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是一部2017年的台灣電影,由鍾孟宏、葉如芬監製,黃信堯自編自導的電影,這部電影也是隱喻鮮明的苦澀黑色喜劇,無聲控訴這個吃人的階級社會。
貫串整部電影的重要物件;法像莊嚴的佛祖,裡頭卻是一具來自金錢勒索跟桃色糾紛的酒女屍身。
在地方上呼風喚雨的公司老闆與民意代表,荒淫地過著彩色人生,夜夜笙歌、男女通吃,透過官商勾結賺飽工程佣金。然而那些替他們賣命苦幹的草根小人物,卻只能「偷聽」行車記錄器,流著口水嫉妒老闆每晚的活色生香。
當我在欣賞《大佛普拉斯》這部電影時,我會引用三島由紀夫形容他閱讀太宰治作品的感受:一種「生理性的抵抗」。我看見了社會的黑暗、人性的墮落,以及小人物的無奈與困難,然而戲外的我什麼事都做不了,只能持續做一個旁觀者,眼睜睜地看著這部悲劇上演,任由自己的意志無限下沉。
/「支配」與「被支配」/
每個電影中的人物似乎都脫離不了 「支配」與「被支配」的宿命。肚財的生計與葉芬如的生命皆受支配於黃啟文,而黃啟文的事業成就則受支配於政府官員,甚至得為了取得建造大佛的案子而與陳秘晝長發生性關係。
當警察局的李組長懷疑黃啟文與葉芬如的失蹤有關,而展開偵詢時,副議長立刻前來關說,並旦向警分局長施壓希望放了黃啟文,最後,在警分局長委婉請求之下,李組長屈服了。
我們可以藉由這樣的結果去探討「旁觀」這個基調,為什麼李組長最後選擇了屈服?因為他知道一旦抵抗;那他的職業生涯就會在這場巨大、齷齰的官商勾結洪流中被犧牲,甚至連累他的長官 (警分局長),所以最後他選擇了迫求缺乏正當性的「安穩」。
/「信仰」的瓦解/
是什麼使信仰成為信仰?是一種神秘、抽象,因為末知而達到完美;因為無形進而近乎無瑕。然而,在電影中大佛出場的場景是在一間混亂的工廠,充斥著佛像的手、腳的殘肢,以及滿口髒話的工人。在這樣的場景中,大佛已不具備信仰的意義,而是讓我們聯想到大佛是一個可被製造的形體。
當天九上人帶著一群佛教徒前來工廠察看大佛的進度時,師姐處處刁鑽黃啟文,認為大佛的雕塑有失精準,她想要藉此向那些官員們表示,以她為一名佛教徒的身分,是有立場、權力、專業去糾正他們的。我們看不見虔誠,只看見了信仰是如何被利用作為一種權力象徵。
電影中有一幕,是土豆帶著肚財與蔡脯去找他的廟公阿伯收驚,最後廟公給了他倆一句話:「神也是會挑人的。」挑什麼?當然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
導演已經提醒了我們:有錢人的人生是彩色的,窮人的人生是黑白的,然而連庶民的精神信仰也與金錢權勢扯上關係時,信仰便不再具備崇高與理想。
在這部電影中,導演處處在解構觀眾對於信仰的美好想像電影最後的聲響,接連敲擊的聲到畫面變黑,導演不說答案,留給觀眾醒思。我們可以將這樣的敲擊聲解釋為一種無力的控訴,在這樣充斥著潛規則的社會中,小人物就如同處於黑暗而無法逃脫。
另外一種解釋,也是作為我分析來源的解釋,則是導演要製造一種大佛中的臨場感,讓觀眾跳脫劇外的角度並進入電影,接著我們會發現……其實每個人都是社會中的「旁觀者」,面對社會問題人們選擇冷漠,選擇不正當的安穩,彼此心照不宣,大家都在承受生理性的抵抗而假裝安穩。
在這個世界上,「旁觀者」與「被看者」的角色隨時在轉變,我們一直以為自己置身事外,以為我們在看電影,而事實上我們都活在電影裡面,舉手投足都活在注視與被注視中。
同樣地,當我們面對社會不公時,也許你也曾在在諂媚與正義之間選擇了前者,也許你也曾像李組長那般,為了安逸而選擇袖手旁觀。然而,當現實中所發生的一切被搬進大螢幕上時,劇中人物的冷漠旁觀卻會引起觀眾的生理性抵抗。
當我們心中對角色產生憤怒時,這達到了某一種「淨化自我」的效果,你會以為自己有別於這些卑鄙的人們。可是,當我們意識到這些卑鄙的行為,其實只是為了在這不堪的社會中尋求一線生機時,我們進而對角色產生了理解與慈悲,並把原先的憤怒轉移到社會。
以社會為對象的憤怒,不同於我們先前對角色所產生的憤怒,它並不會帶給我們淨化的感受,反而是凸顯了人們面對黑暗時的渺小。
當我們無力抵抗社會時,我們開始抵抗自己,在體內產生正義與旁觀的拉扯,於是「生理性的抵抗」就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