣候：低溫、乾旱、洪水，加上對外貿易低迷，白銀流入減少，導致糧食價格飆升。

農民叛亂：人民感到國家力量衰退。

外患：滿州人威脅。

東南亞：高棉帝國(802-1566)

高棉人的成就，在於非凡的藝術與建築等世界遺產，以及對水資源的傑出掌控(開鑿運河、改變河道、建造蓄水壩)。高棉缺乏蒙古或羅馬帝國的軍事主導力量，其政權提倡由眾神授予統治權力的君主制，因此高棉文明充滿令人驚艷的寺廟、雕像與碑銘以榮耀神明，而統治者藉此取得正當性。

扶南國最早的記載來自西元三世紀時的中國使節，扶南與真臘的建築風格都極為精緻，阿許朗瑪哈羅塞寺由玄武岩砌成，能夠搬運如此大量的石材，以及裝嵌石塊之技術，足以證明當時社會組織以及建築工藝都到達很高的程度。但早期的高棉國家缺乏史料的記載。

碑銘文字顯示，社會地位和土地管理不是傳給「盤(頭目)」的兒子，而是傳給他姊妹之子，此種母系繼承模式是許多東南亞社會當中的特色。甚至在吳哥王朝(九世紀初開始)，扶南國主更常由舅父傳給外甥。印度帶來的影響可能從更早開始，許多碑銘上使用梵文，影響高棉的雕刻建築藝術(橢圓面孔、三屈姿態)、宗教信仰，以及引進男性主導的社會階級制度。

九世紀初闍耶跋摩二世被封為轉輪聖王，也就是一統四海的君主。後世的真臘國主們都頌揚闍耶跋摩二世是君王的典範、帝國的開創者，然而他在位期間卻幾乎沒留下什麼實質的史料證據。後繼者因陀羅跋摩一世(877-889)其母為闍耶跋摩二世王后的親族，他在位時興建了第一個大型蓄水庫工程(因陀羅塔塔迦湖)、聖牛寺以及巴空寺三大建築，顯示當時的國家組織已相當精密成熟。

大約十世紀初期，耶輸跋摩一世遷都吳哥，興建水利工程讓暹粒河改變流向，興建王室家廟巴肯寺，當時的統治範圍已經接近帝國規模，西至緬甸、東至越南中部、北抵雲南一帶、南邊直達泰國的暹羅灣。

蘇利耶跋摩一世在位期間，持續拓展高棉版圖，並在領地周邊建立大廟來宣揚聲威。之後整個國家陷入內部鬥爭之中，直到蘇利耶跋摩二世掌權(1113-1150)，他多次出兵攻打鄰國(但並未成功)，且曾派出使節向中國(北宋)朝貢。蘇利耶跋摩二世最高的成就在建築方面，吳哥窟南北軸長1300公尺，東西軸寬1500公尺，周長超過五公里，都使用非永久性建材搭建，窗檑和山牆上有豐富的浮雕，提供我們了解當時高棉的各種樣貌。

到了十二世紀結束，高棉帝國的聲勢達到巔峰，聲威及於馬來半島。闍耶跋摩七世興建了大吳哥城以及其宗廟巴戎寺，寺內塔樓上的佛頭浮雕究竟是誰仍有爭議，推測認為是婆羅門、聖觀音以及闍耶跋摩七世本人。之後王國不斷受到暹羅武力的侵擾走向衰敗，1863年法國開始在柬埔寨建立殖民統治，獨立後的柬埔寨又被紅色高棉的恐怖統治摧殘殆盡，直到1993年才在聯合國的支持下舉行大選建立政府，往日帝國的榮光也都隨之熄滅。

小亞細亞及其他：鄂圖曼帝國(1281-1922)

鄂圖曼帝國遵奉伊斯蘭教，不過實際上是一個多宗教、多民族的政體，以務實和相對寬容的作風統治巴爾幹、安那托利亞及中東各民族，帝國允許猶太教與基督教的教堂以及學校繼續運作。

鄂圖曼帝國起源於安那托利亞(現代的土耳其)，是1240年代蒙古大軍入侵後突厥人建立的諸多侯國之一，趁著拜占庭帝國內戰的動盪時期擴張領土，到了十五世紀中葉，鄂圖曼日漸茁壯，最具才幹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攻下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的都城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繼承者繼續開疆拓土，版圖北至匈牙利，南抵葉門，西至阿爾及利亞，東至伊拉克，直到一次大戰期間才土崩瓦解，當時是唯一一個能與歐洲基督教各國一決雌雄的伊斯蘭帝國。

1453年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此處不但主導地中海與黑海之間的通商路線，也是應付東西兩邊戰事的絕佳後勤補給中心。穆罕默德二世將其改為都城，闢建新的住宅和商業區及新的皇宮(托普卡匹皇宮)。然而穆罕默德二世也遭遇若干軍事挫敗，使得帝國的資源告急，只好採取若干不得民心的財政措施。1500年代，鄂圖曼帝國有效運用火器，先後擊敗薩非王朝、(塞利姆一世擊敗)馬木留克王朝(埃及與敘利亞，此地的賦稅約占了鄂圖曼國庫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塞利姆一世之子蘇萊曼一世對基督教強鄰展開進攻，陸續擊敗伊拉克及匈牙利，威脅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維也納，讓鄂圖曼帝國成為地中海東岸的霸主，掌控了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阿拉伯和北非廣大的人力與經濟資源。經過長年的對外戰爭，帝國財政一直處於虧損，十七世紀末周圍邦國組成神聖同盟打敗鄂圖曼，1699年簽訂的卡洛維茨和約標誌著歐洲對於「土耳其威脅」恐懼時代的終結。

在十五到十七世紀，鄂圖曼帝國的軍隊是世界上組織最完善、薪餉待遇最優，後勤補給最充足的軍事力量，軍隊的主力由各地方行省的騎兵部隊構成。這些騎兵平日有權向其封地收取賦稅，維護各省的秩序，但需自備武器和馬匹，並在蘇丹召喚時向軍隊報到。另外鄂圖曼歷任蘇丹也建構一支規模龐大的常備軍，能夠在御駕親征時以兵力壓倒對手。鄂圖曼人在十五世紀初期便在常備軍中組建了使用火器的砲兵團，遠早於他們的對手，海軍也頗具規模，1475年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時，其艦隊便有380艘大帆船。

奧斯曼王朝皇室及其追隨者，原來都是土耳其人，通過不斷的聯姻早就已經是多民族的混合血緣了。帝國的統治菁英視自己為「鄂圖曼人」，用意在顯示他們與奧斯曼皇室的關連，而不是民族或國家認同。鄂圖曼帝國有別於現代的民族國家，到十九世紀的改革以前，政府的規模一直很小，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職能則交由公會與宗教社團來辦理。可以將鄂圖曼帝國的行政組織想像成一個同心圓，距離伊斯坦堡越近，帝國控制的程度就越高。在巴爾幹以及安那托利亞的核心省份，朝廷將大部份稅收分配給各軍事封邑，而這些封邑的受益人則為朝廷效力，出兵作戰，進行稅收普查和治理封地。偏遠的邊境和藩屬國則遵循他們原先施行的政策。

1768年開始的第五次俄土戰爭，戰後克里米亞脫離鄂圖曼獨立，俄羅斯成為鄂圖曼帝國境內東正教各屬邦的保護國，地方豪強也成為掌握實權的自治政體。面臨國內外的挑戰，鄂圖曼政府發起積極的改革，從十九世紀的塞利姆三世開始實行「新秩序」，主要著重在外交與軍事改革上，但塞利姆三世遭到反對派發動暴亂而慘遭殺害。鄂圖曼國家體制走向現代化和合理化，在「坦志麥特」(1839-1876)時期全速進行，創設了各種諮詢委員會與議會機構。1908年，政府官員的人數已從初始的一千五百人上升到三萬五千多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專門學校接受教育的專業官僚，電報網和鐵路系統的建立也頗具規模。然而鄂圖曼帝國也逐漸債台高築，債權漸漸落入外國的控制，傷害了政府的威信。

「坦志麥特」的改革帶來法律之前，不論宗教與種族為何一律平等的新時代，但也帶來更嚴重的國家監視、更有效率的徵稅和集權，引而招致大眾的不滿，此外這些改革也不符合列強各國的利益。導致鄂圖曼帝國最終滅亡的，不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而是經濟壓力以及國內外反對力量的結合，最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崩潰消亡，民族運動英雄凱末爾於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國。

鄂圖曼的藝術發展包括可和文藝復興時代媲美的建築、燒製瓷磚產業(受到中國青花瓷的影響)、伊斯蘭書籍以及細密畫、絲織品(天鵝絨、絲綢、地毯)、土耳其咖啡等等。

波斯帝國：薩非王朝(1501-1722)

薩非王朝是伊斯蘭伊朗史上享國時間最長的波斯政權，古代波斯的王權觀念與一斯蘭教的伊瑪目什葉派教義結合，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文化。薩非王朝的統治者聲稱自己是第七任伊瑪目的後代子孫，以宗教權威為基礎實行神權統治。

同時擁有白羊王朝血脈的沙阿伊斯邁爾運用薩非教團麾下的紅巾軍戰士(鄂圖曼帝國控制安那托利亞東部之後出走的土庫曼部落戰士)，趁西北邊白羊王朝內亂以及東北部帖木兒王朝衰弱的局面下，發動一次次成功的征討。伊斯邁爾在位期間由於戰事連綿，沒有預算能顧及大型建築計畫與城市開發。

因為王室以經典波斯文學藝術教育子弟，且在新征服的各地廣納人才，波斯文化在薩非王朝早期才能夠昌盛發展。伊斯邁爾一世最偉大的貢獻是重新恢復在大不里士(伊斯邁爾以宿敵白羊王朝的首都維國都，宣示其與白羊王朝統治階級的連結)的皇家藏書閣，並且為太子編繪波斯詩人菲爾多西的「列王紀」，它不但有豐富的繪圖，裝幀工藝也極其精湛。列王紀講述伊斯蘭教進入波斯之前伊朗諸王與名將的故事，將薩非王朝的權力基礎和上古波斯王權的理念相結合。薩非王朝對波斯語言、敘事的運用，並非出於民族觀點，而是出自政治動機。

1514年伊斯邁爾因為輕敵與紅巾軍的自相爭鬥，被鄂圖曼帝國的塞利姆一世擊敗。太子沙阿太美斯普使原本搖搖欲墜的薩非政體恢復常軌，縮限紅巾軍的權力收歸中央王權，引進只對沙阿效忠的奴隸軍系統。

因為西邊鄂圖曼帝國不斷攻擊，1555年太美斯普將京城遷往東南邊的加茲溫，歷經十年的都市發展計畫，建立了四通八達的地下供水渠道、花園廣場(maydan)和花園豪宅。之後太美斯普頒布敕令禁絕各種世俗娛樂，許多藝術家離開到蒙兀兒以及鄂圖曼的宮廷畫院，讓該地文化深受波斯文學及藝術的影響。

紅巾軍與皇室成員的內戰於太美斯普駕崩後(1576年)爆發，直到年僅十六歲的阿拔斯一世(1587-1629在位)掌權才重整了薩非帝國的江山，將政治權力集權中央，持續削弱紅巾軍和實行軍隊現代化，因此而得到「大帝」的稱號。1598年朝廷正式遷都伊斯法罕，此時政治、社會與經濟相對穩定，大型建築與藝術文化也顯著發展。各地的商人與使節，在城市中商業往來、政治談判與文化交流之中隨處可見。「世界形象廣場」是伊斯法罕城的核心區域，是僅次於天安門廣場的世界第二大廣場，這座廣場被設計為長方形，四周環繞樓房，正面通往成排的商鋪市街。在化解了宗教爭議的僵局後，於廣場南側建立了壯麗雄偉的皇家大清真寺，讓伊斯法罕代表了一個既神聖又世俗的帝國都城概念。伊斯法罕有多個供大型儀式集會使用的空間，讓民眾可以瞻仰沙阿的風貌，這和信奉遜尼派的其他各國完全不同。遷都伊斯法罕可能也有經濟層面的考量，英國人建立了海上通商的通道，繞過了鄂圖曼干擾的陸路貿易，讓波斯產品的出口興盛，以生絲、紡織品與地毯為大宗。

在這個「四海一家」國際化事業中，商業貿易上以印度為主要市場，雙方也有深厚的文化連結。薩非王朝對外呈現好客歡樂的氛圍，不同於鄂圖曼和蒙兀耳帝國，君王會親自出席主持大型皇家盛宴。

薩非王朝後期階段承受了全球化以及歐洲強權崛起的壓力，後宮和朝廷的派系鬥爭、通膨與貿易下降、官員腐敗導致「穆智台希德」(神學理論學者)的崛起並對君王的統治構成威脅，並對其他宗教進行迫害。1722年，阿富汗大軍兵臨城下圍困伊斯法罕，大敗薩非王朝，之後波斯經過一段部族自相殘殺的歲月，直到1779年新的加札爾王朝建立，鞏固住大部分先前薩非王朝的疆土，確立了伊朗在近代地緣戰略中的重要地位，至今仍留下深遠影響。

印度：蒙兀兒帝國(1526-1858)

蒙兀兒帝國是信奉遜尼派的穆斯林王朝，統治著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南亞大陸。開國皇帝巴布爾是帖木兒的後裔，掌握了北印度大片的土地。1556年，被認為是蒙兀兒帝國最偉大的皇帝阿克巴十二歲登基，成功控制住德里三面的要塞，並向四面八方拓展疆土。他並不剿滅那些原本獨立的諸侯，而是將他們融入帝國的行政體系，繼續擔任該地的領袖。阿克巴打造了一個金字塔型的政治體系，且因擁有豐富的土地和黃金等資源財庫充足。

蒙兀兒帝國非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數，無法像鄂圖曼和薩非王朝透過戰俘與徵兵徵用非穆斯林後再令他們皈依伊斯蘭信仰，因為要人民皈依伊斯蘭教並非當務之急。他推行了「普世和平」的政策，也就是宗教寬容，讓人民可以自由選擇宗教信仰，此外根據人民持有的土地抽稅，而非依照他們的宗教信仰(伊斯蘭教裡非穆斯林原本必須繳納額外的稅)。為此阿克巴提倡並非主要宗教經典使用的波斯文成為超越種族和宗教的朝廷用語，並將梵文寫成的印度史詩翻譯成波斯文推廣。

阿克巴在位期間長而且境內安定，讓他得以全心關注藝術創作生產，包括地毯、披肩、手稿文卷、繪畫、建築等的製作。他的法泰赫普爾西克里皇宮的其中一個入口大門以大象浮雕作為標誌，因為阿克巴深信只有深具智慧之人才能駕馭大象。另外還設有面向百姓的窗口，經過此符合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義的「達顯」儀式宣揚皇帝半人半神的神聖地位。

其後代沙阿賈漢(世界之王之意)1628年登基，期間修建大量的清真寺，嚴守齋戒月規定，還禁止某些印度教神廟的興建。他大力提倡和支持各項藝術，建築更為豪奢，繪畫的主題通常集中在具有帝國象徵意義的圖像上。泰姬瑪哈陵是他最為知名的建築，這是沙阿賈漢為它摯愛的皇后慕塔芝瑪哈修建的陵寢。此時的印度婦女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前一任君王賈漢吉爾最寵愛的嬪妃努爾賈漢曾負責為城市開闢園林和興建大型賓館，最著名的是她為父母修造的墳墓「國柱陵」，以白色大理石砌成，並鑲嵌許多珍奇異石。

後期的皇帝更為保守虔誠，緊抱宗教正統教義，也讓蒙兀兒帝國走向衰敗，德干(南印度)的綿延戰火也讓帝國軍隊疲於奔命。波斯、阿富汗等外邦入侵，加上南方領袖紛紛建立自己的邦國，十八世紀時，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為轄有土地的統治者，將勢力逐漸擴大到印度大陸的大部分土地。在蒙兀兒帝國滅亡許久後(1858年被英國人廢黜)，他們透過財富、藝術、建築和宮廷儀式的影響力，都還存活在後繼立國者的印象之中。

日本：明治維新(1868-1945)

從首次獲取割讓領土算起，日本帝國是近代唯一非西方的帝國強權，在二次大戰擴張到頂點時，橫掃了東北亞和東南亞。

經過十五年的政局混亂，經過十五年的政局混亂，1868年明治維新志士推翻了統治日本超過兩個世紀的德川幕府，標榜富國強兵(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以及現代化軍隊)與和魂洋才(以西方模式為基礎的現代化，推及社會與文化層面)。其目的在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讓日本能與西方列強在國際政治上並駕齊驅。

明治維新領袖在1880年代末開始認為如同歐洲列強，殖民征服是日本建國和獨立的重要部分，1876年開始對朝鮮展開侵略，並以平定朝鮮亂事的機會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激發日本民眾對政府廣泛的支持和民族主義浪潮，教育當局運用此次戰爭來強調對國家盡忠和天皇的重要意義。日本政府效法英國打造出小而快的現代艦隊，擊敗規模大得多的中國水師，西方各國除了對此「得意門生」讚譽有加，也開始擔心日本與自己的國家利益衝突。1902年的英日同盟，為保護朝鮮獨立，讓俄國同意撤回占領滿洲的軍隊，也代表列強承認了日本成為帝國主義強權的一員。1904年因為俄國延後自滿洲撤軍發起的日俄戰爭獲勝，是日本外交政策變化的轉折點，膨脹了日本的戰略需求意識，一意追求國家在亞洲大陸的霸權，也增加了西方國家對於「黃禍」的恐懼，美國民眾開始有反日的情緒。

1930與40年代日本帝國殖民擴張在政治與安全上的考慮可能比經濟利益來得重要，日本得到朝鮮和滿洲之後的情形符合「帝國症候群」的症狀，帝國需要擴大領土或影響力已確認新建立的政治秩序，然後又因此而需要捍衛新的、有爭議的邊界。這種對於擴張的渴望和壓力，通常會導致帝國衰亡。

馬關條約被割讓的台灣給了日本建立模範殖民地的機會，鎮壓、同化政策以及歧視性待遇，再加上各項現代化政策，是日本在台灣和朝鮮殖民統治的特色。日本當局有系統地發動滅絕原住民的戰役，且讓漢人有返回中國的機會，讓台灣的反殖民運動無法獲得強大動能。相反地日本殖民朝鮮時，也正是朝鮮人發展出自身國家民族意識的時候。日本殖民政府高度專制，且廣布警察及軍隊武力為其支持力量，激起了殖民地對當局持續的不信任。

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以及民族主義對不平等條約的抨擊，引發日本的焦慮，因此駐紮在滿洲的日本關東軍於1931年主動挑起事端(918事變)，也代表以國際和平主義，在不平等條約體系下和西方列強合作的政策畫下句點。面對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和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對戰爭的幻滅，日本高層仍然認為西方列強正在孤立日本，主張戰爭才能確保日本的國家安全和獨立自主。1942年，日本橫掃東南亞，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將西方列強殖民勢力驅逐出去。然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只是種族優越感與各種剝削政策的延伸。

戰敗後的日本完全去殖民化，受到原子彈打擊與戰爭時期加上後期被經濟制裁的物資匱乏，造就了一種日本人的受害感以及持續至今的強烈和平主義意識。

帝國落幕

十九世紀起歐洲的進步，讓他們高調肯定自己的種族優越性與道德價值，對亞洲的姿態也從早年時的欽慕轉變為敵意與征服。亞洲成為歐洲進口產品的市場，伴隨貿易而來的是海上武力，工業化的西方武器打敗了亞洲帝國曾有的活力與決心，只有日本透過現代化能夠和歐洲軍事力量抗衡，其他帝國早已煙消雲散。歐洲的統治者在亞洲致力保持自身和被統治者的區別，是「高高在上的外國人」。因此在我們這個時代，隨著昔日強盛的歐洲帝國衰退，我們便更容易重新理解、重新詮釋在歐洲人之前那些帝國帶來的深遠影響，這些皇帝對社會與文化的影響，重新和今日的我們產生關聯。當代亞洲的民族國家發掘這些過去，用以形成民族極體記憶，並且塑造民族認同，歷史及其運用成為現代國家建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