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代的墨西哥雖然處於動盪之中,但德克薩斯的情況也不遑多讓。當巴斯克斯的突擊隊於1842年3月第一次襲擊聖安東尼奧後,總統休士頓便立即要求國會召開緊急會議,稱墨西哥人極有可能威脅首都奧斯丁,應將首都再次遷回休士頓。
這不是休士頓第一次有此企圖,早在1839年,科曼奇人便曾多次襲擾奧斯丁,而包含國家檔案館在內的幾個機關為了安全起見,暫時搬到南邊的休士頓辦公;支持休士頓的報刊便以此為藉口,建議應將首都搬到情勢較穩定、人口也更多的休士頓,但在拉馬爾執政期間,遷都計畫便遭到擱置。當休士頓於1841年挾著絕對優勢回鍋之時,他更是處心積慮的要達成這個宏願。
1842年3月10日,休士頓向戰爭部長霍克利下令,由於首都奧斯丁已陷入危險,應儘速將政府機關搬遷到安全之處,他口中的「安全之處」當然是休士頓。然而奧斯丁的居民對此嗤之以鼻,雖然先前曾考慮過戒嚴或疏散,但他們認為首都依然安全,墨西哥人已在撤退(巴斯克斯的人馬在3月7日撤走,但休士頓可能尚未接到消息);若政府與總統貿然離開首都,反而是帶頭打擊自己的士氣。奧斯丁的居民甚至還組織了巡邏隊,攔檢每一輛離城的馬車,防止任何政府檔案被搬走。休士頓的私人秘書米勒(Washington Daniel Miller, 1814 – 1866)也表示:「奧斯丁居民寧可拿槍保衛政府檔案,也不願和墨西哥人打仗。」6月27日,休士頓在休士頓召開一場國會特別會議,但遷都的計畫還是遭到否決。
9月,沃爾遠征隊再次攻佔聖安東尼奧,這回墨西哥人來勢洶洶,休士頓的態度也更加堅定。12月9日,德克薩斯國會在布拉索斯河畔華盛頓開議,親休士頓的參議員格里爾(John Alexander Greer, 1802 – 1855)提案將國家檔案館搬到休士頓,卻在表決時出現了意外的平手僵局;副總統兼參議院議長伯勒森最後投下關鍵票,否決了這項提案。但休士頓沒有放棄,一方面要格里爾繼續提出搬遷其他機關的議案,但將目的地暫時留空以緩和反對意見(反而使大家都在爭要搬到哪),另一方面也派人展開行動,打算來個先斬後奏。
遊騎兵湯瑪士.史密斯(Thomas Ingles Smith, 1800 – 1848)上校與伊萊.錢德勒(Eli Chandler, 1798 – ?)上尉接獲休士頓的指示,以防範原住民襲擾為名,帶領一隊遊騎兵進駐奧斯丁,見機將國家檔案館搬到國會所在的布拉索斯河畔華盛頓,並囑咐他們儘量避免引起居民注意,千萬不能爆發衝突。
12月30日清晨,史密斯帶著二十多位部下、駛著三輛馬車悄悄來到國家檔案館,準備秘密運走檔案罐的館藏。不料,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住在附近的旅館老闆娘安潔莉娜.埃伯利(Angelina Belle Peyton Eberly, 1798 – 1860)看在眼裡,她當機立斷跑到國會大道(Congress Avenue)上,那兒安放著一尊用以防備原住民的小型六磅榴彈砲;安潔莉娜將砲口對準檔案館,毫不手軟的轟了一發。
這一砲擊中檔案館的建築,造成建物輕微受損,無人受傷;史密斯眼見事跡敗露,立刻落荒而逃,奧斯丁的居民也被這一砲驚醒,立刻四出搜捕可疑人物。史密斯等人雖刻意往反方向逃走,但因下雨造成地面泥濘,裝載檔案的車輛難以行動,一整天只前進不到30公里,當晚在布拉希溪(Brushy Creek)溪畔的金尼堡(Kinney's Fort)過夜時被劉易士(Mark B. Lewis, ? – 1843)上尉帶領的民兵追上,只好束手就擒並將檔案全數交還。
國會聞訊後立即對此展開調查,他們認同奧斯丁的確受到軍事威脅,但危險尚未達到必須遷都的程度,休士頓未經國會批准便下令搬遷政府機關的行為已經違法。不久,國會再次進行表決,若與墨西哥之間的關係繼續惡化,是否應該考慮遷都?這場表決又出現平局,這回伯勒森最終投下了贊成票,參議院表決通過,但眾議院卻將其退回,最終不了了之。
遷都計畫雖然從未實現,但從1842年9月起,德克薩斯國會與多數政府機關實際上都在布拉索斯河畔華盛頓運作,奧斯丁在往後數年人口不斷減少,但檔案館始終不動如山,直到德克薩斯併入美國,所有政府機關遷回奧斯丁,這座城市也從此奠定德克薩斯首府地位至今。
這起衝突被稱為「檔案之戰」(Archives War),雙方無人傷亡,奧斯丁的居民贏得了榮譽與首府的地位,休士頓則顏面掃地了一回。旅館老闆娘安潔莉娜事後被尊為英雄,她的銅像於2004年豎立在奧斯丁國會大道上,紀念她守住了這座城市的地位。
檔案之戰還算是喜劇收場,但困擾著德克薩斯的另一場內戰已經默默的打了三年,這場戰爭名為「監察者與調和者之戰」(Regulator-Moderator War),或稱「謝爾比郡戰爭」(Shelby County War)。
謝爾比郡位於德克薩斯東北部,郡治謝爾比維爾(Shelbyville),與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隔著薩賓河(Sabine River)相望,郡名來自美國獨立戰爭的猛將、肯塔基州首任州長艾薩克.謝爾比(Issac Shelby, 1750 – 1826)。薩賓河向來是美國與德克薩斯的邊界,政府控制力薄弱,不法之徒橫行,兩岸向來被戲稱為中立地帶(Neutral Ground)或「薩賓自由邦」(Sabine Free State)。
謝爾比郡各個農莊之間土地糾紛十分嚴重,居民積怨已久,從單純的爭執逐漸惡化到偷竊牲口、縱火燒屋,接著糾眾械鬥仇殺樣樣來;從墨西哥到德克薩斯政府都對此無可奈何,只能放任這些刁民整天鬧事。
經過十餘年的械鬥,謝爾比郡的武裝大致上分成兩大派系,先是一夥名為「監察者」(Regulator)的組織在1840年左右出現,聲稱要遏止謝爾比郡猖狂的犯罪行為,實際上卻是藉機尋仇;為了對抗監察者,敵對的農莊也結合成立了「調和者」(Moderator)組織,兩邊衝突越演越烈,從謝爾比郡打到鄰近的其他行政區,甚至附近最大城鎮納科多奇斯也遭受波及。
1840年,謝爾比郡治安官喬治(Alfred George)與一位名叫古柏瑞(Joseph Goodbread, ? – 1840)的居民因土地糾紛鬧上法庭,治安官傳喚居民查爾斯.傑克森(Charles W. Jackson, ? – 1841)作證釐清案情。傑克森原本是密西西比河上的駁船船長,在路易斯安那犯罪而逃亡德克薩斯,他與古柏瑞之間早有嫌隙,這回給他逮到機會,一槍便了結了古柏瑞。
傑克森聲稱古柏瑞就是個強盜,先前不但燒了他朋友的穀倉,還曾陰謀偷襲他。槍殺古柏瑞之後,傑克森糾集了不少同夥,成立「監察者」組織,宣稱要一勞永逸的解決謝爾比郡的土地爭執。當然,他的對手們隨後也成立了「調和者」展開反制,推舉愛德華.莫謙特(Edward Merchant)為首領,副治安官詹姆士.克拉文斯(James J. Cravens)與民兵首領約翰.布萊德利(John M. Bradley, 1800 – 1844)也參加了調和者一邊。
傑克森雖然因涉嫌謀殺古柏瑞而被送上法庭,由哈里森郡(Harrison County)法官約翰.漢斯福(John M. Hansford, ? – 1844)主審,但監察者們指控漢斯福與古柏瑞私交匪淺,又和調和者勾結,早已未審先判。1841年7月12日審判當天,監察者們抄起武器包圍法院,漢斯福根本不敢現身,審判當然無法進行,傑克森不但繼續逍遙法外,還唆使手下公然襲擊調和者的農莊報復。
不久,傑克森和一位名叫韓福瑞斯(Squire Humphreys)的偷馬賊起了衝突,韓福瑞斯被監察者們押到街頭公審,傑克森更恐嚇要他滾出德克薩斯,否則就等著吃子彈。韓福瑞斯逃到北邊的帕諾拉郡(Panola County),找上調和者成員「老虎」吉姆.史崔克蘭(James "Tiger Jim" Strickland)和「鹿皮」比爾.麥克法登(William "Buckskin Bill" MacFaddon),準備向傑克森復仇。
老虎吉姆是來自路易斯安那的竊賊,逃亡到德克薩斯後依然本性難移,涉及多起偷盜牲畜和偽造文書的勾當,在某次偷馬時槍殺了與自己有私怨的目擊者奧德爾(Ben Odell),雖然因為受傷被捕,但卻獲得保釋,暫時躲到其他城鎮避風頭。支持調和者的史崔克蘭與麥克法登兩家族吃了監察者不少悶虧,早就磨刀霍霍。
幾天後,韓福瑞斯一行人潛回謝爾比維爾,在表弟麥克魯爾(Benjamin MacClure)掩護下,老虎吉姆、鹿皮比爾與他的兩個兄弟法蘭克(Frank MacFaddon)、魯弗斯(Rufus MacFaddon)伏擊了傑克森,當街將傑克森與手下勞爾[1](Sydney Lauer)亂槍射殺。
傑克森死後,監察者們推舉查爾斯.穆爾曼(Charles Watt Moorman, 1817 – 1850)繼任首領。穆爾曼於1837年從密西西比州搬來德克薩斯,落腳謝爾比郡,但他也不是個守法公民,而是以偽造土地權狀、綁架奴隸為業,現在成了監察者的首領,首要任務便是為傑克森復仇。
作風高調的韓福瑞斯和麥克魯爾很快就被監察者逮到,在嚴刑逼供下說出了幾名殺手的身分;但老虎吉姆和鹿皮比爾的反應很快,搶先一步幹掉了洩密的麥克魯爾,隨後往休士頓方向逃逸。大批監察者在傑克森的兄弟亨利(Henry Jackson)與代理治安官約翰.米德頓(John W. Middleton, 1808 – ?)[2]率領下直追而來,在蒙哥馬利郡(Montgomery County)與調和者爆發多場火拚,擊斃老虎吉姆的手下布雷索(James Bledsoe),並抓獲鹿皮比爾在內的麥克法登三兄弟,只有老虎吉姆一個人脫逃[3]。
1841年10月,監察者們在謝爾比維爾私設法庭,將鹿皮比爾與他的兄長法蘭克吊死,三弟魯弗斯雖然躲過一死,但也挨了幾十棍。當地居民們對監察者的私刑並沒有太大反彈,不少人甚至認為這場血仇終於可以落幕了。
藉著這次殺人立威,監察者首領穆爾曼實際支配了整個謝爾比郡,監察者的氣焰大漲,將勢力深入鄰近的區域,使得衝突規模不斷擴大,而政府卻拿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依據穆爾曼的妻舅、監察者核心成員伊法連.達吉特[4](Ephraim M. Daggett, 1810 – 1883)所述,穆爾曼槍法了得,戰鬥時不但能使雙槍,還會帶上木棍與鮑伊刀,加上粗通一些文墨,獲得同伴十足信任。
法官漢斯福先前因為傑克森案失職而面臨彈劾,他索性辭去工作,回到瓊斯維爾(Jonesville)的農場躲避仇家,但監察者可沒打算放過他。1844年,一夥監察者聲稱漢斯福扣押了他們的奴隸,逼迫漢斯福交還這些人,漢斯福拒絕之後隨即遭到槍殺。
然而,穆爾曼與監察者們並沒有像樣的治理能力,受挫的調和者們迅速捲土重來,在副治安官克雷文斯與民兵首領布萊德利組織下,兩派人馬火拚越演越烈,三年下來造成數十人傷亡。面對如日中天的監察者,調和者一派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克雷文斯打算和監察者談判,他的支持者又被稱為「改革者」(Reformers),但布萊德利卻堅決反對,並揚言要找穆爾曼單挑,為漢斯福等死去的夥伴討回公道。
1844年7月24日,克雷文斯和穆爾曼締結和平協議,宣稱不再相互尋仇,未來將以保護「善良無害的好公民們」為職志。及於報仇的布萊德利還不知道這件事,他正準備在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伏擊穆爾曼,但卻被穆爾曼識破,反過來設下陷阱,於7月28日在當地共濟會會所門口狙殺布萊德利,兩邊的和平協議僅維持了四天。
布萊德利之死激怒了調和者,他們立刻集結起來,對監察者展開報復,在謝爾比維爾郊外槍殺了落單的監察者成員華金斯(Lewis Watkins),並聲稱這是先前逃亡美國的老虎吉姆所為。華金斯事件讓監察者們開始警覺,當克雷文斯率眾突襲穆爾曼的藏身之處博尚農場(Beauchamp's farm)時,該處早已人去樓空。
調和者們在謝爾比郡四處搜索穆爾曼等監察者領袖,但屢屢撲空,彷彿所有的監察者都同時銷聲匿跡一般。8月初,當克雷文斯等調和者在謝爾比維爾附近的教堂山(Church Hill)聚會時,穆爾曼帶著兩百人突然殺到,將木屋中的六十餘名調和者團團包圍,爆發激烈槍戰,雙方都有數十人傷亡;一些資料指出穆爾曼的夫人海倫.達吉特(Helen Mar Daggett)也投入戰鬥,但通常認為他只擔任偵察工作,沒有真正拔槍上陣。
教堂山之戰(Battle of Church Hill)終於驚動了德克薩斯政府,此時休士頓的總統任期即將結束,但德克薩斯的財政與外交依然陷入困頓,他決定加速推動併入美國的計畫,可不能在這個節骨眼上出事。大法官喬治.特瑞爾(George Whitfield Terrell, 1803 – 1846)受命前往調停衝突,亞歷山大.霍頓(Alexander Horton, 1810 – 1894)和崔維斯.布魯克斯(Travis G. Broocks)隨後率領500位民兵進駐謝爾比郡,壓制任何膽敢鬧事的人。
監察者與調和者一開始還不願放下武器,甚至一度扣押布魯克斯;勃然大怒的休士頓親自趕來聖奧古斯丁,下令逮捕兩派的首領,並強迫雙方簽訂永久和平協議,同時解散監察者與調和者,不願解甲歸田者則編入民兵,長達四年的謝爾比郡血仇內戰在名義上告一段落。
實際上,雙方的首領都獲得輕縱,穆爾曼雖然被送上法庭,但陪審團多是他的同情者,毫無懸念的無罪開釋。但穆爾曼在當地已經無法立足,他與妻子離婚並悄悄搬到路易斯安那邊境的羅根斯波特(Logansport),後於1850年2月14日遭到醫師羅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槍殺,而伯恩斯從未因此受到追究。
兩派人馬的血仇雖然在官方強勢介入下被迫休止,但私下的衝突依然不時發生。有個叫威爾克森(Wilkerson)的調和者幹部在1847年舉辦女兒的婚禮,邀了一些監察者成員參加,但宴會後這些監察者成員個個中毒倒地,10人不治身亡,監察者們隨後當然沒放過威爾克森。
監管者與調和者之戰是德克薩斯史上最早的大規模血仇事件(Feud),類似事件在南北戰爭之後到20世紀初依然層出不窮;這也是美國西部地區早期著名的械鬥事件之一,隨著美國人向西遷徙,更多的西部槍戰與仇殺與日俱增。
[1] 一說他可能只是個遭到波及的路人。
[2] 米德頓於1837年來到謝爾比郡,立場上親近監察者,其晚年留下了一篇回憶錄,記載不少監察者與調和者衝突的軼事,在此可找到全文。
[3] 依據米德頓的回憶,老虎吉姆後來在1842年時帶了一批手下找他復仇,開槍將他打成重傷後逃走,但不久即在路易斯安那偷竊失風被殺,但也有一些資料指稱老虎吉姆躲過一劫。
[4] 達吉特來自加拿大,家族在美國各地行商,1840年落腳德克薩斯,作為監察者幹部參加了一系列血仇火拼,也是少數在衝突中全身而退的人。達吉特晚年參與了沃斯堡(Fort Worth)的建立,這座城市是現今德克薩斯第五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