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第一節有這麼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在千百萬俄羅斯農舍中,既沒有也不可能有任兩座完全一樣。但凡有生命的東西,都擁有其各自的特性。兩個人不可能一模一樣,兩叢薔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樣。若是強行消除生命的獨立性與各自的特點,生命就會消失。」
倘若連無生命的農舍都能保有個體特徵,當年多數人為何明明活著卻終日急著消除自己以及別人「生命的獨立性與各自的特點」? 令他們害怕的究竟是心靈的死亡,還是某種與眾不同?
我想或許是後者。
所謂的眾,說穿了就是「黨」的邏輯,那套邏輯未必源於共識,實務上甚至還有點莫名其妙(比如「一旦離開德國,無論在國外如何循規蹈矩,都會成為政治敵人」、「小偷與盜賊,在政治犯集中營裡是享特權的人;警方依靠他們監視政治犯」),但是一切看在眼裡,最有資格懸崖勒馬的「各國革命家」又在忙些什麼呢?
不知道。
依靠檢討當權派起家的革命派,站穩後立刻轉向,加強力道排擠周遭任何可能浮現的歧見,於是世界彷彿簡化到只剩敵友關係,然而無論是敵是友,準則都是由「黨」制定,若要讓人民深信此類受控優於彼類受控,除非採取威脅利誘,否則很難貫徹。不過,如果革命的初衷是為了彰顯多元價值,使分配更公平、人類更自由,那麼拿革命作藉口,逼迫所有人服從,將立場相左者(比如「逃避兵工廠與軍事工程之勞動」、「跟朋友交談時說了一些不滿法西斯制度的話,或是說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玩笑」)定罪,這樣營造團結假象的革命手段,真的有比革命前理想嗎?
話說回來,正因為「生命的獨立性與各自的特點」經常不被尊重,才會讓諸多以革命之名行報復之實者有機可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