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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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親愛的恩佐》的開頭，恩佐並不知曉自己即將迎接的愛情，不只是以他處身的法國為首的，來自西歐中心主義的傲慢。恩佐亦不知曉自己的愛情，將與一個不情願的深櫃烏克蘭戰士，以及不明朗的俄烏戰爭，有著靈魂般的綑綁——讓戰爭的鬼魂飛翔，愛走出了西歐內部白人男性的性幻想，慾望走出了青春，回憶走出了牢籠。
「我喜歡拍歷史，尤其是台灣的。」陳玉勳在訪談後如此說道，在這句話的背後，藏著他對這座島嶼深刻的情感，也許這正是《大濛》的精神，在歷史的陰影之下，也有人抬頭仰望天空，而大霧從未散去——它既是 1950 年的台北，也是島嶼的此刻——像是低語的祈禱，在霧裡仍有人惦記時代。
此次專訪，我們與導演廖克發、演員陳雪甄，所欲共同面對的便是如何站在自己的戰鬥位置，回應歷史、政治的撞擊，以及隨之而來的族群、家庭裂解，談論電影之餘，我們更應當看見屬於「目光」的命題：我們如何不被歷史束縛，而能決定生命的根要往哪裡發芽。
「這個世界之所以長成這樣，是因為妳沒有參與，如果妳要改變，那麼妳必須參與。」這樣的自問，也是林予晞對自己，與處身鏡頭之間的對質。春梅，西蒙・波娃，其後還有淑芬，喬平，知君。十年之間，林予晞的生命似乎不停地在轉譯，從影像到身體，從身體到書寫，從書寫道思想。她演戲、拍照、寫字，也讀哲學與社會學。
為了在審查制度下表達真實與慾望，白景瑞以高度風格化的現代主義手法，將敘事轉化為形式與視覺的辯證。他並不滿足於講述一個道德故事，而是透過場面調度、鏡頭語言、場景設計等，以極度視覺化、具備導演意識的電影作品，像那更為深刻的社會關懷提出叩問：不容於世的個體，如何在壓抑社會中，找到生命的出口？
押山清高、藤本樹與藤本，他們對創作的信仰，某程度上是一種誠實的修行，同時也是對於速度、效率的抵抗，這背後或許都是為了肯認與定錨自身的存在，就像少女們的作畫，其實就是為了與世界對話，為了不讓自己消失。而更加成熟的創作，便是將創作視為無物——你不知道創作之神會不會回應你，但你仍然會一直一直畫下去。
在影迷們心中，山下敦弘的電影是什麼模樣？至少，對我來說，山下敦弘的電影並只是「找下一個經過面前的人來當主唱」，而是一種更為踏實的存在，因為他的鏡頭始終捕捉那些迷失方向、四處漂泊的人，致使他的電影本身，成為了迷途者的歸屬。
他的電影裡面沒什麼人哭的，香港導演都不時興拍人哭，眼淚沒人看時根本不是珍珠，王家衛只拍人心底的荒涼。與其說他是香港美學，更有幾分是法租界時期上海的美學，寫的拍的都是整個亞洲人的習慣卑微、在歷史上被犧牲與殖民、故鄉認同是分裂的真相
「廣瀨鈴是能激發導演欲望的存在。」是枝裕和導演說。「她會讓人產生一種『只要是我來拍，也許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渴望。我想持續地，隨著她的成長去捕捉她的模樣，用自己的鏡頭拍下『現在的廣瀨鈴』。直到有一天，她對我說：『導演，差不多可以了吧』為止。」
電影總是在等一個好觀眾，演員總是在等一個好角色，說不出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更像是天時地利人和，都是冥冥中注定好的。Candy 不只是《窄路微塵》的糖衣賣相，更像是與觀眾站在同一陣線探索世界不堪的平凡俗子，在犯錯中再站起來，終於變得有一點堅強。於是台灣影迷開始想要好好認識袁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