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對年齡接近的人時，我在心裡總是會忍不住驚訝生命與際遇的無常。
每天在生活中我們都在扮演某種角色，在工作場所，在家庭中，在同儕聚會，或者在興趣小組當中。甚至當我們獨處的時候我們也在思考著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超級市場大排長龍的結帳隊伍中，在等待紅燈的那幾分鐘，在獨自和骨骼與引力奮鬥的長跑過程中，我們會自然地想起那些關於我們曾經在生命中做過的選擇，選擇時影響我們判斷的動機與環境，那些選擇或許發生在當下，或許發生在過去，或許是不久之後的未來。
我第一次聽到F自述生命故事的時候大概是那樣的一個時刻。F的年齡和我相仿，當她在寫作中陳述她搬遷的過程、求職的挫折、跨越國境的艱辛和戀愛的甜蜜，我在那個冷冽的山區春夜，像被大錘一記敲醒，警醒地思考我應該如何面對F：我必須扮演好我的角色繼續教學的責任，然而我能同情或能理解，她的書寫背後包含什麼樣的情緒，以及此刻她面對生命有多麼疲累。
或許我們的生命本該是自由而無依的。然而我們出生在結構中，我們成長與學習過程當中可以接觸到資源在我們出生前就已經被決定：像是母親的教育程度、接生團隊對於變化與危機的反應、我們居住的社區地理位置、我們這一生將會將哪一種語言當成是母語、當夜晚反覆難眠我們會想念哪一種童年風景。
F來自一個我只在網路上看過圖片的地方，我只能用我旅行時的記憶想像那裡的風光。當我還在大學裡半工半讀困惑掙扎於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樣的人生時，F的生命風光明媚，她的家庭、同儕和鄉里都認為這位美麗聰明的女孩將要開展一片璀璨人生。當我從首都圈獨自出走往海岸線安靜地追尋內心平靜時，F搬到北京，第一次正面遇擊針對她的種族身份的歧視。身為一個被異國化，被邊緣化，娛樂化的形象，F的女性身體當然而然被認為是一種陳列的工具，她找不到可以發揮她才華的工作，被迫在餐飲場所表演歌舞娛樂消費的貴賓。
當F決定要離開這個困局的時候，她又面臨了另一重歧視。身為這個國家的少數民族當中經常被當成分裂份子的族群，她沒有任何社會資本像是顯赫的家庭或者某些可以動用的關係能夠協助她申請到護照。公民申請護照這樣受到法律規定的尋常權利，在這個國家的少部份人口身上卻無法實現。
於是當我在文字中一筆一劃揣摩F的心情時，寫在日記本上的練習並不只是工具性的文字遊戲，它有時候表現的是在共同工作生活的過程中進展的默契。如果我來自那個地方，或許我也會有一樣的忿忿不平，或許我也會願意甘冒極大的風險尋求另外一種不受壓迫的人生。
