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這部電影上映的時間點有些尷尬又敏感,當時有這電影的戲院似乎不多,想看但沒去。後來DVD出了才想起,這部電影還沒看。
故事背景設定在二戰後的德國,年輕有為的約翰初上任檢察官,遇上的第一起訴訟靜止是平凡無奇的交通事故,有志不能伸還被同事嘲笑。有天,一位記者,聶卡來到法院控訴一名曾在奧斯辛威集中營工作的人在學校裡教書,隱約察覺到不妥卻沒人想接手進行調查。
總檢察長鮑爾之情之後,指派約翰深入調查。
故事的開頭便是這樣,還滿普通的,而且可說是平凡。但對納粹與希特勒的所作所為,德國所做的反思在這部電影中明顯可見,在某些地方,對應到台灣的狀況竟也有幾分相似。
原本對奧斯辛威集中營所發生之事一無所知的約翰,幾經調查、探訪之後,漸漸地發覺,這個集中營中曾經發生的過往,恐怕而且慘絕人寰,卻沒有人想接手,案子最後落入他手。約翰竭盡心力的處理這個案件,原本志得意滿,卻在捉拿門格勒的過程中遭受挫折與打擊,原以為檢察官伸張正義是天職,但當政治力介入時,正義指是政治工具。
約翰在低潮之際,決定為曾經待過集中營的朋友去故地,為他不幸喪生的兩個女兒唸祈禱文。他與聶卡去了,卻不知道他到這裡來要尋找什麼。聶卡說,重點不在於誰要受罰,而是要有人記得這裡發生了什麼。對比起約翰一開始的無知,我想「記住發生過的事」才是這部電影最想表達的東西。
轉型正義亦是如此,轉型正義的重點並不在懲處,而是那些受害者與事件不被記得的必須重新被記起,並且讓整個國家社會正面面對過往的錯誤,進而向前進的同時不會重蹈覆轍。當《謊言迷宮》的故事從單一個案──即那個集中營守衛在學校任教,牽扯出無數個受害者與加害者,點交織成網時,集中營的屠殺悲劇就不再是希特勒一個人的問題,這也是總檢察長要約翰掀起的、對社會集體沉默的反撲。
後來,德國成就歷史上的「法蘭克福大審判」,這也是讓它脫胎成為現今樣貌的契機。
德國在黃金救援時間內做了補救動作,然而台灣呢?二二八事件七十年的今日,我們還有多少人記得當年發生過什麼事?當意識形態份子還堅持沒有圓山學生屠殺事件、沒有清鄉、死去的台灣人根本沒那麼多的時候,我就會想,我們要醉到何時才甘願清醒?
關於納粹德國的反思電影中,除了《謊言迷宮》,我還想起《名畫的控訴》。瑪麗亞離開奧地利之後久久無法踏上故土,與失去女兒卻仍然沒離開德國的那位朋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但被迫與家人分離甚至天人永隔的傷痛卻在本質上是同根。
在看這部電影時,我與弟弟、弟弟的女朋友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我們起初一致認為,鮑爾總檢察長有些問題,他很有可能故意讓約翰去調查種種受害案件,最後讓約翰發現,鮑爾其實是政治機器,會加害主角。然而,這真的是我們多想的,同時也凸顯了台灣人對司法機關多不信任。德國那時候的時代背景我不熟悉,但應該也不敢太過聲揚要懲處曾經的納粹分子,電影中的一個人物說了,「納粹不會消失。」回過頭來看台灣,那個時候的司法機關本身就無法保護平民百姓,他們在過去協助執政者的掠奪與加害,導致現在,就連較為年輕一帶的我們都無法全然信任司法,這是台灣面臨轉型正義時的第一個大關卡,而這也讓人害怕,台灣是否錯過了救治的黃金時間?
在台灣,反思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甚至闡述美麗島、鄭南榕等相關故事的電影非常非常非常之少,即使有提到這類的議題,也僅是輕描淡寫,模糊讓人搞不清楚,幾乎沒有專對那些歷史事件主題的大型影視作品,至今看來,只有公視的《燦爛時光》勉強有跡可循。
為什麼差距如此懸殊?
每每在看《謊言迷宮》這類電影的時候,我想著的不完全是德國或猶太人,有些時候想著的是台灣。台灣再不去「記得」過往的那些,或許我們永遠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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