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議香港】「武鬥」到「文鬥」：香港政權爭奪戰的下半場

「反修例運動」中，「五大訴求」的最後一項是要求特區政府馬上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該要求與《逃犯條例》修訂並無直接關係，而是延續了2014年「佔領運動」的目標。反對派劍指政權的意圖已經清晰不過。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9月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起，整場運動的本質已經從針對《逃犯條例》的民間示威演變成反對陣營與特區政府之間的政權爭奪戰。「勇武派」有組織地針對各區警署、各個政府機構、內地駐港機構、親中團體和商戶進行攻擊。自2019年7月起，整整半年香港街頭上演了自1967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暴力衝突，若非北京全力支持以及香港警察在前線與勇武派力戰到底，相信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早已倒台。

新冠疫情意外爆發中斷了沒完沒了的街頭衝突，對特區政府和警隊來說無疑是一個中場喘息的機會。過去數月，反對陣營和一些網民都希望令抗爭活動再次燃燒起來，在多區發動「和你sing」、「和你shop」等集會，但是即使在5月27日的反「國安法」、「國歌法」示威中，聲勢和規模都及不上2019年的示威活動，參加人數不多。從一個宏觀視角來分析，疫情的確是反政府浪潮的分水嶺。從2019年7月起到2020年2月初可以理解為香港政權爭奪戰的上半場，這段時期抗爭活動從和平示威和網絡製造文宣的「文鬥」急速演變成街頭衝突的「武鬥」。而2020年4月開始到2021年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則是政權爭奪戰的下半場。從最近抗爭活動的發展來看，反對陣營的整體攻勢已經從「武鬥」重新回到「文鬥」路線。

其實反對陣營回歸「文鬥」是必然結果。隨著局勢的發展，抗爭陣營進行「武力鬥爭」的空間越來越小。2019年下半年，勇武派拿著自製武器在街上與防暴警察硬拼。香港在11月進入了「武鬥」的高峰，勇武派和其他示威者進駐了香港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的校園，與香港警察上演「攻防戰」。特別是理工大學一役，警察把整座大學包圍，封鎖了一切進出入通道，甕中捉鼈。理大包圍戰是「反修例風波」其中一個轉捩點。在新上任的警務處處長鄧炳強領導下，警隊以更強硬的姿態應對勇武派。該場衝突讓反對陣營深深明白到，任憑勇武派再勇武，也難以在武力上勝過香港警察，更莫論短期內推翻特區政府。大規模的街頭衝突最後令「勇武派」付出極大代價，核心成員都相繼被捕。

疫情過後，勇武派的活動空間似乎進一步收窄。經過一年示威浪潮的洗禮，警方處理示威衝突的手法愈趨成熟，再加上北京正制定《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下稱「港區國安法」），而且香港疫情還沒有完結，限聚措施仍然生效，種種因素令反對陣營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尷尬局面。另一方面，美國也因疫情問題和國內大規模示威暴力衝突而自顧不暇，暫時所謂美國制裁只給予外界雷聲大雨點小的觀感 ，可見短期內反對陣營將會更難借助外國壓力迫港府和北京讓步。疫情關係以及港區國安法的震攝作用，令反對陣營難以採用上年「遊行、衝突、民憤、行動升級」的鬥爭模式。失去了大量「和理非」群眾作掩護，只要「勇武派」再有行動，很容易便成為警察的拘捕目標。即使最近在全港各區出現「六四集會」，整體都是比較和平，只有少數「勇武派」出現。目前來看，反對陣營只能透過網路文宣戰對北京和港府口誅筆伐以及在街上擺街站來保持政治能量。

經過一系列的部署，北京已經逐步重掌香港政權爭奪戰下半場的主導權。警察強硬應對以及北京出手迫使抗爭陣營返回「文鬥」路線。距離下一屆立法會選舉只有短短數月，各方勢力都集中精力放在這場選舉。和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情況不同，現時的客觀條件令反對陣營和「勇武派」難以重用去年的鬥爭策略。相反，北京的舉動以及香港警察的表現令整個建制陣營士氣大增，戰意高昂。社會普遍預料臨近選舉之時，支持「港獨」以及其他激進派人士的選舉資格很大機會被取消。現時建制陣營和北京正透過法律手段把反對派一步一步放棄街頭「武力鬥爭」，將其迫回「一國兩制」的大框架，恢復香港回歸前後所制定的遊戲規則。

疫情衝擊後的經濟環境和國際形勢令反對陣營手上的「攬炒牌」和「美國制裁牌」效力打了折扣，目前客觀環境對他們相對不利。基於香港社會長期對內地的不信任，自回歸以來反對派一直保持選舉優勢，再加上民眾對特區政府仍然存有巨大不滿，立法會絕對有機會「變天」。然而，現階段要判斷哪一方獲勝依然言之尚早。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對各方來說將會是一場苦戰。比較肯定的是，香港政局的主導權現時已悄悄回到北京手中。反對陣營借國際社會制裁迫北京和港府讓步的計畫只不過是空中樓閣。

文/丘楚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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