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的烏托邦，我的童年

陳衝的《貓魚》出版了。看到評論，便想看貓魚，也想去中央公園讀書。我剛剛搬到澤西城，澤西城是個神奇的地方，白天寂寥忙碌，人們把這裡當夜晚的驛站。新樓住着不適應美國舊公寓的留學生和年輕人們。kushner 集團的公寓樓高聳天際，樓頂圍繞一堆光圈。夜晚這個地方又像擁有生活： 有人在九月一日這一天，週日，美國勞動節的夜晚，放鞭砲。

美國哪裡可以買得到鞭砲呢？

也許生活與舊日沒什麼不同。在很久以前，我們的祖先白日狩獵，到白日耕種，如今白日匯入茫茫的城市人海中做一份工作，交換着金錢和口糧。 在共産主義社會中，在曾經的計劃經濟中，人們得到糧票——每個人做着一樣的工作，但和同事們住在一個大院裡，從生到死。人們的孩子出生就有世襲下來的朋友。那時的生活真同步啊。一個單位裡同歲的母親們同時生下孩子，孩子一起長大。

我出生在計劃經濟消失殆儘的那個90年代後期，我仍然擁有父母輩的緊密感情關繫網：我的院子裡的鄰居們都和母親在一個單位。單位很好，像一個小型的共和國： 我們有三棟7層的公寓樓，房子是單位員工專屬的，也是免費分的。我們公寓樓下有很大的草坪，院子，健身器材，還有一個露天泳池。單位的樓高高的，裡麵有健身房，有舞蹈團。 計劃經濟的日子像出生把一切都分配好了————尤其是人。生活圈子。那時我從小到大的幼兒園到初中，都是在單位的學校。我好像從出生前，就認識了那些朋友。

有時候我在思考計劃經濟的迷人之處。來到美國讀書，才知道共産主義這四個字像異域的神秘宗教一樣禁忌且備受打壓，或者通俗來講，共産主義這四個字是異域宗教裡的撒旦。沒有在大學讀過政治的boomer和boomer 下一代認爲其統一主義殘害個體性並且洗腦人民——去做集體性的壞事，在大學讀過政治的人認爲團結的力量強大所以是個人主義和自由資本市場的威脅，去過中國的人認爲中國是個活色生香的古老國家，哪怕是那些學者，那些研究中國的學者，比如我本科的人類學教授o先生，他研究的是古老宗族文化，古老滿族文化，農耕文化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碰撞（90-2010 年代興起的中國新貴的社會），而我不是，我對主義着迷。很多人避而不談曾經幾十年的中國，好像它失落了，隻記得它之前的古老中國，和如今亂哄哄，瘋狂，充滿深度，危險又迷人的高速髮展，但我記得計劃經濟。 那確確實實是烏托邦，是我童年安全感的來源。熟悉無比的人們一輩子住在一起，小區裡有那麼多免費的活動，食堂也是免費的。我以爲人不用賺錢就可以一日三餐。而那烏托邦也十分人文主義—— 我們家住在赫魯曉夫樓，每一間都平等地有東曬西曬的房間，後來18歲，我去了美國，我要花更多的錢租下來不朝北的，有陽光的公寓。後來我去香港，髮現也是這樣的。

直到成年的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過來小時候那些一輩子工作生活在一起的人的愛恨情仇，那些粘稠，友好的笑容和交流中有多少咬牙切齒和精神殘殺，有多少搓磨和折磨，而個人主義思想和本質的人，在那樣的日子中，精神和肉體摧毀。 曾經中國的人是行屍走肉嗎？ 我不記得，我記得我家人沒有一個將共産黨視爲圭臬，哪怕是受到共産黨照料的祖父也是，他們做做樣子，比如在單位冩共産黨的宣傳黨章，比如毛澤東死掉的時候在人群中假哭。中國人和其它人一樣，沒有那麼獨立的思想，也沒有那麼愚蠢的，笨拙的無腦追隨他人。 可是有時我又想，那樣的日子，在我童年早期究竟留下了什麼樣的烙印？我對金錢的無概唸，對金錢的冷漠是否來自於早期烏托邦式的生活，那驚鴻一瞥的，無法長存的理想，對我們這一代，又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它對我上一代的影響更爲深重——作爲在烏托邦中長大並度過人生前30年的那一代人來講，我的舅舅，我的爸爸，對所有新的事物都難以接受，難以接受到沒法學會用美團點餐，我常常説它們是氮氣--惰性氣體。它們是高級工程師，是教授，卻對資本市場一無所知，一輩子生活在一個旖旎的肥皂泡中，也對外界世界充滿敵意（當然這少不了共産黨的宣傳，就像美國宣傳共産主義一般）。但他們熱情，好客，不計較錢財和得失，像照拂親人般照拂落難的朋友——其中也少不了被騙錢，它們天真到愚蠢，笨拙到殘忍。四海之內皆兄弟，或者敵人，沒有陌生人。我爸常常説，這世界的一切都與他息息相關，每個人都與他有着千絲萬縷的緣分。

我不説共産主義是完美的，我隻是最早的時候，住在了一個新鮮空氣，人身安全，健身資源，陽光都沒有被金錢化，資本化的社會中。每個人都不是我的親戚，但每個人都像家人一樣擁有着共生的親密和痛苦。 中國也早不是新千年左右混亂，充滿機遇，罪噁，活色生香，複雜又充滿悖論的社會了。

美麗的舊世界，你在哪裡？ 你在我的記憶裡又將去向何方？ 即使我無法忍受你的平靜，渺小，即使我無法阻止你在髮展的進程中分離崩析，即使我學了很多關於你的理論，和你的故事，都在講你本質是無法長存，即使......童年是被保護的寧靜的，帶着玫瑰色眼鏡的時光，可我還記得樓下院子的大草坪，我和我出生前就認識的朋友在草坪上跳皮筋，炎夏的午後去單位食堂吃免費的午餐，我那個三室一廳，南北通透的，長大的，單位免費分配的房子，我們的遊泳池的池水在夏天黃昏閃爍着橘黃色的光，泳池旁邊總有免費的泳衣和眼鏡，我從出生起就認識的長輩們，它們每天穿的衣服，講的話，走路的姿勢，長輩家裡永遠有我的零食和飯。每個人都和我媽媽從小就認識，每個人的父母都和我姥姥姥爺從小就認識——它們曾經是戰友，一起上過抗美援朝，去過越南，它們曾經是中專的同學，在車間，紡織廠一起做30年工直到退休。

再之前呢？ 我姥姥姥爺的父母輩在哪裡？ 它們在共和國之前的舊中國——它們的父母是家道中落的地主，是逃亡落寞的滿清貴族，是地方官，是小資本家，是大字不識的農民，不論輝煌或落魄，它們死在共和國之前，它們的孩子來自中國的天南地北—都變成了共和國的孩子，讀書，被共和國分配工作甚至另一半，擁有房子和新的一輩子的朋友—我的姥姥很少回到她的祖籍——內蒙，我的爺爺不記得自己小時候和親人從山東逃難過來——但在這裡，我變成了這座城市的第三代，我的祖母輩將這裡變成了家鄉，是出國多少年，或者死掉，都要埋葬的地方：落葉歸根。我們中國人講究魂歸故土。 這是一部近代遷徙史。像共和國轟隆隆的車輪一樣，像我從小的城市被不斷改造的道路，河道，被推平又建起的高樓一樣，像不斷離開家鄉的人一樣。因爲政治敏感，所以沒有主流願意提起和紀唸，因爲複雜，多變和奇特，所以沒有人可以書冩和記載全貌。這是一部我生命最初對世界的映像，也許是我這一生的底色，反叛逃離也好，遵守默許也罷， 人是環境的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