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竊的光榮：失落、羞恥與右翼的崛起（二）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Stolen Pride: Loss, Shame, and the Rise of the Right. The New Press, 2024.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作者以群像式的手法，描述了形形色色的派克維爾居民，以及他們選擇或拒絕極端種族主義的心路歷程。

導引的光榮

「我理解底特律所經歷的事情。當沒有人來幫助你時，我可以理解對世界感到憤怒。」

　　亞歷克斯．休斯（Alex Hughes）是一位四十歲男子，性格友善開朗，體型魁梧，金髮間已有白髮。他的人生充滿了經濟困難與不確定性，但他始終信奉自力更生的價值觀，對自己嚴格要求，對政府干預則抱有懷疑態度。這樣的立場使他成為當地大多數投票給川普的共和黨人之一，然而，他的信念卻並未使他走向極端。

　　亞歷克斯的生活中充滿了掙扎與逆境。他曾在年輕時遭遇一次暴力襲擊，臉上留下五英寸的刀疤，這次襲擊揭示了社區的黑暗面，但他並未因此對他人產生仇恨。亞歷克斯的美國夢並非宏大的企業抱負，而只是想獲得學士學位，或成為一名小企業主，為家人提供穩定的生活。為此，他嘗試了各種工作，從粉刷房屋到修理電梯，再到為煤炭公司修理設備，甚至開辦過一家紋身店，但最終因經濟下滑而不得不關閉。在生意失敗後，他失去了房子、車子和家具，甚至典當了婚戒。面對財務困境，他感到自己正處於自由落體狀態，開始自責，認為是自己沒有預見危機而導致失敗。他堅信自己的窘境應由自己承擔，並不將這些困難歸咎於家庭出身或外部環境。

　　亞歷克斯的羞恥感來自於他對自己的高標準和自我責任的要求。但即便生活挫敗，他也未曾將個人困境轉化為對少數族裔或移民的仇恨。事實上，他與一位多明尼加裔的女性瑪格麗特結婚，並把她先前婚姻中的非裔兒子視如己出。他對這個孩子傾注了無私的關愛，並認為這是他對這個家庭的責任，無論孩子的背景如何，這種包容的態度展現了他對族裔問題的開放態度。他理解城市中非裔社區所面臨的困難，並不會將東肯塔基的貧困處境歸咎於這些少數族群，而是認為他們的憤怒和失落感是有道理的。

　　亞歷克斯對政府抱有批評態度，他特別反對過度的政府干預──如他曾因草坪過高而收到罰單。他認為政府應該對自身問題更嚴格，而不是苛責公民。他的每次與政府的接觸都像是被指責般，讓他充滿一絲羞愧感。然而，在經歷一連串挫折後，亞歷克斯獲得了一次機會，參加了一個聯邦資助的編程培訓計劃，學習開發手機應用並獲得報酬，這次經歷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積極影響。他坦言這項培訓「改變了他」，使他在困境中找回了信心。

　　亞歷克斯．休斯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堅持自我價值觀、面對困境不放棄的典型。他的貧窮和羞愧感源於對自己的高標準和責任心。他在艱難中保持對他人包容和理解，拒絕將挫折轉化為仇恨，這反映出他對人性和社會的開放態度。他支持共和黨的自力更生理念，並對政府持批評立場，但同時也反對極端右翼思想，這種立場源於他對道德與公平的堅持。

違法的光榮

「川普是為了白人。他不是為了幫助那些黑人，因為他知道他們從聯邦政府那裡得到了所有需要的幫助。我認為我們應該在整個地方周圍建一堵牆。把所有移民和黑人都送出去。川普不會介意這樣。我愛他。」

　　懷亞特．布萊爾（化名）的故事是一段充滿矛盾和掙扎的成長歷程，他的身份認同危機深深地根植於動盪的童年與複雜的家庭背景。他的母親在他出生時年僅十三歲，父親則十七歲，這個年輕的家庭在他三歲時破裂，母親離開了家庭，他由父親和繼母撫養長大。這個家庭並不穩定，父親是三K黨成員，這讓懷亞特從小就接觸到極端的種族主義觀點。他的左臂紋有象徵切羅基血統的刺青，而右臂上則紋著三K黨符號和南方聯盟旗幟，兩種截然不同的象徵在他身上共存，表現出他對母親美洲原住民血統的認同與父親種族主義信仰的影響。這種身份上的對立讓他始終處於內心的拉扯之中，既對白人的優越抱持信念，又因母親的血統而無法完全排除對其他族裔的認同。

　　懷亞特的青少年時期進一步加深了他的種族觀點。在十五歲時隨父親搬到俄亥俄州哥倫布後，他在校車上經常遭到黑人學生的欺負，這讓他對其他種族產生了強烈的敵意。儘管如此，他也曾愛上一位黑人女孩。然而，當他將她帶回家時，父親因她的血統而不允許她留下。這場事件激化了他的身份困惑，讓他在父親的影響與自己對這位女孩的感情之間陷入兩難，對種族主義的依附和人性中的情感衝突讓他更加迷茫。

　　成年後的懷亞特多次因暴力和犯罪被關入監獄，他在囚犯階層中尋找自我定位，並試圖通過加入監獄內的幫派和參與種族衝突來建立地位。他加入了白人幫派，甚至在2010年的監獄騷亂中負傷，以這些行為來贏得囚犯中的尊重。在他眼中，暴力行為是一種表現自我價值的方式，他的刺青和對暴力的執著象徵著他的種族主義信仰。然而，這種極端行為更像是逃避內心矛盾的手段，試圖在極端的暴力和種族優越中掩蓋對自我身份的不確定。

　　懷亞特的政治立場也深受這種身份危機的影響。他將川普極端的政治立場視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期望通過支持他的政策來確立自己的價值。然而，他對極端行為的崇拜不僅僅限於種族問題，他甚至對911事件的劫機者表示某種程度的敬佩，認為他們在執行使命時的「堅定和專注」值得讚賞，這讓他在心理上找到了某種共鳴——他們的極端行為似乎反映了他對自我價值的追求。但他也同時對無辜受害者抱有同情，進一步暴露了他內心的矛盾。

　　在監獄中，他與一名黑人囚犯卡勒布成為朋友，這一經歷讓他稍微動搖了對種族主義的絕對信仰。起初，他們彼此敵視，懷亞特甚至對卡勒布的工作態度不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開始一起交談、分享香煙，最終建立了信任。這一經歷體現出懷亞特內心深處對人性連結的渴望，儘管他在表面上仍抱持極端的種族觀點，但內心的人性衝動卻時刻與這些信仰對立。他的故事顯示出在極端主義與內心情感需求之間的掙扎，懷亞特始終無法在這兩者間找到平衡。他的暴力行為、極端政治立場和對身份的矛盾認同，構成了他人生的複雜輪廓，最終揭示出他試圖掩蓋內心脆弱的真相。

倖存的光榮

「所有的民主黨人只關心顏色身份、性別和性取向。所以我不是民主黨人。所有的共和黨人只關心愛國主義和稅收。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或富人，不相信社會階級的存在，給我一些自我奮鬥的說法。所以我在那裡也不合適。」

　　戴維．梅納德（David Maynard）是一位34歲的肯塔基東部居民，他的故事是對抗貧困、邊緣化，並在矛盾與孤立中尋找自我的旅程。從小在破舊的拖車公園成長，周圍充滿毒品交易和暴力犯罪，戴維的童年被羞恥和社會偏見包圍。他的父親因肌肉萎縮症無法工作，全家只能依靠殘障補助金維持生計，而戴維本人也因學習障礙被安排進特殊教育班，這種安排在學校中進一步加深了他的羞辱感與自卑。經濟的窘迫和社會的忽視，讓戴維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形成對自身階級和社會地位的深刻認識。

　　他與妻子謝亞（Shea）的愛情是生活中唯一穩定的寄託。謝亞來自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但她的家人反對這段感情，認為戴維是「拖車垃圾」。儘管如此，他們堅持約會，並最終在一間小型電影院舉行婚禮。對戴維來說，與謝亞的婚姻象徵著他人生的自豪感，這段穩定的婚姻在貧困的社區中極為罕見，成為了戴維在生活中堅定不移的精神支柱。他驕傲地認為，自己並未像周圍許多夫妻一樣頻繁地離婚再婚，這樣的穩定感與情感上的自豪成為他的力量來源。

然而，戴維的自豪也夾雜著深刻的羞恥感，這來自他作為貧困白人的社會處境。他意識到，貧窮的白人與黑人面臨著相似的經濟困境——無論毒品問題、犯罪抑或家庭破裂，這些困境在不同種族的貧困社區中無異。然而，戴維發現，當他談論自己的貧窮經歷時，極左派往往給他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籤，這種標籤讓他感到被誤解與孤立。他不認同極右的白人至上主義，但也不接受極左的政治框架，這種矛盾使他成為社會敘事中的「隱形人」，無法被主流話語所包容。

　　戴維的內心充滿了矛盾，他既為自己在困境中的堅持和倖存感到自豪，又因自己在社會上的邊緣化感到羞愧和無力。他發現，自己的「倖存者的驕傲」在主流社會中並不被重視，而社會敘事又無法接受他的身份。他對種族主義和極端主義持有抵觸態度，因為他看清了這些政治運動中的虛假敵人和分裂策略。最終，戴維選擇不將自己陷入仇恨與偏見的陷阱中，他清楚認識到，真正的問題來自於經濟困境和社會階級，而不是某個族群或身份。他的故事是一段困難的旅程，他在孤立和無奈中仍然堅持一種與眾不同的自豪，這種自豪讓他拒絕極端主義，並試圖以一種更清醒的姿態尋找生活的尊嚴與價值。

工蟻的光榮

「在大學時，我們有一位嘉賓演講者談美國夢，教我們只要努力、計劃、存錢，就能成功。」湯米說，「但那時候我在一間商店櫃檯工作，時薪9.50美元，還得還學費和撫養孩子。」他笑著說，有時候真的很想告訴那位演講者「閉嘴」。

　　湯米．拉特利夫（Tommy Ratliff）的故事是從黑暗中掙扎而出的生命歷程，他經歷了人生最底層的谷底，卻在最終選擇了拒絕仇恨，走向自我救贖。湯米成長於肯塔基州的鄉間，一個充滿傳統家庭價值的小鎮。年輕時，他的家庭和社區帶給他穩定和支持，但在成長的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所謂的「美國夢」並非每個人都能輕易實現。湯米親眼目睹家族成員如何在生活中堅韌奮鬥、相互依靠，但當他自己步入社會，卻發現生活的殘酷遠超想像。他的父親失去工作、生活開始拮据，家人之間也不時爭吵，而湯米不得不面對家庭內部的成癮和健康問題，甚至出現財務困境。這些難題讓湯米感受到無助與羞愧，使他逐漸迷失在酗酒與成癮的困境中。

　　當湯米終於下定決心戒除毒癮時，他在康復中心看著一隻螞蟻搬運同伴，這讓他驚醒——他不想成為那隻無用的、需要被搬運的螞蟻，而想成為能夠承擔重擔的搬運者。這次重生的契機讓湯米學會反省，他不再逃避過去帶來的羞愧，而是決定用這份羞愧來推動自己，去成為一個真正有用的人。湯米的「自豪感」來自於對家庭價值的傳承，他認為家庭和社區的團結才是生活中的真實依靠，這種自豪並非炫耀，而是源自謙遜的責任感。然而，湯米清楚地看見，許多人在面對挫折與困境時，常常選擇將責任推卸給外來者，認為移民或其他族群奪走了他們的機會，這樣的仇恨使他們誤入極端的種族主義，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湯米在生活的底層見識了羞愧如何能將人引入自我毀滅，也理解了極端主義者如何利用這種羞愧，通過構建虛假的敵人，給那些失落者提供一種錯誤的安慰。他深知，如果當年他在年輕無助時遇上一個種族主義者，或許自己也可能被誘惑走入歧途，但他的經歷讓他最終明白，問題不在於特定的族群或人群，而是系統性的困境，這些困境影響著貧困的白人、黑人和移民群體。湯米拒絕了這種基於仇恨的歸咎方式，他選擇正視自己的羞愧，並用這種經驗幫助更多人。湯米拒絕成為利用仇恨獲取認同的工具，因為他看到了仇恨如何使人更加脆弱，並加深無法解決的痛苦。經歷了人生的重重困境後，湯米堅定地相信，唯有放下仇恨、肩負責任，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

謙遜的光榮

「我不能告訴我的父母。如果我告訴我爸爸，兩個人會被槍殺，而我爸爸會因為謀殺而入獄。所以我保持沉默。但我開始感覺自己不屬於那裡。」

　　詹姆斯．布朗寧（James Browning）成長於肯塔基州東部的小山谷，這個僅有九十八位居民的小鎮，以其安靜和傳統為人所知。父母的勤奮讓詹姆斯在一個看似溫暖的家庭中成長，父親在鐵路公司工作了四十多年，母親則細心照料家庭。然而，詹姆斯的童年並不平靜，因為隱藏著的創傷和秘密。他在八到十一歲期間曾遭受過社區裡其他成年人的羞辱和虐待，這使他在成長過程中充滿羞恥與孤獨，無法對家人傾訴，害怕說出來會帶來更多家庭的破裂和悲劇。這種痛苦驅使他最終尋求解脫，但當地普渡製藥公司推廣的止痛藥奧施康定（OxyCondin）泛濫，讓詹姆斯走向了毒品，從處方藥成癮一步步滑向海洛因的深淵。這段長達十二年的成癮生活，讓他不斷進出急診室，經歷了無數次生死邊緣的徘徊。

　　詹姆斯在康復過程中重新審視了自己的自我認同，他開始認識到自豪感和羞愧感在他內心的分量。詹姆斯的羞愧來自於他無法逃脫的過去，這份羞愧感成為他沉淪於毒品的藉口與逃避，但這種選擇只讓他更加自責，陷入無法挽回的惡性循環。他在輔導員湯米的幫助下，了解到源於對他人幫助的「謙遜的光榮」才是真正的光榮，這種光榮感給了他從毒癮中崛起並幫助他人的力量；反之，驕傲自負的光榮感則只是虛幻的優越感，是可恥的。與此同時，父親在工會中的團結、奉獻精神也是詹姆斯光榮感的一個來源。這一切都來自於對家庭和社區的責任，而非自我膨脹的炫耀。

　　經歷了重重困難後，詹姆斯的心態從逃避羞愧到接受並重建生活，他開始反思政治中的極端種族主義對社區的影響。他看到那些極端主義者將白人民族的排外情緒當成解決貧困和社會疏離的手段，試圖將經濟和社會問題推卸給黑人和移民，這樣的煽動讓他深感厭惡。詹姆斯逐漸明白，極端分子所謂的「敵人」其實是與他們有著共同困境的群體，而這樣的分裂並不能帶來實質改變，反而讓真正的問題被掩蓋，貧困和藥物危機依然無解。

　　詹姆斯拒絕極端種族主義，不僅因為他看穿了種族主義的虛假解決之道，更因為他找到了超越仇恨的生活意義。他指出，像川普這樣的政治人物，常利用種族和移民議題煽動分裂，但其實，不管是貧困的白人、黑人或是移民，大家都面臨經濟困難、毒品危機和社會歧視的挑戰。他主張打破種族與階級的隔閡，強調團結與理解，認為唯有如此，才能讓大家的生活真正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