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烈佬傳》中的語言的「混雜」

黃碧雲簡介：

黃碧雲是一位香港著名作家，她曾於1961年出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畢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犯罪學碩士，曾任香港英文虎報記者自1980年代起開始其文學創作生涯她的作品涵蓋了小說、散文及合著等多種類型如：《烈女圖》 1999年、《後殖民誌》 2003年、《烈佬傳》 2012年、近幾年的《盧麒之死》、《自由如綠》（合著），2018年 等等的作品，從女性自我認知到探討社會邊緣人的生活處境，成為香港文壇上不可或缺的聲音。而本次報告的文本《烈佬傳》更是榮獲「紅樓夢獎」不僅肯定了她在文學創作上的卓越成就，也反映了她對後殖民主題深刻探討的重要性。透過這些文學作品，黃碧雲不僅描繪了香港社會的多面貌，也提出了關於個體、社會和文化身份的重要，已經作為她後期的作品《烈佬傳》更加可見黃碧雲曾對「後殖民」等題材作出書寫。

《烈佬傳》簡介：

《烈佬傳》 事實上分為了「此處」、「那處」、「彼處」三部份，文本便是「彼處」的部份，故事圍繞著周未難的一生而發展，一位從小本在上海移民到香港，生活在香港的社會底層。透過「現在」的視角，我們回溯他那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從小時候上海，到家庭破碎，再移民到香港，誤入歧途加入黑社會，染上毒癮和入獄經歷，在年少的迷茫與掙扎中，中年後的反思和頓悟（戒毒）、老年時的釋然和接受，帶出在時代的顛沛流離下對人生意義和個人身份的不斷尋求和質疑。

「烈佬傳」的三字事實上上亦有不同的意思，「烈佬」代表著粗獷、可能與黑幫或社會邊緣人群有關的人，「佬」是廣東話，更會有「語帶譏諷或輕視的稱呼」如：「鄉巴佬」等等，「傳」便是周未難自傳的意思。而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灣仔」，那麼「灣仔」確實是香港的一個重要地區更有著兩大意象：灣仔是香港的心臟地帶，見證了無數的變遷是香港發展「最為迅速和變化最大」的地區，「李節街舊樓拆了，春園街舊樓也拆了。灣仔有好多地盤，好多新樓，新樓好高，反光的，好靚。」頁115，同時有其複雜的社會面貌，包括舊式住宅區、夜生活區域以及一些被視為邊緣的社群，如「70年代的修頓球場是個龍蛇混雜的地方。」反映了周未難便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香港社會中邊緣的社群。

《烈佬傳》淺層分析

以下報告便是就以下五點去分析，「從激烈到平實」的轉變，《烈佬傳》相比於黃碧雲早期作品，更為平實和內斂更沒有華麗的修辭，小說採用了回憶的方式，從周未難的個人經歷中看到香港社會的變遷和個體在社會中的位置，語言的「混雜」，在小說中，使用粵語口語、書面語、上海方言，深化了角色和香港的背景和語言的「混雜」，邊緣人物的身份認同，殖民地時代過渡到現代都市的香港，以及這一過程中人們身份認同的轉變和掙扎，香港社會的反映與批判，小說揭露了香港社會的不同面貌，包括貧富差距、社會流動的困難以及對於身份和歸屬感的追尋

「從激烈到平實」的轉變

《烈佬傳》脫離了黃碧雲早期作品中濃厚的情感色彩和激烈的社會批判，因此有著「暴烈」風格轉變到「平淡、收斂」的敘事方式，如鍾玲教授所說「她這個（《烈佬傳》）寫法跟她以前的寫法完全不一樣，她以前寫得很放，甚至有很多鮮血四濺的場面，寫黑暗面跟暴力。這篇就收斂，收得很緊很理性。」可以看出一種坦誠書寫，真實，直白、粗俗、口語化的文字風格

「回憶和閃回」

故事使用了「閃回」的敍述手法，那麼「閃回」分成五種：「整體閃回」、「局部閃回」、「填充閃回」、「對比閃回」及「重複閃回」等等，以「回憶與現實的交織」周未難的生活常常在其回憶與當下的事件之間來回切換。如黃碧雲在〈七月流火〉中所說書寫之中理解時間呈螺旋形並且旋向黑黑黑黑的不可知，時間不並是點，也不是由點結成的線，而是一個空間。可見時間不是能夠單以「點」、「線」作為論述，而每一個時間亦都有著因果關係，因此時間便是一種空間，一種使人在歷史記憶中醒覺，以空間書寫時間和命運在於帶出階級平衡的政治性闡釋。

回憶讓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反映了他對自己身份的掙扎和對過去的執著，更顯示了周未難「被過去的經歷」所影響，在香港這個「瞬息萬變的城市」中尋找／迷失自己的位置如亨利·柏格森：時間是一種持續性是主觀經驗中不可分割的流動，周未難重溫過去便是重新體驗和理解了自己的身份和生活，因此深入理解周未難的心理狀態，同時對時間、記憶以及個人身份如何在社會變遷中被塑造和重新定義的反思，「灣仔現在好靚，也不是我以前的灣仔了。」。那麼黃碧雲不單止使用「時間、記憶」的混雜，更以「語言」書寫這種混雜

語言的「混雜」

《烈佬傳》有著多種語言的混雜，如粵語口語、書面語，更有上海方言、黑道用詞／俗語英文等等，如莫藹琳所說「處理文學作品則要處理語言，掌握語言如何組織。」

那麼最明顯的便是粵語口語、書面語的混雜，但在這裡的粵語書寫和陳曦靜老師的《浪犬洛奇》不同，《烈佬傳》的粵語書寫是破碎的，故意營造一種「混雜」、「混語」，顯示出周未難的處境是「邊緣」的、是「尷尬」的，帶出一種 語言、身份與社會關係。故事更一而再再而三強調著「廣東話」、「粵語」，如《香港民族論》：在粵語口語這獨特語言、文化生態的 「香港人」下堪稱為「民族」，更如「語言作為想像共同體的基礎」，藉着相同的語言文字連結彼此，因此語言讓人們能夠分享故事、歷史、文化表達和價值觀，從而形成一種共同的身份認同，但同時「語言不僅是身份的標誌，也是權力實踐的工具」，在某些群體的文化和認同得到強化，同時也可能導致其他語言或方言的邊緣化

因此《烈佬傳》中的語言混雜，可以被看作是對殖民語言和文化支配的一種抵抗，同時也是對香港獨特文化身份的再創造。

因此黃碧雲便是透過語言的「混雜」展現一種「後殖民社會」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融合的複雜性，後殖民理論是權力、文化和身份在殖民歷史背景下的動態關係，身份的混合性和流動性，當中所說的流動性在「香港」這複雜且多元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更能體現，由這樣的背景下，「香港」／ 「香港人」一直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香港人」處於「殖民／國家」和「中央／地方」的二元對立狀態又如黃冠翔所說香港在兩個國家(英國與中國) 或兩大文化(英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夾縫」中求生，因此《烈佬傳》中便是造成一種「非官方語言ｖｓ官方語言」，而如而這樣的一個問題便在周未難中可以看見當中「後殖民語言」、與霸權對話。

《烈佬傳》中的語言混雜不僅是文化混合的直接體現，也象徵著人物在不同文化影響下身份認同的流動性和多元性，因為到達香港所以為了生計不得不說「廣東話」，因此出現「半鹹不淡」的「廣東話」，「阿爸只會叫我們，聽話，不要周圍走。我都不知聽誰的話，廣東話我都不會聽。」但同時在他慢慢學習「廣東話」的同時，「其他言語」更會隨之消失「上海話我都忘記了。」最終「現在說話愈來愈少。說了又如何。」，因此便會出現了不能完全融入但只能在「粵語主導」的本地文化中尋求認同，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混語」慢慢變成了一種「失語」

「失語」和「邊緣人物」的身份認同

因此如上文所說的「失語」更是反映周未難的社會地位和身份認同的困境，象徵著角色的社會邊緣化和內心孤立。周未難既不完全融入香港本地文化，也逐漸與自己的「根」——上海疏遠，更處於一個文化交匯點，在「大佬便笑了起來，說，醒啲喇，講啲乜話， 是不是上海仔。在灣仔他們就叫我上海仔，我真名都沒人知。」，「這裏我叫做阿難，沒有人叫我上海仔」，在故事的開始，周未難因為不懂說「廣東話」因此他只能以「上海仔」的身份，這裡的「上海仔」代表著「上海」便是他「根」但卻沒了「真名」對自我主體的迷惘，但到故事的後期中「上海仔」這個身份消失了，「阿難」這個稱呼雖然看起來變得親切但「阿難」也不是他的真名，彷彿他的真名一直沒人知道，因此夾在兩種文化之間的身份讓他在語言表達上經常感到無力和迷失，周未難對自我身份認同掙扎的外在表現，他無法充分運用語言表達，代表著他和「文化」、「社會」之間的夾縫代表著香港的位置，這種掙扎不僅限於語言的使用，更深入到對自我認同和歸屬感的追尋，在說廣東話的同時更是希望獲得「同樣」的身份認同。

這種文化上的拉扯讓他在表達自己的時候感到尤為困難，彷彿失去了語言的能力——「失語」，因此周未難最終加入黑幫，染上毒癮也是社會環境和條件所迫使的，「如果沒有國共戰爭，阿爸就不用走來香港，阿媽也不會走去台灣｛……｝上海都沒黃賭毒，幫會都掃清，我都不會學壞。」社會、家人的冷漠和自己的絕望推向了邊緣，最終走上了一條毀滅性的道路，失語不僅是字面上無法表達的狀態，更深層地反映了主角在社會、文化和身份認同上的深刻掙扎

因此「失語的人」便是社會底層中的「無聲者」一班沒人關注的人群，更是香港這個後殖民社會、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縮影，因此在周未難的故事中黃碧雲探討了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和語言之間複雜的關係，以及個體在這些維度上的尋求和困惑。

香港社會的反映與批判

現實中的「古惑仔」其實跟電影中的「古惑仔」完全不一樣，而周未難亦只是一個死後沒有人再記得的普通人，「我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人。警察見到我也不會望我。為甚麼這條路要行這麼久，才行到這一步，我沒有需要防人，我沒做甚麼，我也不需要甚麼，人也不需防我」，因此黃碧雲的書寫目的便是「《烈佬傳》我決定用第一人稱，因為作者必須與講故事的人，幾乎等一。 我不可以以第三身的距離去呈現一個奇異觀景，像港產片所做的一樣，觀眾看這班人有幾英雄幾折墮幾衰格幾殘忍，連幾無助幾悽慘都不可。」這些「無聲者」想過離開當下的處境但卻沒有辦法，因為已經失去了家園，在這後殖民中，「繁華與底層」的香港社會，失語又失去身分認同的烈佬。看到這裏我在想的是《烈佬傳》是一種悲劇美學中的「小人物的悲劇」嗎?我想並不是，在黃碧雲中是有帶著希望的，藉小人物的命運看見香港社會飄搖中的道路，由歷史發聲尋求定位， 即便面對身分失落的命運，也能對未來有所展望「再下次可以編我去灣仔，沒所謂，我也想去看看，灣仔現在好靚，也不是我以前的灣仔了。」雖然已經變得不像以前的灣仔，但仍然抱有期待，再一次融入到這個社會當中。

香港看似如烈佬一樣一直沒有真正的話語權，但事實上沒有名字、不被看見，不代表沒存在過，因此「粵語書寫」便是制衡「強權」的其中一個方法，保存語言有思想，在香港中是個兩文三語的城市，但兩文中書寫的便是書面語的「中文」以及「殖民者」的英語，因此「粵語書寫」可以說是一種「邊緣語言」，因此更是一種去中心化目的，如吳美筠「整部小說並非用純粹的廣東語法來寫，可以說是方言與白話、口語、俗語與文學語言的互滲，構成的一 種奇異的『新華文』」，小說便是蘊含著一種語言的包容性，不以國家、民族為身分綑綁，那麼面對「後殖民」便是在這樣的權力拉扯中，在亂世中找尋「自我認同」，在歷史記憶中醒覺，重塑出真正的主體建構

「廣東話」的去留到底會是怎樣呢？即使廣東話可能變得更「邊緣」、成為一種「方言」，而黃碧雲的答案便是邊緣也沒所謂，邊緣有邊緣的自由：「我們在香港寫作，注定在邊緣，寫作權力中心以外。邊緣有它的自由。」「院友都有人權{……｝成班老人，鄉下話又有，白話又有，癡呆話又有。」

因此最害怕的不是「邊緣」，而是慢慢變得盲目，就會對此慢慢失去要求、感覺

「原來感覺過去了，就不會回來，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好多次好多次，我慢慢心就死了。」「對這味嘢心死了，沒被它束縛著，就自由了。」，但這種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嗎？

「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可以有幾大分別。我們不過以為自己與其他人不同」，人與人之間共通性和差異性的深層關注，「我」跟「你」事實上是一樣的，為什麼還要因為「身份」的問題而「迎合」或為難他人，回歸到「此處」、「那處」、「彼處」三部份，「彼處」不但有著「他處」的意思更作為故事中的一個重要地域概念，意指那些遙遠或者難以觸及的地方，寓意著角色內心深處對於自我故土的渴望與對未來的期盼，故事對往日的回想和對「彼處」的期盼，不僅是對過去的追憶，更是對未來可能的展望和探索。在路的盡頭，周未難對「此處」、「那處」與「彼處」的反思和體悟，成為了他尋找自我、理解生命意義的關鍵。

參考資料：

文本:

黃碧雲：《烈女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

黃碧雲：《後殖民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 年

黃碧雲：《烈佬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 年

著作:

吳美筠：〈為失語人建構另類華文書寫〉，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第五屆紅樓夢獎評論集 黃碧雲《烈佬傳》》，2016年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新版）》，台北，時報出版，2010年

黃碧雲：〈「語言無用 沉默可傷」——「紅樓夢獎」得獎感言〉，，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第五屆紅樓夢獎評論集 黃碧雲《烈佬傳》》，2016年

學苑：《香港民族論》，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年。

學術或期刊論文

余銘湘：《論陳冠中《香港三部曲》中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華文文學與文化》 第 11 期，2021 年。

莫藹琳：〈舞之媚，字之微——黃碧雲對舞與字的理解〉，《文學世紀》第 23 期，2003 年 。

黃冠翔：《一九七〇年代以降香港敘事的「主體性」想像與建構》，國立清華大 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0 年。

劉千華：〈黃碧雲的後殖民書寫〉，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戴富榮：《袁哲生小說中的敘事型態及其意識研究》，台灣：南華大學，碩士論文，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