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兵，為何而生，為誰而戰，為啥而死，都不知道！
換上「解放軍」的帽徽追擊國軍
說起來，真矛盾又好笑。台灣兵，為何而生，為誰而戰，為啥而死，都不知道！一下子，日本兵，一下子，國民黨兵，一下子，中共人民解放軍戰士，怎不令人摸不著台灣兵的中心思想。
說是「志願兵」嘛，不是；說是「傭兵」嘛，連每月的薪餉都繪在牆壁上，更甭說要扶養父母、妻子或弟妹。說是「義務兵」嘛，那就更荒謬了。
說實在的，本書裡所敍及的所謂「台籍老兵」，不少人要投入「國民黨軍」以前，曾經當過「日本軍人，軍夫」，而當了「國軍」之後，他們誰也沒想到會再當「中共人民解放軍」！
原國軍七十師 一三九旅二七九團二營二連的薛悟郎（屏東來義鄉人），他感慨地說：
「我在准海戰役的最後階段被俘。起先他們（解放軍）把我們（國軍俘虜）集中在一個營地裡，給我們上政治課。後來，叫我們回家。我家在台灣，大陸上無家可歸，也沒有親戚可投靠，語言又不通，祇好要求留營當兵。我們台灣兵，一夜之間變成「人民解放軍」的戰士，反過來追擊國軍了。我們在江浙一帶掃蕩國軍之後，部隊開到上海，準備渡海「解放」台灣，我心裡暗喜，這一下可以回家囉。誰知岱韓戰爆發，回家夢碎，我們被派到寧波，守岱山。」
原國軍七十師一四〇旅的巫紹均（苗栗造橋人）在訪談中說：
「一九四七年，我在魯西南戰役（魚台）被俘後，不久，即被編入解放軍，反過來追打國民黨軍，作戰半年之後，被調到河北石家庄軍政大學學習。一九五〇年，我隨第三野戰軍到上海，準備渡海接收台灣。
原國軍七十師 一三九旅山炮營通信排的葉添興（苗栗南庄人）說：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在山東六營集被俘，心裡非常駭怕，不知道會不會怎麼樣。後來，我發覺「八路軍」倒蠻有一點人道，不虐待俘虜。我就參加了解放軍，開始攻打國軍。可是，那裡面有很多我們一道從台灣來的戰友呢！我覺得這樣殺來殺去，說不定會殺死自己的人，那多殘忍。所以，不久我就脫逃到上海。因此，文革時，我被列入『監視』份子。」
原國軍七十師一四〇旅二八〇團一營三連陳震（台北市人，已病故）的兒子告訴著者說：
「從我父親生前口中，我知道他於一九三九年到廈門來參加『台灣抗日義勇隊』，勝利後回台，但一九四六年底又參加國軍七十師來大陸作戰。第二年（即一九四七年），他就在山東魯西南戰役被解放，被收編入解放軍的部隊，後來又調到華北軍政大學台灣隊受訓。結業後，到上海準備回台接收，但因韓戰發生，回去不成，一直到他臨終，都在惦念家鄉！」
原國軍九十五師二八四團運鯰連的賴玉生（台南新營人），敍述他的被俘過程說：
「一九四九年一月，共軍進攻天津時，我被俘了。他們把我收編入華東第三野戰軍整編第二十二軍步兵營。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參加渡江（長江）戰役，追擊國民黨軍，五月又參加上海戰役。一九五〇年五月，國軍撤出舟山，我們就進駐舟山群島了。」
可見，國軍台灣兵被俘後，除了換上解放軍的帽徽，反過來攻擊國軍之外，別無選擇。
諸如：原國七十師砲兵團的戴國汀（新竹湖口人），被俘後，被收編入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三十一軍九十三師，參加上海戰役。原國軍六十二軍軍部汽車連的陳江（台南市人），被俘後收編入解放軍第三十九軍一一五師三十八團，攻打北京國民黨守軍。
原國軍整編七十師一三九旅二七八團一營三連六０砲班的林明德在立法院「原國軍台籍老兵索討公道公聽會」上陳述：
「被俘後，共產黨起先對我們很好，吃得飽，把我們集中到上海，聽說要我們當作「第一線」去「解放台灣」。後來，朝鮮打起來，共黨就把我們解散，我被分配到福建華安農村當農民，後來則到苗圃工作，工資一個月六元人民幣。」
原國軍廿一師一四五旅四三五團的鍾玉輝高雄縣美濃人），說他曾經於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被日本人徵召為「南方派遣軍」到南洋跟美國人作戰，一九四五年終戰返台，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他因參與事件，清鄉時被捕，坐了四個月牢之後，被送入軍隊，於一九四七年九月隨廿一師到上海，參加過南京、湖北等地的各大小戰役，在山東碰到新四軍，作戰被俘。
被俘後，解放軍以他「作戰經驗豐富」為由，馬上被編入解放軍回過頭追擊國民黨軍。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他被調到華南，準備過海解放台灣。結果，韓戰爆發，共軍放棄攻台，派他當「人民志願軍」去「抗美援朝」，直到韓戰結束，才回到廈門。在韓戰時大腿受傷，一直沒有治好，現在變成了「廢人」。
從軍中「轉業」到社會
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韓戰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署。歷時三年多的韓戰宣告結束。
沒有化成砲灰的「人民志願軍」台灣兵也鬆了一口氣。
韓戰既結束，「解放台灣」又遙不可及，中共沒有大戰線，於是，中共當局讓台灣俘虜兵「轉業」到各地方單位去服務。
幸運的人，獲准依照自己的意願分發到嚮往的地方，或被分發到清閒單位服務；歹運的人，被配發到僻遠地區；或派到農場、礦場或工廠去做工。但，不管怎樣，總比在軍中當「戰士」好得多。
從一九五O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五年上半年，這段期間可以說是「解放軍」台灣兵的蜜月期。有些「優秀」的台灣原住民被選送到少數民族的「民族學院」去進修了。有些「優秀」的台灣客家子弟，被選進衙門做官了；有些「優秀」的台灣福佬人，被選派到工商企業界去當副經理或管理員去了。甚至，有些人被調到「統戰部」管轄下的「對台辦」或「台聯會」當副主任或副會長。還有，有些人更幸運，被「選」為縣、市、省，乃至全國人代或「政協」。
滯留大陸的台灣兵，沒有結婚的，都找對象成家了。沒有宿舍的，都申請到手了。好不一片「偉大的祖國」，「充滿希望的第二故鄉」景象。
然而，好景不長，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共中央發出指冷；全軍展開「肅反運動」。
被扣上「反革命份子」的帽子
最先觸到霉頭的是，那些運違沒有轉業，仍在軍中的台灣兵。他們幾乎都被「請」去重新交代「歷史」，甚至要交出祖宗八代的身世。天啊！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有幾個能夠交出八代祖宗是誰呢！？於是，大部份的原國軍俘虜台灣兵都被扣上「歷史反革命」的高帽，胸前掛著「反革命」木牌，或遊街，或被大衆批鬥。甚至連妻子和子女都被列為「黑五類家屬」，受人歧視和侮辱！
一九五六年二月五日，中共總政治部發佈「關於軍隊參加和支援農業合作化運動及農業生產的實施方案」，要求全軍除應完成訓練、作戰等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任務以外，還應當盡一切可能，利用訓練和戰鬥的空隙，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完成中共中央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所提出的各項任務而奮鬥。這一道指令，使很多台灣兵下放到農場。
其實，這還不算什麼。原國軍台灣兵俘虜，眞正苦難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段期間，幾乎所有原國軍被俘滯留大陸的台灣兵，或多或少，或直接、間接受到迫害。他們的罪名，不外是：「歷史反革命」、「國民黨特務」、「台灣人特務」，重者判刑十年八年，加上強制勞改，輕者被揪頭髮批鬥、下放勞改。因此，在這文革期間，所有在大陸的台灣人，都屏息畏縮，連台灣的「台」字都不敢說。
這場浩劫，不懂受苦的是台灣人，也不僅是原國軍被俘台灣兵，連從日本學成回「祖國」服務的台灣人留學生，連元老級台共謝雪紅也被鬥死，而且不知道多少中國老百姓因而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原國軍海南島空軍航空站的羅登輝（台中縣豐原人，已病故），曾經被依「歷史反革命」罪名，判十年徒刑，刑期滿後，還勞動改造兩年半。
原國軍七十師一三九旅二七八團的林明德（台東長濱人），舉行公聽時含淚說：
「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以我是國民黨兵，有可能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用鐵絲把我雙手御著吊起來，問我打死多少几路軍。我說我怎會知道，六〇砲打出去，很遠，根本看不到。
他們認為我頑固，就把鐵絲鬆開，把我捧落地上，這樣反覆迫供。我不堪刑求，死了兩次，每次死去，他們就給我潑上冷水，讓我活過來，再審。最後，他們問不出所以然，竟把我丟到牛洗澡的水坑裡。坑裡的水有一尺半深，他們用石頭丟我，頭破了，血流滿面，但紅衛兵還不罷休，用槍托和槍口打我的胸和背，差一點把我打死。
「一個月後，我被送去勞改，每日要挑大石頭。我太太娘家有六分地，也被列為『黑五類』，國小老師的工作也丟了，跟著我去勞改，三個兒女去學校讀書，也因被指為爸爸是國民黨兵，而被欺侮、趕走，啼啼哭哭回來！」
原國軍七十師一四〇旅二八〇團的張騰旭告訴探訪他的媒體記者說，一九六一年他任職於上海交電（電信公司）公司，有一天從杭州出差回來，交電公司黨支部書記說要見我，用吉普車把我載到「閔行看守所」，一關三個月才提審我，指我是遠東國際間諜，原來我因工作上的關係，幫一位從日本回來的華僑擔任翻譯，而他太太竟是一名間諜。共產黨也指我是國民黨的特務，把我雙手反銬起來，最長一銬就一個月，手銬一拿掉，皮都裂開，流血了！後來，我被判刑三年，送到安徽北湖農場去勞改，吃不飽，皮包骨頭，過著非人的生活⋯⋯⋯•」
原國軍六十二軍獨立九十五師二八四團的賴玉生說他被迫害的經過：
「中共搞「肅反運動』時，我因『歷史』交代不出來，他們說我歷史有問題，把我配發到內蒙古哲盟奈曼旗易乃鄉的集墾農場勞改，在那被一般社會隔絕的草原農場裡，每天不是犁地、翻土，就是除草、施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和馬羊為伍，一呆就是四十多年。古時候的蘇武，被配發到北海牧羊，才十八年呢！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才離開內蒙回到台灣。」
原國軍整編七十師一四〇旅二八〇團的陳震（台北市人，已病故），據說文革時，不堪紅衛兵揪鬥（揪頭髮批鬥），自己把頭髮剃光了。
由此可見，每一位被俘滯留大陸的原國軍台灣兵，都有一部辛酸史！
- 摘自《台籍老兵的血淚恨》，p.111–118，許昭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