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Stolen Pride: Loss, Shame, and the Rise of the Right. The New Press, 2024.
馬修．海姆巴赫（Matthew Heimbach）的遊行最後以失敗告終。他的極端種族主義遊行的參與人數甚至低於來到現場與之對抗的反法西斯組織（ANTIFA）及鎮暴警察的數量。這一「用腳投票」的結果，連同前一篇的人物故事可以看出，派克維爾一帶的居民並不是種族主義者。相反，正如作者在全書第五章中訪談過的幾位猶太裔、非裔與穆斯林所說的那樣，他們很能融入本地的白人社區，在海姆巴赫的種族主義遊行山雨欲來之時，本地的其他白人也曾經試圖保護他們。這樣的結果證明了主流媒體將川普、共和黨的支持者簡單化、標籤化為種族主義者的作法不能成立。
但為什麼川普在這裡這麼受到歡迎？或許，2020年10月的一場掃街行動的組織者羅傑．福特（Roger Ford），是理解這種情感的關鍵人物。
羅傑．福特：地方政治的活躍身影
「你就像把閃電裝進了罐子裡！」福特在接受採訪時興奮地形容這場遊行。他戴著紅色 MAGA 帽，站在車窗邊，帶領著超過 5,500 輛車輛組成的遊行隊伍從肯塔基的煤礦跑（Coal Run）出發。車隊從派克縣蜿蜒而過，穿過佩里、哈澤德和諾特縣，最終蔓延成一條長達 20 英里的隊伍，吸引了來自肯塔基及其他 15 個州的支持者參與。
這不僅是一場政治支持的集會，更是一場對地方身份的重新宣示。參與者揮舞著美國國旗，身穿紅、白、藍三色服飾，展示著濃厚的地方驕傲。「我們來自肯塔基的 30 個縣，甚至遠至路易維爾和印第安納州的人都來了，」福特自豪地宣布。對於他和許多當地人來說，這樣的活動是一種對外界對他們偏見的有力回應——「肯塔基」不再只是煤礦的代名詞，而是一個充滿愛國情懷和地方秩序的象徵。
羅傑．福特是一個複雜卻頗具代表性的人物。他自我描述為「出生於肯塔基，因上帝的恩典而成為南方人，共濟會（Freemason）會員。」作為一名商人和曾經的共和黨州議會候選人，他的背景讓他對川普的政治理念有著天然的共鳴。他支持生命權、擁槍權、建牆，並反對平權行動、公共學校和過度監管。對於民主黨，他更是將其視為混亂和墮落的代名詞。
福特對秩序的追求並不僅僅停留在政治理念上。他是派克維爾警察兄弟會的一員，積極參與地方公共活動，甚至曾經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遊行提供協助，隨後舉辦了一場「支持藍色」的集會。福特的支持者身份並非來自於單純的盲目崇拜，而是源自他對地方社會穩定的熱切期待。他認為民主黨對文化衰退的縱容——例如對性別流動的支持——正在破壞社會的秩序與傳統價值。
憤怒的根源：文化衝擊與社會裂痕
東肯塔基的川普支持者們，特別是像福特這樣的人，並非只是政治立場的宣示者。他們的憤怒來自於對地方經濟的衰退、文化的邊緣化以及被外界鄙視的集體痛苦。在福特的世界裡，民主黨象徵著混亂和衰退——無證移民、跨性別權利以及對傳統性別角色的挑戰，這些議題被認為是對地方穩定的威脅。
福特對跨性別議題尤其感到不安。他曾提到在派克維爾舉行的一場小型驕傲遊行，以及跨性別活動家在白宮草坪上的慶祝，認為這些行為會對傳統價值觀造成損害。「在我們這裡面對的所有困難已經夠多了，」福特說，「然後你們還讓選擇性別變得時尚？」這種對文化衰退的憤怒，進一步加深了他對民主黨的抵觸情緒。
福特的生活方式受到榮譽與秩序的規範，他對地方的熱愛來自於對歷史與傳統的深刻連結。在他看來，民主黨的政策讓地方社會陷入混亂，並破壞了對於生活穩定的期待。從對聯邦政府的不信任到對社會文化轉變的排斥，這些情感構成了支持川普的基石。正如福特所說，「這一切就是我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川普：從「好惡霸」到「上帝的工具」
「唐納．川普非常自戀，是個自戀者，但當他為我們競選時，這對我們來說是有利的。」福特在談到川普時笑著這麼說。對於像福特這樣的川普支持者來說，川普的性格缺陷——自私、自戀、報復心，甚至殘酷——不是他的弱點，而是他能在政治戰場上脫穎而出的力量。
這種看法與歷史上一些強勢人物的形象相呼應，比如 1930 年代的查爾斯．考克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或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朗（Huey Long）。對福特來說，川普繼承了這些民粹主義者的遺產，成為阿帕拉契地區「被遺忘者」的代言人。他的「強烈個性」被視為捍衛地方利益的「大麥克風」，一個能對抗外界壓力的力量。
「上帝派唐納．川普作為使者來理順地球上的事務，」福特曾毫不猶豫地這樣說。這種宗教化的支持使川普在阿帕拉契地區的形象不僅僅是一位政治領袖，更是一位「上帝的工具」。在福特眼中，川普的每一個缺陷，從自戀到固執，甚至是拒絕羞愧的態度，都被轉化為實現上帝目的的工具。他將川普與聖經中的缺陷人物（如挪亞、亞伯拉罕和大衛）相提並論，認為上帝經常選擇有缺陷的人來完成神聖的任務。
這種觀點並不孤立。當地許多共和黨神職人員，包括福特自己熟識的牧師，都將川普描繪成一個被上帝選中的領導者。當地牧師D. R. 哈里森（D. R. Harrison）說，「川普的行為不像基督徒，但他對教會幫助很大。」他還提到，他所參與的帳篷事工和復興會旨在「奪回我們的國家」，暗示川普不僅是一個政治人物，更是信仰復興運動的象徵。
「好惡霸」川普
這種支持延伸到更廣泛的文化敘事中，正如派克縣長安德魯．斯科特（Andrew Scott）所描述的，「川普是一個『好惡霸』，他強硬、刻薄，但這些特質使他成為保護阿帕拉契的屏障。」在右派的深層故事中，川普被描繪成排隊中的「耐心等待者」的捍衛者，對抗那些試圖插隊的「壞惡霸」，如聯邦政府、民主黨和大城市的精英們。
福特和其他支持者對川普的道德缺陷採取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將他的個性缺陷視為對抗更大威脅的必要條件。對他們來說，川普不需要完美——他只需要「足夠強大來對抗壞人」。
支持川普的情感來源：失竊的經濟身份
羅傑．福特對於阿帕拉契地區的描述揭示了三種明顯的損失：
1. 絕對損失：煤炭相關工作的減少，直接衝擊了當地經濟的核心基石。
2. 貶值：對遺產、土地和文化創造力等仍然存在的事物價值降低。
3. 相對損失：與城市生活價值的提升相比，農村生活的價值顯得越發微不足道。
這些損失帶來的不僅是經濟上的挑戰，更是自尊心的深層危機。福特頻繁旅行時，目睹城市的繁榮與農村的窘境形成鮮明對比，使他對自己家鄉的地位感到痛心。他認為農村人在國家敘事中的缺席是一種「被遺忘」的羞恥，甚至對他們傳統文化的貶低感到憤怒。
貶值可能是福特所描述的損失中最痛苦的部分。鄉村的個人身份和家庭連結過去是雇用與信任的基礎，但在城市裡，這些無形資本幾乎毫無意義。「在家裡，我可以說我是哈利的兒子；在城市裡，我只是個鄉巴佬，」福特這樣總結。這種文化的「無名化」讓鄉村人在外界眼中喪失了自己的獨特價值。
同時，對歷史的忽視加劇了這種感受。像福特這樣的鄉村人珍視祖輩在煤礦中的艱辛，以及為家庭付出的巨大犧牲，但他們認為，這些成就和痛苦的記憶正在被國家的主流文化貶低甚至遺忘。
支持川普的情感來源：失竊的文化身份
福特進一步指出，好萊塢和主流媒體對鄉村地區的形象描繪逐漸變得負面。他回憶起20世紀初期，鄉村美國曾經是英雄主義的背景，或者是一個田園詩般的避風港。但從《解救吾先生》（Deliverance）到《德州電鋸殺人狂》（The Texas Chainsaw Massacre），鄉村形象轉變為危險、荒誕和恐怖的代名詞。真人秀節目如《來了，蜜蜂寶寶》（Here Comes Honey Boo Boo）進一步鞏固了這些刻板印象，將鄉村人描繪成不知羞恥的喜劇形象。
當被問及主流媒體對鄉村人的描繪是否公正時，住在城市地區的受訪者中有一半表示肯定，而住在鄉村地區的受訪者中，僅四分之一同意。對福特來說，這些不公的刻板印象進一步深化了鄉村地區被「竊取」的敘事：文化、尊嚴和自豪感都被媒體的偏見剝奪。
福特將他的家鄉與暢銷小說《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中的第十二區進行了類比。在這部由蘇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所創作的反烏托邦小說系列中，一個名為潘恩（Panem）的虛構國家全國劃分為富裕的首都（The Capitol）和十二個貧困地區（Districts）構成。首都控制著所有地區的經濟資源，壓迫並剝削它們，維持自己的奢華生活。每年首都會舉辦「飢餓遊戲」，這是對地區叛亂的懲罰，也是首都維持統治的工具。首都要求每個地區選出一名男孩和一名女孩作為「貢品」參賽，直到僅存一人。遊戲中，每名貢品都被迫參加殘酷的生死搏鬥，直到最後僅存一人。這場比賽由首都廣泛傳播，作為對全國人民的威嚇。
第12區是潘恩國家中最貧窮的地區，主要負責煤礦開採。它位於地圖的最東邊，被認為象徵阿帕拉契地區，反映出經濟貧困和社會邊緣化。當地居民多數是煤礦工人或礦工家庭，生活在極端困苦中。基礎設施匱乏，社區環境荒涼，這裡的居民面臨飢餓和壓迫，且幾乎沒有機會翻身。這部著作的主角凱妮絲．艾佛丁（Katniss Everdeen）就來自第12區。她的父親在礦難中去世，母親和妹妹依賴她的狩獵技能生存。第12區象徵著被壓迫的農村與勞工階層，居民必須在艱困的條件下掙扎求存，並受制於首都的控制與剝削。
福特認為，阿帕拉契地區像小說中的農村地區一樣，被城市菁英和政府犧牲以換取利益。他認為，肯塔基州的城市地區——如路易斯維爾和列克星敦——正在掠奪農村的資源，如煤炭稅收入，卻沒有給予農村地區公平的回報。這種敘事將農村與城市之間的緊張關係形象化為「被剝削」的故事，使福特的憤怒更具有象徵意義。
《飢餓遊戲》中第12區的形象，對於像福特這樣的人來說，不僅僅是一個虛構的背景，而是現實困境的深刻象徵。它描繪了一個被邊緣化、被掠奪、被遺忘的地區——一個被認為不再具有價值的地方。而川普的「被竊取」敘事，正是對這種痛苦的一種回應：它將失落的驕傲、被掠奪的資源、甚至文化上的羞辱重新塑造成一個可憤怒、可對抗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