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只可在鄉邦,何用求謀向外方。見說今年新運好,門闌喜氣事雙雙。」
這首詩的主角是詩聖杜甫。杜甫他的詩沒有李白的豪邁,也沒有王維的清雅,更沒有白居易的淺白,但是他的詩內容寫實,閱讀他的詩作,可以知道當時候的人民生活百態。如果用現在的說法,杜甫就是獨立記者,專門報導地方的新聞,尤其與社會事件相關。
尤其在安史之亂的時候,杜甫更是當起了戰地記者,詳細的紀錄了當時的狀況。這八年的戰亂中,杜甫先是被俘虜,受困在長安,後來好不容易逃出去,投奔新皇帝唐肅宗那裡。這一路的逃亡過程中,他接觸到社會的底層,看見眾多的百姓因戰亂不僅必須離鄉背井,甚至遭逢家人離散的淒苦、生死瞬間的巨變,這些都深深觸動到他內在最柔軟的一塊。
在這一段時間中,他不只詩寫得多,作品的水準也超越過去。可以說,安史之亂讓杜甫的詩不管在產量,或者是在品質上都到達登峰造極的境界。後來我們尊稱他詩聖或者詩史,跟這段經歷有很大的關係。
杜甫逃出長安投奔肅宗後,被聘為一個小小的官—左拾遺。左拾遺這個官,有點像是現在的監察願官員,官等大約八品或七品。這個官最重要的工作職權,就是在當皇帝處理政務時出現缺失的話,可以友善地提醒一下大老闆。
杜甫好不容易有個小官做,他也正想要在政治上一展長才,好好地為國為民服務一下,沒想到才做沒幾天官,辦公室座位都還沒摀熱,就得罪了大老闆唐肅宗。
事情的原因是,他的老朋友房琯手下有個門客因為收受賄賂被人家舉報了。大老闆於是要將房琯貶官。
杜甫在房琯被扁的事件上,與老闆的立場不同,所以直白地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是他提出來的時候不對,當時老闆正氣噗噗,哪裡聽得進他的話呢?就算他說的是對的,但聽在生氣的老闆耳中也是不對的。
最後,房琯還是被貶官,而他也被辭退了。
杜甫不當官後,到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蓋了一間小茅屋住在那裡,安穩地過起了自在的隱居生活。
杜甫既然做一個獨立記者,專門報導社會寫實的狀況,那在個性上一定是所堅持,不然寫出來的新聞報導就沒有公信力了,對吧?也因此如果要他去當官,如此鏗鏘有力的個性可能就不太適合,官場上需要更多的圓融與彈性,。
所以,他才會當沒多久的官,就得罪了大老闆唐肅宗。
這不是說,當官的人一定都是滑溜溜的,巧言令色屈意奉承,別誤會喔!而是說,在官場中,除了堅持自己的原則,還要有彈性能夠換個方向、換個說法。其實,當官最難了,不夠圓滑會得罪人,太過圓融會迷失自我,在這中間要如何掌握得好,確實很困難,所以才有身在公門好修行這樣的說法。
因此,所長的意思是說,當個獨立記者這份工作需要的人格特質,是與在公家工作所需的人格特質不同,無所謂好壞,只是不一樣罷了。
這就跟每個人擅長的事情不同一樣。有人可以對圖像很有感,有人對數字有把握,有人對味道相當敏銳,每一個人都有不同擅長之處,放對地方就是良材,放錯位置就是廢料。
這個世界需要敢說敢言的人,也需要八面玲瓏的人。我們需做的不是將人標準化,而是在同中求異,又要在異中求同。
異中求同的意思是,我們都要能尊重他人,也要能對自己負責,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同中求異便是有足夠的心理空間,接受他人與自己想法上的不一樣。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每個人都能自然發展,沒有高低貴賤好壞之分。
至於我們自己則是要搞清楚自己的特長,做適合自己天賦的事,不必與其他人比較。在職場中有所謂的彼得原理,這是教育學家勞倫斯‧彼得(Laurence Peter)提出的:「在組織當中,每一位員工都將升遷到他無法勝任的職位為止。」意思是,有人適合當主管,但有人適合當行政,也有人適合當業務,所以相互比較是沒有意義的。
所長認為,這是一支若能認清自己,便可以在適合的位置發揮所長的上籤。
我們常常會因為羨慕,或者因為他人的期望,甚至因為他人的限制,而做一些不適合自己的事。但是到底做得開不開心,卻只有自己知道。當我們發現自己真的不適合時,千萬不要因為別人的想法,而委屈了自己。
但是,所長也不是要大家只要一點不舒服,就急著離開。而是先試著去體驗那些不舒服看看。只有親身體驗之後,才會知道那些不舒服到底只是想像,還是真的不適合。如果體驗之後,還是覺得不適合,這樣離開之後也比較不會感到遺憾或懊悔。
人都是在不斷經驗之後,才能夠更了解自己,最終也才明白自己到底適合什麼,不需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妄自菲薄。堅持是一種美德,而放下是一種勇氣。
就像杜甫,當過官,被貶官,後又棄官,最終選擇隱居在山林之間。做了這個選擇,也是因為他經驗過了。但是即便是如此,都不影響到他的江湖地位。後來的文壇中出現多少詩人,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撼動他詩聖的地位。所以,做適合自己能力的事,就是最成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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