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透過篩選後的國際新聞，認定印度是落後、女性不受重視的國家，但印度並不是全世界強暴案發生率最高的國家，也不是女性地位排名最低落的國家，文化的差異與訊息接觸範圍有限很容易產生刻板印象。

做為一個女人，在印度（三）：社會文化篇

觀點

印度這個急速變化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都市地區受過高等教育，收入穩定、財務獨立並選擇獨身的女性越來越多；然而，在鄉村婚姻作為一種契約，在兩家之間更多是結盟、資源共享，婚姻與浪漫可能是平行發展的雙軌制。

傍晚5、6點站在路邊等人的女性，都有可能被來往的男人注視、挑釁、詢問價錢甚至暴力相向，被視為是明知故犯的後果。這種明知晚歸很危險卻還這樣做的女性，仍會被視為不自重，男性以此合理化自己的性暴力行為。

絕大多數的流亡西藏孩童進入流亡西藏學校就讀。學校經驗塑造了一種群體認同感，對於高流動、多從事非正式勞動的難民群體來說，這種認同感不僅關係著民族身份的塑造，也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社會連帶關係以及歸屬感。

考量臺灣目前面臨的主權爭議、國際地位、兩岸關係和背後錯綜的經濟因素，將政治庇護與難民收容分開處理。出於氣候變遷而流離失所、性別與性傾向遭受歧視、戰亂剝奪生計和因為政治因素流亡的案例各自的性質差異很大。

那些反覆被殖民、辨識與殺戮、統治、平反後又喧鬧的歷史，在台灣這個自由的社會實驗室，形成了多聲共容的對話。

達蘭薩拉的印藏族群衝突主要存在於藏人（Tibetans）與Gaddis兩大族群。Tibetans和Gaddis，兩者都是在印度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藉由不同的身份，獲得印度政府的特別照顧。

當輿論將重點放在難民身上的潛質，亦即他們的教育程度、能力和求生意志，也不能忽略在經歷過屠殺與逃亡後的生命，需要醫療協助與社會資源來重新檢視與連結過去與現在的經驗，或許很長時間才能詮釋出繼續生活的動力。

對於難民，談論心理健康是一種奢侈。如何討論心理健康而不使他們，以及我們落入污名套設的陷阱。

我不需要特別書寫F的民族名稱，我不需要特別點出那是哪一個國家。類似的情節，類似的美好的、充滿勇氣的生命遍地可尋。

台灣若是公開立法收容難民，能夠讓我們在國際社會中被承認是一個國家（country），因為在收容難民使國家主權的定位實現。我們是沒有選擇之下的出生在這個島上，但我們不能夠拿著別人的生命來取得自己的利益而生存。

這些老師們相信佛法的文化就是慈悲的文化。他們認為，正如同達賴喇嘛每年舉行的教導中，不斷詮釋教育的意義與目的——教育不是去定義慈悲，而是引導學生去習慣、去上手如何表現它的方式，內心的慈愛是可以被教育的。

個人的人生總是被捲入宗族的、團體的、社會的、國家的、區域的，乃至全球化浪潮的宏大敘事中。遭遇與決定對個人的意義，往往也是在某個特定脈絡形成的文化當中被建構出來，之後不斷轉型。

熟悉歷史的我限縮了自己的視角和創意只專注地看同一種東西。沒有歷史包袱的他們則在那個當下悠遊於自我與工具創作的過程中，練習說著一種我不再懂得的語言：純真。

難民能不能談戀愛？難民像你我一樣，慾望是本能，不管是對於有形資產或親密關係。人們偏好在同甘共苦情境下相互扶持的故事，卻對身份地位不平等的情感關係多有揣測。愛情之所以為愛情，一定要純粹無涉世故嗎？

攝影機和採訪，特別是那些追尋了難民一路遷移，捕捉路途上眾多難關與感人時刻的素材，有多大程度上美化了、也客體化了難民，並將他們視為是一個概念上通則化的群體，而缺乏了對其中存在差異性的預設？

身為一個研究者，對於田野倫理的自覺是接觸、訪問、紀錄、拍照以及後續的發表，應該完全按照受訪者的意願，更應該盡保護的義務。但在瞬息萬變的現場與政治環境中，我們如何能夠辨識此刻所下的決定是最佳選擇？

沒有國家的人定義有很多重層次，法律上嚴格的定義，是無國籍人士。個人主觀上的定義，如國家遭遇戰爭或其他因素使其完全改變而無從認同的人，或認為自己屬於只存在於想像中地方的人們…。可能性是無窮，因為人會發明意義，但這些報導的主角都會是難民；承受苦難的人民，而造成苦難的原因是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