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內文寫得非常淺白，整本《基本法》亦不超過100頁，一般人也看得懂。但是既然《基本法》那麼重要，香港又有多少人認真看過一次？

在科技競賽的年代，各國難免要處理公民個人自由和私隱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張力。除了封殺、下架和網絡長城，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呢？

選舉權絕對不單是指「選民能把票投入票箱」這麼簡單，還包括社會在投票前是否有機會選舉進行充分的公共討論等考量。故此，押後選舉的核心問題，不是如何在抗疫與限制公民權利之間取得平衡，而是所拿捏的平衡，是否有利於公民更有效地行使公民權利。

特朗普政府除了打「中國牌」作為選舉策略，更主要的是期望中方的報復行為，以進一步加劇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長遠逼使美國公司自願放棄在華業務，撤離中國。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阿什中心（Ash Center）近日發表的《理解中國共產黨韌性：中國民意長期調查》結果似乎顯示，中共執政的韌性仍存。

隨著韓國瑜在今年6月的公投中被罷免高雄市長一職，席捲華人世界長達兩年的「韓流」就這樣以悲壯的方式結束。韓國瑜被罷免後，民進黨一洗2018年輸掉高雄老巢的屈辱，整個綠營莫不歡天喜地。然而，同樣因此而興高采烈的還有香港的反對派。

警方和示威者的互動一向是一門非常難以研究的課題，但至少過去半世紀的研究均指出，警方以更大程度的武力應對示威——例如從一開始便穿著防暴裝備或使用催淚彈——對緩和事態的作用很小，甚至往往適得其反。既然我們都知道這些都不管用，為甚麼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防暴裝備等強硬的人群管制手法仍然在各地廣泛使用？

反對陣營希望重燃疫情打斷的抗爭活動，複製2019年末區議會選舉大勝的模式，仗著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所累積的聲勢和民憤，順勢在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奪得多數，並主導其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一併奪得香港特區的立法權和行政權。但是反對陣營的如意算盤能夠順利打響嗎？

George Floyd 的事件觸發全球對美國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問題的關注，其中司法制度對警員的偏袒是批評之一。美國法律中的「有限豁免」(qualified immunity) 原則，成為眾矢之的。 上訴法院愈來愈趨向給予警察豁免，也愈見忽視了究竟警察有沒有侵犯了原告人的憲法權利。

法治制度所實現的正義是回溯性的，即只有當犯罪行為發生後，才得以透過司法制度對犯罪人進行制裁。要打從根本處理警暴的問題，必須從警察的執法文化著手，而執法文化背後又反映著社會存在的問題。墮入惡性循環的警民衝突， 已可不能單靠追究個別警員重拾公眾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