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做爸爸該做的事
在2015年以犯罪驚悚片《踏血尋梅》一舉成名的導演翁子光,於一次田野調查中,深深受到「荃灣享和街弒母殺妹案」當事人的故事感動,決定再度挑戰自己擅長的奇案題材,以這起2010年轟動香港的弒親案為題,透過細膩而真摯的視角,深入探索案件背後的角色心理。因此,《爸爸》並不是一個簡單的Whodunit架構,也非翁導作品常見的Whydunit走向,本片更像是一部以「參與觀察法」為主的紀錄片,從旁捕捉父親永年如何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悲劇,並從中展開一場愛情、親情和責任交織的自我救贖。
就像2015的《踏血尋梅》,《爸爸》的劇情也未追求戲劇化的呈現,反而著眼於許多人習以為常的生活經驗,結合主角永年不久前的悲痛經歷,不帶一絲憐憫的敘述「世界不會因為誰的悲傷而停止轉動」的概念,使全片瀰漫著一股沉重的無力感。雖然這讓《爸爸》在兩個小時的篇幅中缺乏顯著的情緒起伏,可能導致沉悶的觀影體驗,但也正是這種貼近現實的內容,賦予了電影寫實性和紀錄片般的真實感,並透過角色細膩且克制的情感表達,讓觀眾在這無聲的共鳴中感受到生命的無常與個體的渺小。
而倒敘和插敘,是翁子光導演作品中常見的敘事技巧,這種手法多數時候是交代劇情用的黏著劑,能夠為角色的行為和情感提供更多解釋,像導演2015年的《踏血尋梅》,便是藉由不同時間點的劇情交織,層層剖析錯綜複雜的案件真相和兇手動機。但《爸爸》裡跳躍式插敘的使用,更像是在將父親的內心狀態具象化,一段段回憶毫無徵兆的切入且不著痕跡的淡出,使觀眾切身感受到永年無法從傷痛中抽離的狀態,並讓我們透過片段式的回溯,伴隨永年在平淡無奇的回憶中,拼湊出導火線被點燃的根本原因。
然而,隨著故事推進,這些閃回並未承載任何解謎的功能,插敘的瑣碎和平淡,也似乎是導演有意為之,旨在以零散的閃回,讓觀眾感受到父親反覆掙扎,卻始終無法拼湊出真相的迷惘和痛苦。厚明的弒親行為究竟是精神分裂症作祟,還是父母親的管教方式在潛移默化中釀成悲劇?抑或是其他無法察覺的原因?《爸爸》既未將矛頭指向任何一方,也無心深究犯罪心理或因果推理,甚至無意延續導演作品中的一貫視角,即對香港當代社會現象進行批判,反而將鏡頭聚焦於父親永年,刻劃他在事件之後所經歷的碎裂與重建。
影帝劉青雲的表演當然是功不可沒,「市民劉先生」在這裡展現極為樸實的形象,呈現的情緒乍看之下是單一的悲傷,實則蘊藏著豐富層次的憂愁,精準詮釋如行屍走肉般獨活於世的狀態。而本片的抑鬱情感不僅表現在劇情和角色,更體現在視覺影像,藉由靜謐的畫面和固定的長鏡頭捕捉細微的情感波動,並利用重複的鏡位安排,喚起角色與觀眾因睹物思人而產生的情感共鳴。適度的畫面留白,也有效讓父親的掙扎與無奈更顯立體,使角色的複雜情感得以餘韻悠長的傳遞,連帶推動電影情緒張力的昇華。
此外,《爸爸》也在視覺上設計了許多「隔絕」的符號,無論是車窗、嬰兒室的玻璃窗,還是法庭上被告與群眾之間的圍欄,父親入監探視兒子時,亦是隔著玻璃對話,這些透明卻無法穿越的障礙,象徵著父子之間的隔閡與疏離,即便永年能看穿玻璃後的景象,感受到兒子隱約流露的情緒,卻仍無法實際真正接觸、理解兒子的內心世界。而特別選用的4:3長寬比,一方面模擬觀賞家庭錄影帶的體驗,另一方面也透過銀幕空間的壓縮,強化永年在事件後的孤獨和無助,讓片中的陣陣哀愁,如涓涓細流般滲進每一幀畫面。
多數時候,我們理智上理解死亡的必然,情感上卻往往無法輕易釋懷,特別是《爸爸》中的父親永年所面對的,並非僅是妻女死亡的事實,還有案件過後隨之而來的情感糾結,畢竟厚明既是殺害妻子和女兒的兇手,同時也是自己親手養大的兒子。永年身為受害者,當然無法原諒這宗慘案的兇手;但身為父親,更無法割捨內心對兒子的愛。故此,永年在事發之後致力於解開心中的困惑,彷彿那個答案能撫平內心的傷痛,然而,真相的缺席卻讓悲劇留下的痛苦更顯無情,「放下」對他來說也無疑是項難上加難的課題。
但《爸爸》在刻劃父親心理矛盾的同時,也藉由結尾的安排告訴我們,不是所有結果都有原因可尋,有時再怎麼放不下,唯一的出路也只有放下。片中的父親永年雖深陷無盡的痛苦和困惑,但最終也不再讓回憶牽扯自己,選擇靜靜的與兒子共享一頓簡單的午餐。這裡漫長又無奈的放下,並不意味著理解或原諒,而是一種深刻的自我寬恕,學會在愛與痛之間找到平衡。電影的結尾便是透過永年多年後的行為和態度,傳達出一個殘酷但現實的訊息,即不必對所有的問題尋得解答,唯有適時放手,痛苦才得以隨風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