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施寄青是婦運的重要人物,《走過婚姻》以及她妹妹與家暴妹婿的官司,以及因此推動的家暴法修法,民法親屬繼承編修法,都是她對我國法治還有社會不可忽視的貢獻,但一碼歸一碼,這裡就她後期的著作來評論,畢竟這本書不是談社運,也不是談神鬼,所以任何批評之處都沒有不適當才是。
當然地我們在看待事情時不能以後見之明去度前先之濁,然而卻總能在2020年的現在發現到過往的「學人」其實多少都相信著「中華五千年」線性歷史觀,這或許也是因為當初能成為學人的都是外省人血統,尤其是自成一掛就會弄得越來越濃。即便創造「醬缸」一詞的柏楊其實也是有著大中國思想,這些人的差別其實只在於承不承認台灣的獨立地位而已,然而對於偉大中國傳統—五千年,傳統,曾有過的榮華—則是沒有疑義地承認。阿里夫.德里克的《殖民之後?台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已經解構了這個線性歷史,於此就不再多說,簡言之「中國」的概念只不過是清末民初時梁啟超根據 China 這個名詞所翻譯出來,只因為要迎合鴉片戰爭後不得不的現代化的政治創造而已(甚至以往只能稱作朝代,而無國家—State—Nation的概念)。於此,施寄青也不例外,
「而中國卻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滅絕過的國家和文明。」
「李敖常誇口書他是中國五百年來第一人,我跟他開玩笑說我是中國五千年來第一人,自古以來,女人能像我這樣將人生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有幾人?...」
甚至狂妄地說:「當年若不是父親及李彌(他的軍隊後撤至泰北成了泰北孤軍)等人牽制住中共的精銳部隊,台灣哪有可能偏安五十多年。固然台灣是靠美國撐腰才獨立了五十多年,但若不是從三十八年下半年到三十九年年初這一段關鍵時刻,西南一些殘部的負隅抵抗,今天根本沒有統獨問題。選舉時,叫囂著『中國豬滾回去!』的台灣河洛族群從不肯正視史實,沒有這些參與八二三炮戰的老兵,以及我父親這樣的人,今天大家都是中國豬,還輪到先來的中國豬罵後到的中國豬嗎?」
書中甚至把陳水扁這位台灣第一位民選的「黨外」執政者給比擬為魔頭,外省人情結可見一斑。
施寄青以自身從事婦女運動而自豪,而在那個年代的女人確實是被束縛著(至今仍然),所以當然不可忽視她在歷史上的地位,但是她自身卻也是「父權」的,:
「我不准他們囉唆,要他們繼續到慈惠堂報到。其實我除了拿他們當白老鼠,更希望藉此讓他們本土化,深入台灣的民俗信仰,對其有些粗淺的了解。」
她強要兒子們從事她想要他們從事的活動,並且以她自慢的「豪邁」給以飾過,但是父權社會的本質不正在於其中的「支配」嗎?尤其父權並非單指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而是整體社會對於社會中所有個體的壓迫,所以即便是女人也被女人壓迫著(婆媳),男人也被整個社會壓迫著(男兒有淚不輕彈)。但我們所存在的社會似乎有種因為從事某種事業(例如社會運動)就可以豁免批評的迷思,甚至行為者也自認為自己是社會改革「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的條件因果關係,甚至抬升自己為真理的創造者,但若我們後設地看,反而其比父權還更加地父權也未必。
書中充斥著的各處對於自己盛名的謙虛,其實只是種假性的遜讓,例如她這麼說:
「就如同我的盛名,我原以為自己會揚名文壇,最後卻成了台灣婦運的戰將。」
「...沒有父權社會對女人數千年來的壓迫,也造就不出我這個婦解份子。」
「我對弟、妹應說抱歉,只因他們有我這個名人姊姊...」
「弟弟從小活在我們兩個出色的姊姊的陰影下...」
這無疑地就是道德流氓的行徑,於此即為只要先以謙讓的詞語說出了抱歉,就能為本身的自大開脫;或是遍處可見得大刺刺式的發言或許會博得別人的喝采,因為說出別人不敢說出的話(尤其那個時代),但誠實道出他人胖醜也未必不會傷人。最重要的是如此言論並不等同真理,反更像是特意地表現出一種豪氣來譁眾取寵。話說重些就像2018年的高雄市長當選人說話搏得喝采,但其中卻無任何可被確立的論據。
施在裡頭對於神鬼之說既是批判又是贊同,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很詳實地非全盤皆採,卻是有根有據地一一理性檢視。但是,玄學之說如何論辯?齊克果對於信仰的立場一直是我很認同的觀點,亦即,信仰本身就不是理性可以解釋的,需要一個跳躍(the leap of faith),我們才能到達另一個範疇,正是因為超越常理(reason),信仰才稱作為「信仰」。那在信仰的範疇有什麼好辯詰的呢?
但在裡頭,施卻東批點、西指教,似乎自身有著學術基礎的超然,因為偶不時會出現一兩位西洋的學者的名稱,然而她卻斷言通靈可以是真的,未來是不可測,故而算命都是假,理據是因為人的意念一直在變,所以未來本來就不可預測,但是通靈見鬼與靈交談,都是真確的。這樣的論說只會令人直搖頭,因並非從事婦運(或各種社運)成功就代表各個領域都能精通,尤其是神鬼之說是否能稱得上一個「領域」都是個問題。當代學科的精細分化已非狂言可涵蓋,尤其施在書末還大談中醫,稱血液循魂並非以心臟作為幫浦輸送血液,而是「共振」五臟六腑,尤其自恃於身材保養減肥成功,是因為有中國工程師設計好頻譜儀讓氣血循環好,還放上了公司、網站與電話在書中進行無遮掩地「業配」,實在令人汗顏。當然學科現在已經區分出百門,惟知識的真理卻仍有著客觀永存的絕對性,故而笛卡爾之所以稱作思想家是因為他的論說都在知識的範域中,冠名為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只是因為學科的殊化結果我們用來理解他思想整體的工具名稱而已;但就施的部分而言,言論只不過是厥詞妄言,與思想家相距的十萬八千里也不會因此拉近,但對她來說或許還會以自身的「俠女」性格而無視他人的「非議否論」,卻或實質上僅是成名後不接受任何批評的自大而已。
除了前先提到施寄青自身的父權行徑之外,她這樣看待宗教,
「孔子言必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實他的學說完全是自己建構出來的。而這些經典形成的時代和地點,全是父權社會。上帝也好,佛陀也罷,常是父權的化身。」
某些基進的女性主義者也會這樣去推翻歷史上所存在的所有制度、文化、社會以及宗教。但若我們僅以單一觀點—性別觀點—來審視所有的事物,當然我們可以一竿子打翻整艘船—整個人類歷史。惟,我們省思人類歷史的各種事物並非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去檢視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制度?這樣的制度需要什麼樣的改變?權力是政治社會的本質,本身就無法脫免,重點是我們要看見其中的權力關係(支配與被支配),而不是簡單指出「這是不當的權力支配,打破桎梏!」就竟其功了,若此,知識與其實踐也未免太容易了些。
如果真的是開明的,或許也不會有著腐迂儒教思想中把哈佛學生、醫生學子三不五時寫在書內,說通靈人稱她前世是文天祥,對於「靈異」的研究是「踢館」、「交手」、「過招」,更不會繼父死亡時還要與弟弟、弟媳一起磕頭。時代當然有他的侷限,但既然我們不在再身處那個時代,也沒有任何偶像好供奉,就應該要指明白曾經被視而不見、睜眼閉眼蔽蓋之處。
難道我們今日還能容忍,「在中共解放西藏後,一般人才得以窺見達賴、班禪如何豪華舒適的生活...」這樣的言論嗎?無論是何種形式的解放,對於一個民族干涉,本身已經違背人的自主性(autonomy),就像也已經走偏了的性別學者夫妻二人(何春蕤、甯應斌),雖然嘴上總說著:「性別解放」等政治正確的話語,但回到更根本的「人」的議題時,卻站在壓迫者的那方。
於此,我們或許就能看見、思考,究竟我們是先作為「人」還是先「男人 / 女人」呢?若性別學者是以前者作為立論基礎,但面對到同樣是人的議題時卻反常地「反人類」,能說這樣的學人具有言行一致的德行嗎?或其終究只是識時務之俊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