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追擊黑水真相》看「人類世」與「慢暴力」

《追擊黑水真相》於2019年由導演陶德·海恩斯執導，該片基於真實事件改編，電影更引用了多篇報導，包括《那個成為杜邦夢魘的律師》、《歡迎來到西維吉尼亞州美麗的帕克斯堡》，以及《The Intercept》中的「危險的化學品」等，作為電影的素材。

那麼《追擊黑水真相》主要聚焦於三位不同背景的主角而展開故事，三位主角同時象徵不同的「身份位階」，因為「身份」的問題更會使「主角」往往出現不同的抉擇和「二元對立」。首位主角是羅伯比洛特（Robert Bilott），他是屬於作為「律師」的一方，他原本更代表化學公司進行辯護，而剛升到「事務所合夥人」的羅伯便必須在「工作」與「事實」之間作出抉擇，面對農夫的訴求，他意識到抗衡大公司甚至是跟「主要客戶」的困難，但羅伯還是堅定選擇了後者——揭露杜邦與PFOA背後的問題。第二位主角，威伯（Wilbur Tennant），他是一名農夫，更是作為「帕克斯堡」居民的一員。他因為自家的牛等所飼養的家畜紛紛猝死，而死因更直指著杜邦集團所出排的有毒物質所導致。當然，他也同樣明白和「大集團」對抗的下場，但為了自己和愛護的事物選擇「雞蛋碰石頭」的道路，面對著「帕克斯堡」其他不知情居民的鄙視和「大集團」的壓迫。最後一位主角是杜邦集團，全球第二大的美國化工公司，背後擁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和利益糾葛，面對「利益」與「良知」的兩難選擇，雖為當地居民提供了就業機會，卻忽略了他們乃至全球人民的健康與安全。這部電影的主軸便是圍繞著這三種不同的身份展開，揭示了「事件」——「PFOA」所引起的諸多問題。

那麼「PFOA」是什麼呢？其實「PFOA」（全氟辛酸）和「PFOS」（全氟辛烷磺酸）是一類被稱為「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的化學物質，它們不但具有毒性，更有著防水防油的特性，因此廣泛應用於各種產品中，例如外賣食品包裝、皮革製品、家用清潔劑和防水服裝等等。而這些物質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如〈The Devil We Know〉所說人類大多會通過飲食等途徑攝入這些有害物質例如水，海洋生物，由含有「PFAS」所包裝的食物等等。最重要的一點是，PFAS能夠在生態系統中積累，在卵生動物和胎生動物中是會傳遞到後代，對健康造成長期的影響。根據《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POP）：在2009年把PFOS加入監管名單，但在2019年才把PFOS加入禁用名單，而歐盟對於PFOA禁令更是於2020年才生效。但為什麼久久未能完全禁用PFOA、PFOS呢？它們之所以難以被完全禁用，部分原因是它們為國家經濟帶來顯著的利益，事實上，因為「PFAS」確實能夠為國家帶來大量的利益和收入，如電影中所見「杜邦每年從鐵氟龍獲得的利潤高達 10 億美元」。仍有許多國家沒有管治／監管「PFAS」排放的政策，因此這些產生「PFAS」的化工公司開始到沒有管治「PFAS」的地方設廠。

那麼，在1998 年真正的發現杜邦公司自1960年代以來一直使用PFAS製造鐵氟龍（Teflon）的事實，相隔到現在足足經過了很長的一個時間，以為「事件」已經渡過了很久嗎？但其實並不是，而這些事情一直跟我們息息相關，只是因為人們慢慢地遺忘了這些事實。

如果要真正明白和探討這些真相，那麼我們便需要對於人類世和慢暴力有所認知。人類世是由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所提出，需則目前不同的學者對人類世有不同的說法，有些學者認為人類世應該定義在8000年前人類務農開始、有些認為1760年代工業革命，更有些學者認為1945年7月16日原子彈測試，因此目前還未對「人類世」有一個很確實的「時間」定義，但這些不同的看法所接的都是一個「人類活動」對地球開始有重大影響的世代。那麼因為「人類世」——「人類活動」所產生的效應便出現「慢暴力」的存在。如羅布．尼克森在＂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Rob＂所說「慢暴力」被定義為一種逐漸形成且看不見的暴力，而這種暴力是「日積月累」的，不同於一些即時性的暴力如「戰爭」等等。因此慢暴力有著「不顯眼」、「忽視」、「遺忘」等的特質而這種特質的暴力，往往在這個「後真相」的網路、資訊時代下更加顯著，更可能比即時性的暴力有更多危險性。

那麼「PFAS」便是其中一種慢暴力，那麼問題便是：「在這個「後真相」時代中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在「人類世」所引致的「慢暴力」呢？」而在這個問題之下，羅布·尼克森強調承認、記錄、理解和抵制這種形式的暴力便是批判性學術的當務之急。就如《追擊黑水真相》中的羅伯比洛特和電影的導演一樣，記錄和釐清「事實」，讓「事件」有更多的面向暴露於公眾的眼中，可能公眾依然會維持自己反對的意見，但真正要做的是不讓「事實」被掩蓋。

回到《追擊黑水真相》中，雖然對於「開庭」、「審訊」的描述亦都不多但電影仍然將法律視為其核心主題，因此我們可以明白導演刻意塑造「法律」對「事實」和「慢暴力」的重要性和問題。「事務所」本來便是為「化學公司」辯護作出因此內部分為了兩派「解決麻煩」和「伸張正義」。而湯姆（Tom Terp）的一句「這就是美國人痛恨律師的原因」反映了公眾對律師的普遍看法，法律更像是用來處罰守規則的人。

儘管威伯多次向杜邦、洲政府、以及聯邦政府求助，期望透過環保署的介入尋求公正，但最終得到的報告並未對他公開。隨著故事發展至中段，事務所決定與杜邦「全面開戰」，控告其水質污染超標。但杜邦竟徵召了洲政府環保署成員瑪莉博士，在他們對於水質檢測報告的持分者中不僅洲政府和環保署參與其中，杜邦集團的影子亦隨處可見，形成一種「自己人查自己」的情況，進一步證實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密切關係。因此窮人在面對這種情況之下得不到保障，甚至乎伸張正義的人更要擔驚受怕的生活，往往這些問題便讓人們在說出真相之前卻步。

回想起，羅伯作為一個普通人，在追求正義的過程中面臨了無數挑戰。法律戰役的延宕、戰友、親友、甚至乎居民的壓力都沉重地落在了他的肩上。雖則說，在選擇的同時永遠伴隨著犧牲，但羅伯和許多像他一樣的人渴望回歸平靜的生活，但倘若沒人書寫真正的歷史，那麼這些歷史和記憶便會隨著時間就會改變甚至乎遺忘。如韓麗珠在《黑日》中說的「在巨大的權力之前，有時不免感覺徒勞。但寫作並非因為有用而寫，寫作就是寫作的目的本身。面對著彷彿無止盡的黑暗，反抗可能就是反抗的目的本身。」在電影羅伯和威伯所說的「Still Here」更強而有力地打動觀眾的內心，是說出那一份堅定不移的心。在看似無力的情況下點燃希望的火花，不僅是記錄歷史，更是積極參與塑造更加公正的未來，點亮那黯淡無光的「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