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可安頓的他方：如果有一天，台灣要收容難民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難民法？」這是我在去年夏天接受龍應台基金會《思想地圖》計畫的贊助，離開台灣上路旅行時追尋解答的問題。

我不是學法律的人，我不太清楚法條該怎麼寫，才能確保沒有人會被法條制定時所沒有考慮過的案件擊倒、受傷、生命的損失得不到補償。「受傷」寫就之後，在執行層面、在輔導層面、在解釋法律成為所有法條適用者必須具備的常識時，蝴蝶已經從捕蟲網中飛走，牠的生命有牠自己的過程。而執網的人，總感到無限失落。每個人可能都有那樣一個夏天，那個夏天讓我們日後多次想起，想要藉由自己採取行動多做一些什麼，來滿足這些「失落」——生命的失落，因為生命從來不在自我的掌控之中。

有時候，我想，如果要給我們的島一張出生證明，出生證明上要填的出生日期、出生地會是什麼？我們現在只有一本護照，護照上只有發證的日期、從哪裡發、然後在護照的磁片裡，機器能夠感應讀到身份的安全，或不安全性。台灣人拿著這本護照，幾乎可以走遍世界各地，但總到不了「家」。

被丟棄的孩子

有一個女孩，她出生在大武山一個部落，小時候，家裡很窮。她的父親跟鄉里的保正經常一起喝酒，保正是個漢人，為日本人工作，經常借酒澆愁。女孩的父親很同情他這位朋友。保正說：「要是我有個孩子，那會讓我的生活變得比較有意義。我太太也想要個孩子，但我們就是沒有，所以太太憂鬱的表情，讓我很害怕又更沮喪，我才會每天坐在這裡跟你聊聊，把自己灌醉再回家。」女孩的父親於是說，「我有好多個孩子啊，男孩長大後可以幫助我在田裡工作，女孩總要嫁出去，不如我把一個女孩送給你吧？」

那個被送掉的孩子，一生可能一直都在問：為什麼被送掉的是我？

女孩長大之後變成鄉里間唯一一家雜貨店的看板小姐，她恪守本分，兢兢業業，生怕養父養母會再一次拋棄她。時事變化，她看著來店裡買東西的人，開始出現許多外地人。外地人似乎都非常有權，也有錢，他們看她的時候，總是稱讚她青春美麗，他們毫不掩飾地表達，自己想要登上那艘乘載她生命的船。而女孩可能像一隻渴望從自己身世中解放的蝴蝶，欣然嫁給了一個她認為信得過的人，兩人前往龜山島開墾，又到台北當警察，自己買房不住眷村。

直到她發現，他生命中還有另一個女人，那個女人活過了文化大革命對黑五類的清洗，被送進豬籠浸水後仍然活著。她打算把自己的丈夫送回給那個因為「婚姻身份」而遭「意識形態極權」折磨半生的女人，丈夫的身體已經幾乎要被罪惡感毀滅了。

女孩成為老婦人了，走過這一生的勤懇冒險務實與忠誠，她對自己一生的懊悔，就是那個因為沒有「什麼」，而使她沒有權利享受幸福的關鍵。她認為，那個「什麼」是金錢。她一直在追尋，成為某個人生命中「唯一且最重要的他者」。現在她的記憶因老邁而退化了，她經常不動也不吃也不說話，我不清楚，她是否真的已經累了，不希望我們打擾。

島上的人

有一個男人，他出生在1920年代的中國，自家有田有老婆有個兒子，還有母親。但他出生在一個不和平的時代，他被逼著要放棄一切，只帶著自己的身體上路，被迫加入軍隊去殺掉另一個明明跟他自己年齡相差無幾的人。有時候，他也很想毀滅掉自己，他一點都不快樂，感覺活著沒有什麼意義。但是他記得，自己曾經擁有的一切，他想，等到戰事平定下來，我就要回家；因為要回家，所以我得要活著；為了要活著，我必須保存我自己。所以就在每個辨識是否需要保存自我以繼續生存的處境中，開殺他者。

但是機會沒有給他時間回家。他就算回家了也待不久，他的家人可能都不在了。如果是被其他人殺掉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復仇。他就這樣在一個等待的過程中登上船，慶幸自己還活著，慶幸自己不是自己一個人。然後在權力的指使下，他們要去一個島，在那個島上可能他們也待不久。

在那個島上，他藏起了自己過去的身份，當兵時收著的信物，過去的戰友，現在是鄰居。他一直覺得非常寂寞和孤獨，他決定找一個女朋友，然後這個女朋友如果能夠接受他全部的樣子，那他就跟她結婚。他有些同袍則在戰亂中，感覺必須要擁有更多的權力去控制、更多的金錢去滿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在尚沒有明定規則前，先佔有了所有他們能夠控制的一切。假如戰場上殺人不犯法，那麼上岸後所犯的，全都不會被當成罪。他們只要能夠在接下來確立的系統中掌握定罪的邏輯，那麼，自己就能被安然保全了。

這兩個人，只是島上居住的許多人當中的其中兩個，他們一位已經被埋葬，一位仍然在呼吸。

在希臘東南方的小島，生活是跟著對岸一起過的。歷史上，至少是書本上讀的，兩方面的交流一向熱絡，定居不同岸的兩邊各取所須，以至於蓋的房子、畫的區域、人血液裡流動的基礎因素（可能），也都非常相似。人總會死，若有生養孩子，就把自己生存守則的精華教給孩子；這樣，自己的人生在自己死後就得到延續。

可是，自從生活中有了各種邊界，分清楚我們跟他們，問題就來了。住在島上的人，海洋就是邊界，機場港口都是邊界上的門。在希臘那個小島，他們看到一群不尋常的人，沒有從尋常的邊界出入口過來，反而是從海浪中出現，坐著一艘看起來隨時要下沉的船，哭號著、求救著，認為自己再不上岸就沒有地方去了。

小島上的人感覺到，這是不對的。島民可能對自己說：

「我認為世界上的規則是由神制定的，我依照祂的規則進行詮釋。我能夠逃避這些難民船嗎？或許不能。從我住的房子，窗戶一打開，就能夠看見讓我感覺到痛的畫面。畫面一旦看過了，就無法忘掉。我想起我在船上的感覺，搖搖晃晃，些許畏懼著海洋，努力將自己導正在自己想去的方向，不確定是否能再次上岸，每次上岸都是一種重生。我不知道這些人到底要去哪？他們來這裡是要找尋什麼？但是他們看起來是想上岸，所以我盡我所能，幫助他們吧。我決定要付出這個代價，為我的決定。

 

他們的一切都讓我感覺很害怕：他們的長相、說的語言、說話的習慣、對待彼此的方式。啊，他們說我來自敘利亞，我的國家有戰亂了，所以我來，請給我保護。我說好，你來自敘利亞，我在我的筆記本上寫著，那麼敘利亞來的人，大約可能是戰亂的因素，我們需要給予保護。

 

他們說，我來自貧窮，我真的在那裡活不下去了。看著他的臉，他的身材，他的膚色，他的骨骼發育和精神狀態，我實在沒有辦法判斷他們是否在說謊，但是我們島上應該還有吃的，好吧，你留下來吧。他們說，我生活的社會希望我死亡，希望我變成另一種人，我不想死，所以我逃來這個地方，請你收留我。島上的土地已經漸漸滿了，種的食物不是有毒就是沒有辦法準時送到餓的人手上。我轉頭問我後面的，旁邊的人，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敘利亞難民船。Photo source : wikimedia CC BY Public Domain

島上的其他人說：「我們這個島，在各種地圖上都沒有，就算有，名稱的標示也很奇怪，我們出海去捕魚的時候，遇到別的船，他們明明都看到我們了，都當作我們不存在。我們為了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只好不斷地把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創傷，我們的文化，兌現成資本，去參加一場賭局。賭輸，我們的土地可能也會被沒收，賭贏了，我們可能可以打破一種創造不平等的秩序。」

這個問題的本質，在於人是否甘願自我犧牲。而不參加賭局的人，在這種舊的秩序中，就不會被喊出名字，只能做個工具人。自己畫一張地圖，其他人卻不用，這張地圖就只是一張畫，不是地圖。捕魚的時候遇到別的船，那船跟我是一種浪漫關係還是一種現實競爭關係，必須要從過去相處的經驗、那船的樣子、那船可能看我的樣子，加以定義，並且明確地溝通確認。

法律的問題

法律問題應該在現實的基礎下定義。

難民來了，他們要住在哪裡？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了一個能令他們感到安心、合適、安全的住所？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了能夠與他們溝通的翻譯？我們是否已經設想到了，他們可能是要來利用我們的制度，讓自己過更好的生活？我們是否已經設想到了，當這個島可能會被淹沒，土地、飲水和空氣都變成稀缺資源，大家都活得很不健康、很不開心，想要所有人都一起工作解決問題，但這些後來的人，可能會拋棄我們先離開，去另一個可以安頓他或她自己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台灣若是公開立法收容難民，能夠讓我們在國際社會中，被承認是一個國家（country），因為在收容難民的事實上，國家主權的定位得到實現。我們過去出生在這個島上，是沒有選擇之下的結果，但我們不能夠拿著別人的生命來取得自己的利益而生存。

收容難民，就是準備對這條或這些生命負責；若不打算負責，難民法的訂立不會有意義，只是在島上製造更多衝突與仇恨而已。身份的認納（recognition）有不同的層次，不能因為一個人，就看不見這個人背後多重層次累積起來的身份。法律身份必須被拆解，法律才能保障立法前繳納稅金參與立法程序的一群人，以及法律訂定後受保障與約束的一群人。

而難民在台灣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呢？

（本文曾於2017/05/09刊登於天下獨立評論）

封面圖片來源：wikipedia CC BY 4.0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