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訪問1992年藏人殺死印度人事件發生所在的印度聚落，當地人的說法已經受到20年來時間變遷的影響而產生變化。1992年發生的悲劇起始於一樁細故，在一場電視轉播的板球賽加油現場，幾個藏族年輕人為印度國家隊的死敵巴基斯坦國家隊伍加油。
雙方喝了酒，來自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一言不合爭吵之後，演變成肢體衝突。最終一名年輕藏人男性持刀殺害了其中一名年輕印度男性。族群之間的經濟競爭關係、長久相互容忍、未被處理的文化差異與不理解，引發了後續當地印度社群抗議，燒毀藏人商鋪與汽機車，要求達賴喇嘛與整個藏人社群移出達蘭薩拉（Dharamshala）。
印藏族群之間，一道看不見的傷疤
如今，當我再向當地藏人問起這件事情，憤怒的情緒與對印度社群的不諒解已淡化，多數人不清楚事情細節（因為達蘭薩拉本身就是一個人口大量流動的難民社群中心）；絕少數人會大方承認，當年犯下殺人罪嫌的確是一名藏族男孩。多數人的回答相當朦朧：那是一個有蒙古面孔特徵的男子，不能確定是否就是藏人。受害者家庭現今已不願意談起這樁悲劇，他們的鄰居告訴我，那就是一起酒後衝突事件，並未對藏人與印度人之間和平共處的關係造成劇烈改變。在兩種不同態度的迴避之間，族群衝突對所有居民所造成的傷痕已癒合，卻不會輕易被遺忘。
2015年的事件中反映出的細節更加複雜，除了國族主義，還有男性之間對於追求異性的競爭。「她為什麼要獨自去男人家，而且待到快晚上11點才要回去？」T和我喝著熱茶，在天光中坐在地毯上以新聞做早餐。「妳知道，有很多謠言。為什麼那個印度人會在爭吵後又折回來捅刀要殺死那個男孩子？有謠言說，可能是過去在學校的時候（印度男孩也曾經在西藏難民學校求學），那個藏人女孩和印度男孩交往過，這是一樁情殺案件。」
不同族群與不同文化，兩小無猜的年紀，如何定義交往，可能就像如何定義情愫那樣困難。然而對從事教育工作的學校老師來說，談起這樁殺人案件，彷彿在否定他們長期以來將佛教思想灌入學校品格教育的努力。這些老師們相信佛法的文化就是慈悲的文化。他們認為，正如同達賴喇嘛每年為學生們特別舉行的教導中，不斷詮釋教育的意義與目的——教育不是去定義慈悲，而是引導學生去習慣、去上手如何表現它的方式，內心的慈愛是可以被教育的。
老師們從過去自己所學所操演的這套文化，加上自己的理解與詮釋，在學校中所建立起的信任關係與圍繞著佛教思想的心性，或許無法遠行至學校以外的場域。人都需要一套價值以釐清思想的路徑，對於這些老師們來說，對於學生之間相互殘殺的行為，只能用「酒後失序」來解釋。對於曾在那所難民學校學習與教學的我來說，或許我用酒後失序來解釋，也反映出了我的思考無法跳脫被同化的後果，或者我不願意改變我對人性的預設。
「那名印度男孩的父母親也很悲慘，」T說，「男孩的父母在安多村（McLeod Ganj，安多人聚居的小區）有棟房子，原本一直租給藏人，兩老靠收租金維生。事件發生後，安多村群情激憤，要求房客們全都搬出他們的房子以表示抗議，現在這個家庭既沒有了兒子，也沒有收入，真可憐。」
如何從不同文化中，尋求共同的特質？
如果一個人，以慈悲心作為定義文化身份中一項重要變因，在同情（sympathy）、同理（empathy）、同在（solidarity）的三種層次上，會產生什麼樣的意義與情緒反應？若是一個群體，共享這個文化身份的定義手段，在群體與群體之間劃界的過程當中，情感與法（dhárma）將如何決定主體的見解？又將如何約束在邊界上流動的心智？慈悲心的面貌是基於一種人道主義的共感或者是信仰，又或者只是教義的無心操演？對我來說，不做價值判斷的方式是傾聽，然而在我書寫的當下，我的價值觀又會展現在我如何敘事當中，令讀者獨自評斷。
來自尼泊爾的藏人N，出生在1991年的他沒有尼泊爾政府核發的居留證（1990年之後，尼泊爾政府不再發新的居留證給流亡藏人），用藏人行政中央（CTA）核發的身份證明，取得印度政府核發的國際證件（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到印度求學；雖是難民，繳的卻是外國人標準的學費。他告訴我，這些衝突事件發生的頻率與次數，其實比登上報紙的還要多許多。我們應該用平常心來看待這些族群之間的紛爭，絕對要避免創造族群刻板印象，並且對司法保持信心。
在社運團體為年輕人煮飯的廚師阿姨一開始時對我說：「我們活在別人的屋簷下」。當我們一起做了一道菜，心情放鬆的她才說：「這些印度人很壞又自負，他們欺負西藏人，也欺負外國人，受不了西藏人過得比印度人還要好（They cannot stand Tibetans doing well），我們的領袖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是哈佛法學博士，一定會出來為藏人主持正義。」
在那個深秋寒冷的安多村深夜街頭，當兇殺案發生、女孩尖聲求救時，聞聲救苦的是一名藏族跨性別者Mariko。或許經常跨越邊界的人，對他們來說，所有邊界都可以嘗試越過；或許對於生存的每分每秒都能清楚意識到壓迫的人而言，對他人的苦痛特別敏銳；也或許，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不同時，在差異的基礎上，都帶有一種謀求普同性的本能。
吃完早餐，T換上藏裝去上班了。我忽然想起自己把筆電放在了巴士上，連忙聯絡朋友的妹妹在上班途中騎機車繞道巴士站趕緊幫我詢問。繳給巴士司機100元盧比的「保管費」，我回到Hotel Tibet的麵包店，向老經驗的印度侍者點了一杯咖啡，看窗外人潮流動。藏族行人手上的念珠和印度旅客車尾窗上的溼婆神像彷彿在說：問題存在若是常態，人們自然會尋找心靈的依靠。當所有符號的聒噪沉澱下來，色無本性，所以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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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圖片來源：林汝羽
編輯：葉菀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